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德赓——从参观土改中我认识了地主阶级
来源:    发布时间: 2018-04-23 10:49   1177 次浏览   大小:  16px  14px  12px
这是一篇由柴德赓在1951年参观土改后的总结文章。


    我这次到中南区参观土改,从实践中得到很多教育。我出生地主家庭,虽然二十多年来和家庭没有经济关系,北京解放以来,经过不断地政治学习,我也要求站在农民这一边,可是,对于地主阶级本质的认识还是模糊的。就是说,在理性上,我反对地主阶级,在感情上我没有痛恨地主阶级。直到参观土改以后,我才真正认识了地主阶级,真正痛恨了地主阶级。


    一、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

      地主是一个压迫阶级,剥削阶级,这点我是知道的,究竟压迫到什么程度?剥削到什么程度?我以前是了解得不具体的。到了湖南衡山县,知道白沙乡土改完成后,全乡七四一户中地主占四十九户,半地主富农三户,富农八户,中农一四四户,贫农三二四户,贫民雇农一八二户,小地主出租者三十一户。全乡土地六六二七亩,地主占有百分之五十六,祠堂、公田占百分之二十二,总数为百分之七十八。听到这样高度集中土地的数目字,简直有些怕人。

      进入松坳乡,区长程五云同志介绍这乡情况,说经济剥削有七种方式:⑴高租和押租,⑵高利贷,⑶抓丁勒索,⑷请工不给钱,⑸逼租夺佃,⑹管理公堂义谷,⑺仗势处罚农民。这些剥削是在地主的政治统治和经济统治下进行的,两千多年来,农民被压迫在最底层,为地主阶级做牛马,过着最悲惨的生活,连喘气都不能,何况翻身。在参观过程中,我们访贫问苦,有更深的了解。

    地主以剥削农民起家,将田地租给农民,租额很高,那是可以想到的,居然高到十七担谷收入的土地,地主要收十四担租,农民只有三担生活,真是岂有此理,无怪农民说地主是吃血虫。租田要押金,湖南很普遍,也很复杂,总而言之,是一种额外剥削。衡山农民除交田租外,普遍租十亩地要先交现洋一百至一百五十元作押金,高的到二百五十元。像松坳乡刘长泽佃种地主谭庆元六担租,交不起押金,就得交九担租,他母亲每年交租时在家里哭,有一回少了四两谷子,地主还去要,说四两谷子要喂鸡吃。这样,逼得农民为要租得土地,必需先借一笔债付押金,地主累积押金,又买土地,地主越富,农民越穷。这种押金,应该退还农民,是天公地道的!因此,湖南土改期间退押金是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也是斗争尖锐的问题。

      高利贷是地主最方便的剥削方式,如松坳乡萧心云上半年借了地主谭承文银洋一〇七元,谭承文以谷子折成银洋,秋后谷贱,又以银洋折成谷子,一年以后,搞成五百元。四六年饥荒的时候,上半年谷子贵到银洋二十几元一担,秋收后只值三元。顾彦生借了地主聂岳魁两担谷,两个月后要还八担。也有人说:“地主放债这样利害,农民不会不借么?”不知地主控制了农村经济和生活资料,农民不借,就得饿死,我们只能对农民“剜肉补疮”、“饮鸩止渴”的悲惨生活,予以同情和支援。

      地主是这样一个凶恶的阶级,良善的农民,多少年来,在地主阶层压迫之下,经常在饥饿线上挣扎,我们有一天和贫雇农积极分子唐文修谈话,他解开旧棉袄给我们看,里面没有小褂,又告诉我们早上出来开会,家里妻子儿女六口盼望他带来回去吃晚饭,因为开会时间长乐,得马上设法回家去,我们就立刻觉得这问题严重,这样办呢?有人提出马上替他解决困难,老干部却很冷静,让他先回去,说正月没有饭米的情形很普遍,他们已经挨了很多年,个别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要帮助农民翻身,就是为了这个。这又使我们深深体会土改工作的刻不容缓。事实上,农民有活到三十岁没穿过棉裤的,也有已经四十岁了,还和母亲盖着一条被子的,城市知识分子不深入农村,怎能相信天下有这等事!

