后　记

    如果时间倒退十年，任何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不会相信，不可能写一部柴德赓先生的年谱。虽然我是柴德赓先生的嫡孙，从小随祖父生活在苏州，但那是成年前之事，加之又愈数十年，对于祖父的记忆是模糊的，不可能完成这样一项任务。在我的学习工作经历中丝毫没有从事文史工作的痕迹，要写年谱这样一本专业性很强的学术工具书，是何等艰巨的事情。

    十年来我应聘于苏州大学，为了出版《柴德赓文集》，从事有关柴德赓先生书稿、信札、诗稿、日记、札记和古籍点校的整理工作，从中学会了不少史学研究的方法。有人讲，柴念东是有老师的，这个老师就是他的祖父—柴德赓先生。虽然我没有登堂，而后入室，但也可算是略窥其门径了。当然不是老师直接口授于我，而是我从他娴熟书法堆积起来的文章、笔记、书札等手稿中逐步熟悉的，这也使我有与祖父对话的感觉。这样一点点地积累起了做学问的路子，现在终于可以动笔写这本《柴德赓年谱》了。

    1963年4月17日，柴德赓先生在给陈璧子（我奶奶）的一封家书中这样写道：

    小弟给刘一信，说看见《通鉴》小册子，他能看懂。小毛在这里也拿走一本看去了。我以前未着意培养孩子学历史，现在看来，也算缺点，将来看小东如何了。

    祖父柴德赓先生是史学名家，但他的子女没有一个学文史的。在此通信中，可以看出他已经注意到家学的传承。从苏州到北京后，我进的是实验小学（原来的北师大附小），进而的目标是北师大附中，最后进阶北京师范大学，这是一条设计好的求学之路。然而祖父于“文革”中的逝世，也关闭了我的文史之门。于是“将来看小东如何了”那句话，成了我的一个心结，也成了一种召唤，召唤着我要做些什么。

    悠悠数十年过去了，我一直是个“不肖”的理工科生。直到2007年苏州大学召开柴德赓诞辰百年纪念会、学术研讨会和展览会，我才开始关注祖父的学问。于是从《百年青峰》读起，我逐渐对柴德赓先生的学术地位有了认识。我开始理解奶奶了，理解她为什么在祖父去世后不遗余力地联系他的朋友、弟子，抢救挖掘他的遗书遗稿，并最终完成《资治通鉴介绍》、《史学丛考》和《史籍举要》三本书。

    1986年，和我一起生活了32年的奶奶走了，父辈们，特别是我的叔叔、姑姑们薪火相继，又完成了《柴德赓教授纪念册》、《青峰学记》、《柴德赓书法选》和《百年青峰》四本书。

    2011年，我自己也快到耳顺之年了，觉得也应该做一些弘扬祖父学术遗产的事。2014年我受聘于苏州大学，从事柴德赓书稿、信札、诗稿、日记及古籍点校的整理工作，遂沉潜于他的文字书法之中，日居月诸，居然也从中学会了不少史学研究的方法和路子。虽然没能亲炙于他老人家，但这种“私淑”也算是弥补了我长久以来的遗憾。虽然还远没有登堂入室，但积渐之下，也略有一些心得体会，并且在诸位学者前辈的指点与鼓励之下，很快整理了《青峰草堂师友墨缘》。继而陆续整理了《柴德赓点校新五代史》、《青峰草堂往来书札》、《柴德赓来往书信集》，参与了《史籍举要》（修订本）、《史学丛考》（增订本）、《宋辽金元史讲稿》、《清代学术史讲义》、《宋辽金史讲义 资治通鉴介绍》、《书目答问补正》（批注本）、《青峰学志》、《柴德赓图志》等书的整理、编辑工作，并参与《柴德赓日记》、《柴德赓手稿集》的整理工作。

    年谱是我们了解前人的工具书。柴德赓先生曾谈到，作为历史研究学者写一个古人年谱是必须做的基本训练，也是深入全面了解一个人、一个交游圈、一个时代的门径。一个文化名人是因为他的学问精深、他的广泛交际而著称于世，了解他还可以从他的朋友、师长、亲属中得到旁证。现在看来，这正是他的“夫子自道”。1966年1月4日《柴德赓日记》中透露，他写日记的目的，就是为编“年谱”做准备。于是他留下了宝贵的日记（今天看来），虽然丢失部分，但总体完整，主线未断。

    为后人编写这本《年谱》创造了基本条件。柴德赓先生交游之广恰恰成了一把了解他的钥匙。因此，在撰写年谱时对人物关系加以注解，以便读者查询验证，这是《柴德赓年谱》的一个特点。

    年谱是工具书，要求时间、地点、人物准确，本书的侧重点是介绍柴德赓先生的交游，人物关系是主线。年谱的取材主要来自柴德赓先生的日记、诗歌、书信、著作、检查和档案材料及实地考察，还包括他人的回忆录、纪念文章和与他相关名人的传记、年谱、年表等。当然会有不详尽和取舍不当的地方，这些需要在今后使用中加以充实。

    通过整理年谱，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在我脑海中展现出来：柴德赓先生有史学研究的贡献，这是他1949年追随陈援庵先生治学部分；也有对民国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后思想改造史研究的贡献，这是他的亲身经历。他以一个历史学者的角度，基本完整地记录了时代变迁与他个人的思想历程，而主观和客观的条件，为我们保留了系统而丰富的资料。这也是我编撰《柴德赓年谱》的目的之一。

    柴念东

    2017年9月27日　成稿于苏州大学子实堂

    2019年1月31日　修改于北京草之堂

    2022年12月31日　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