      我们参加几次斗争大会,听到农民诉苦,哭成一团,增加我们队地主的仇恨。尤其谭庆元这个地主,可以说集封建剥削之大成,农民斗争他的时候,全场不断喊出怒吼般的口号:

    恶霸地主谭庆元呀!剥削农民多少年呀!

    算出来的血汗谷呀!滴滴斑斑要归原呀!

    地主是个吃血虫呀!欺压我等贫雇农呀!

    不还我们血汗谷呀!坚决斗争不留情呀!

这种用七言四句叫口号的方法,我们觉得很特别,这个“呀“字,大概就是屈原《离骚》那个“兮”字。当地农民的斗争形式中,这样的口号,是很自然的,是有雄厚的力量的。农民们在控诉中怒吼,我们的血管也在紧张,我们完全融化在农民的队伍里了。

      农民从前在地主压迫之下,连正眼都不敢看地主,现在,面对地主,在几千个拳头高举,全场一致支持的正义斗争之下,向地主要债,对地主说理,有时愤怒到了极点,打地主一两个嘴巴,这是一场非同小可的斗争。在衡山石山乡,划阶级的时候,地主刘大成说自己参加劳动,只肯承认富农,农民和他激烈辩论,他承认是半地主式富农。农民又和他说理斗争,指出他放水种菜等不算主要劳动,最后刘大成才承认自己只有附带劳动,是地主。这一场划阶级的斗争以后,我们跟随农民到刘家去查封,我看到刘大成所住的房屋和室内用具,比起谭庆元来,差得很远,可是比起没吃没穿的贫雇农,是强得多。农民们在划阶级中,分清敌友,根据政策坚持有主要劳动力才算农民这一点,是正确的。这是农民和地主的分界线,这是最公平合理的标准,这是坚决不能让步的斗争。

      在这些场合中,我也时常联系到我的老家,想起我的老兄 ,他有一肚子封建思想,他希望我做官,希望我发财,我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他很不满意。虽然我和他思想距离很远,但我对他还是有感情的。到了一九四九年秋天,他被管制,失去自由,写信、打电报要我设法,我抱定宗旨不能因革命革到我家而动摇,只写信回去,相信人民政府不会冤枉好人。不过,我对他也还有些宽恕的想法,觉得他土地不多,并没有出租,也没钱放高利贷,只是雇工种田,剥削大概不算重,可能不算地主。现在经过了参观反霸斗争,划阶级,征收没收之后,我纠正从前那些错误的想法,清楚地认识专靠雇工,自己不劳动,就是剥削寄生,应该打到,何况我家从前在农村是有些政治统治地位,怎样不压迫农民,怎样不算是地主?最可笑的,我以前填表遇到家庭出身时,总要考虑一下,究竟自己算不算地主成分?有时看见别人填个小资产阶级,我也填个小资产阶级,这种糊里糊涂不了了之的办法,迹近隐瞒成分。今后再遇到这样情形,我可以毫不犹疑地填上地主成分。我反对地主,痛恨地主阶级,我愿意和农民一起斗争地主,和自己出身地主家庭有什么关系!

    二、地主阶级的顽抗和消灭

      土改的目的,基本上是反封建的,农民的主要敌人是地主阶级,主要的工作,要消灭地主阶级。但是,要从地主手里取出有封建剥削而来的土地,交还农民,要地主阶级放弃剥削,好好劳动,马上向农民低头,不是一件容易事。只要有一条可能的希望,有一些可能存在的幻想,地主阶级是不会甘心的,他们一定要抵抗,要破坏,不论他用什么方式。

      湖南地主阶级中,有很多伪军官和帮会中人,是一种带枪的人。又因为有了一九二七年五月廿一日的“马日事变”,无数农民被屠杀,农民有斗争经验,地主也有斗争经验。因此,在湖南这两个阶级的斗争就格外激烈,换句话说,地主的顽抗,也格外厉害。地主阶级熟读政策书,知道要退押,要没收,早作准备,能远走高飞的就捆载所有而走了,中间也有被农民发现,抓了回来,最远的有从上海抓回来的。不走的大都卖家具,砍伐树木,拆卖房屋,分散财产。我们在衡山、在长沙,参观地主住宅,都是破坏一空,有的连灶上的铁锅和汤罐也取走。衡山第五区地主赵高明把炸药搁在抽屉内,炸伤两个农民。十二区地主唐闢衡组织一百多人暴动,经破获步枪十来支,机关枪三挺。松坳乡地主也组织三百多人的暴动,在天桥乡岩荣庵开会,龙义方、聂岳魁做队长,谭庆元、谭辑珪以酒坛抬现洋去发饷,每人三元,那是我们下乡以前不久的事。

      地主阶级究竟依仗了什么,敢于抵抗、破坏?难道那个躲在台湾的棺材里的殭尸蒋介石还能有所作为?是的,我们看那个殭尸是复活不了的。但是,地主们对这个僵尸是寄以幻想的。尤其抱着僵尸跳舞的美帝国主义,是支持和利用蒋匪来侵略中国的,而地主阶级则当作垂死的救星。美帝登陆仁川以后,地主阶级宣传国民党快回来了,美国原子弹快下来了,三次世界大战已经打起来了,地主阶级有些摇摇摆摆,得意忘形。南昌、长沙地主有把文契照相后才交出来,宁都县干部登记地主财产,地主登记干部名字。常德县贫雇农开会,地主请神打锣放鞭炮。有的地主看家见了五架人民机,以为是美帝的飞机,叩头欢迎。有的地主对土地告别,说:“地呀!我们暂时分别吧!明年再见。”有的地主威赫农民:“留心马日事变!”到平壤失守以后,地主一时疯狂,到处活动,有些地方竟在调查贸易公司货物,准备接受。真是昏天黑地,邪气冲天。直到十一月我志愿军部队和朝鲜人民军把美帝打得落花流水,地主才泄了气,老实一些,却改变办法,暗中阻挠土改,破坏、分散。地主阶级和美帝是这样血肉相连,造谣生事,妄想变天,以美帝胜败消息当寒暑表,坚决和人民为敌,我们只有坚决镇压反革命,才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才能保证农民翻身斗争的迅速完成。

      从这里我又认识到,地主阶级的顽抗是到处一样的。去年十月,我的老兄从浙江原籍来北京看我,我问他土改怎样了?他说:“听他去好了,反正分了也不算。”我问他为什么这样想,他说:“我从诸暨到杭州,经过上海,大家都这样说。”这真使我惊讶,觉得自己有责任纠正他的错误想法,曾给他详细分析形势,说明土改的意义,指出他所遇见的,都是地主阶级,有反动思想,对人民不怀好意,不要相信这些谣言。我又请了一位曾在老区参加土改工作的同志来和他谈谈土改的问题,我还陪他看《中国人民的胜利》的电影片,和《王贵和李香香》的歌剧,他比较认识清楚一些,很高兴,要回乡下去,我再三劝告他不要听信谣言,不要随声附和,不要与群众作对。以后亲戚来信说他思想有了转变,我正在高兴,到我出发参观前,他又被管制了,我也不再过问。[1]在参观土改中结合到实际情况,我又开始纠正我自己的错误思想。当我的老兄和我讲一些反革命的言论时,我总以为是他听信谣言,没有想到他本身是地主阶级,这些是他自己的话也好,是谣言也好,反正是和他自己的思想相结合,是和他主观愿望相结合的。阶级利益对于地主思想是有一定限制的,地主对于土改从心里不会不反对的,这一点我以前认识得很不够,在参观土改中才明确的认识了。

      我在参观土改中,还没有听说和见到真正开明的地主,相反的只听到许多顽固抵抗的地主。因此对于刘少奇副主席报告中说土改是一场系统的激烈的斗争,更有深刻的体会。

      在长沙九田乡,我们参观了没收地主黄其瑞家的斗争,一路上少年团、民兵队,排队放哨,农民整个动员起来,组织起来,除了留给地主食用的一部分外,一起没收,男男女女,抬的抬,挑的挑,编号的编号,登记的登记,集中到一个祠堂里,手续清清楚楚。一方面许多妇女在责问地主,为什么从前那样压迫我们?为什么现在还不退押?地主兄弟俩个和妻妾都哭丧着脸,一语不发。这个时候,如果不能认真了解地主阶级的罪恶,很可能要同情地主。我想起来宋朝范仲淹的话:“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这句话应用到土改上来,就是为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的欢喜,不能顾惜百分之五的地主的苦恼,也就是不能为了百分之五的地主阶级的幸福,忘掉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的痛苦。今天,地主阶级被打倒了,农民都站起来了,这还不是一件可高兴的事吗?

      我是出生在地主家庭的人,在参观土改中时时警惕着,今后更要警惕着,地主的思想意识时时可以阻碍自己的进步,到一定的时候,可以动摇革命的意志,甚至做出违反人民利益的事情。这些事情在土改中是最好的考验,连个别土改干部也有经不起考验的,最基本的原因是家庭利益和国家利益相矛盾,个人利益和人民利益相矛盾,口头革命和实际行动相矛盾,理智认识和感情认识作用相矛盾。要克服这些困难,解除这些矛盾,最好踏踏实实的去参加土改工作,亲自去访贫问苦,亲自看看百分之九十的农民是如何受压迫剥削,是如何消灭地主阶级,他们是如何庆祝彻底翻身,是如何准备提高生产,土改干部是如何为农民服务,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为中国人民长期利益打算,明白了这些道理,就会斩断与地主阶级的一切联系,坚决拥护土改,拥护毛主席、共产党。

      还有一些自以为是公正无私的土改批评家,实际上是受一些地主思想影响的人,有意无意之间,攻击土改干部,为地主喊冤枉,对农民泼凉水,也应该亲自去农村看看,参加斗争会、诉苦会,及农民翻身胜利庆祝大会。究竟是地主对不起农民?还是农民对不起地主?究竟土改干部是农民自己坚决要求的群众运动呢?还是干部包办代替强迫命令的事情?这些,只要一与实际相结合,是会得到正确的认识的,是会受到很大的教育的。

      我参观土改,深入农村,一方面觉得农民的可爱,一方面更感觉到祖国的伟大。衡山县有一八四个乡,我们只去了两个乡;长沙县有一八二个乡,我们只去了六个乡。照湖南省今春进行土改的三十五个县,有六四三〇个乡;照中南区这期进行土改的地区,共有二万四千个乡,我们所去的地方只有沧海一粟。在长沙锦绣乡、和平乡,我们亲自看到农民分田、分房以后那种兴奋,和感谢毛主席那种心情。在黄花区,我们看见农民自动要求参军的热烈场面。在樊塘、百祥、金坨三乡农民翻身胜利庆祝大会上,看见四面八方来的翻身农民,耍着龙灯,打着腰鼓,全场扭起秧歌,从内心里透露着喜欢,当场把多年剥削的文契一起烧了,群众欢呼雷动,我觉得这不止是三个乡,两万多农民的欢呼声,也代表着全中国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的欢呼声,真的地主阶级消灭了,农民彻底翻身了。在土改完成的地区,人民民主的政权巩固起来,反革命分子根本不能存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普遍开展。农村中呈现一片新气象,这种新气象,标识着新中国前途的光辉灿烂。

我从北京出发时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看着两旁山河大地,还不十分觉得怎样。及至参观土改以后,对广大农村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也就对农民有了深刻的感情,尤其松坳乡的老乡们一路放鞭炮欢送我们那种依依不舍之清,每一念及,令人感奋。回来是在隆隆的火车声中,对祖国无边的原野,时时注目凝视,对两旁劳动的人民,对土地上每一颗树都觉得可爱,更觉得我们祖国的前途是无比的光明,我们生在毛泽东时代是无比的光荣。我们应以全力支持和完成全国土改工作,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尤其是出身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应该坚决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斩断与地主阶级在思想上、感情上的一切联系,参加到热火朝天的土改工作中去,锻炼自己,提高自己,和广大农民一道,把封建剥削制度送进坟墓里去。
   
五一年四月廿八日



[1] 柴德赓于五月十七日被镇压(就在写完此篇之后不足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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