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德賡

八月三日一清早，余讓之先生來說，昨晚沈三先生不在了。當時我覺得有些麻木。現在沈先生逝世已經十天了，我體會到嘉興寺[1]裡的一棺淒涼。想起近三四年來在西安至重慶往還的痕跡，說是夢吧，道是一個悲哀的夢，也是一個值得回憶的夢境。

沈先生平生素以朱笥河先生自命，前十幾年有人出賣殿試卷，沈先生單買朱笥河先生的卷子，這是大家了解的事情。朱笥河愛士如命，門下士盛極一時，在當時是學人的領袖。沈先生門弟子遍天下，對於後辈的奖掖扶持，无微不至，在學術上自己有開風氣的魄力，比之朱簡河，略無遜色。我沒有跟沈先生念過書，十幾年來，沈先生對我很好，尤其淪陷之後在後方見面，更覺親切，也更了解。

沈先生是三十一年冬天離開北平的，那時我一點也不知道，以為他在家養病，三十二年一月一日，幾乎照例到他家去拜年，也是合該幸免，中途折回。張亮丞、顧羡季、孫子書三位先生卻因為賀年被敵偽拘押了一個多星期，頓時沈先生去後方變為北平市普遍的新聞。

三十三年二月十三日[2]，我到界首，當天遇著王徵癸、李季谷兩位先生，就知道沈先生的近況。到洛陽後，我決定暫住一時，便和沈先生通訊，三月底輔仁同仁多人被捕的消息傳到洛陽。四月間洛陽吃緊，內人[3]先帶了三個小孩到西安，她到比我先見著沈先生。五月，中原崩潰，我個人輾轉廬氏、終南群山之中，和家人不通消息一個多月。那時敵人西攻潼關，西安人恐慌。有錢的都設法去蘭州、漢中，遠的往重慶跑，內人正在沒有辦法的時候，沈先生親自到湖廣會館去看她，叫她不要怕，萬一有變，一定會通知她，帶她同行，這種在患難之中的安慰，真叫人感激得下淚。

後來西安穩定了些，我已徒步越過秦嶺，到了西安。五月二十八日我去看沈先生，到門口，他正從外面坐車回來，跳下車來招呼，我不由吃了一驚，原來沈先生已是黑鬚子滿腮，長過半尺，不是當年穿西裝的風度，也不是淪陷時期常見的姿態了，沈先生老了。

從前在北平的時期，沈先生負地下工作使命，我們見面只談消息，講學問，論人物，不談工作。在西安可以什麼都談，尤其關於輔仁。沈先生很注意中原戰爭失敗的經過，因為我在亂軍中目視敗狀，他一問再問，對於戰局，只搖頭，認為沒有希望。那時在西安的工作已告結束，要去重慶，六月三日晚上，輔仁校友開歡送會，天正下雨，滿街泥濘，到的人有五六十位，居然有從翠華山步行五十里進城來參加的。沈先生沒有兒子，這些男女學生對他和對父親一樣，，可以反映出沈先生對青年的慈愛，這是很可感動的。

十日那天，沈先生約我和何海秋先生見面，由中原戰爭談到整個國家，沈先生很不滿意當時的社會，何先生說，沈先生究竟是書生，這話連沈先生自己也笑了。沈先生在西安很受軍政當局的敬重，這自然是沈先生的學術地位的關係，也是近年來的一種新風氣，文武大員，黨政要人，都喜歡自附於學者之列，極願意親近學者，互相標榜，因此沈先生穿一件舊藍布大褂，到處受人歡迎，可是人家也說沈先生是名士派。

六月十二日，沈先生離開西安，那幾天風聲很壞，戰事不利，當日車站上很擠，逃難者的緊張，真是觸目驚心，不知後會何日，我懶洋洋地回到寓所。想不到鬼子竟應了諺語“到不了西京”。我們又苟安地住下去，可是高明的軍事專家推測，至少要爬過寶雞對面的秦嶺，方可安全，因此我決定入蜀。

九月十二日，我到了重慶，和沈先生見面，他住在曾家巖石田小築，那是沈尹默先生的住宅，見面第一件事就是給我看一張北平舊友的名單，上面寫著這個被敵人判十五年，那個判七年、五年的，他說：“這是最近的消息，可是將來誰管他們呢！”相對默然了好久。談到時局，他很悲憤，想到北方，又很掛念。那幾天每天見面，他對我去白沙國立女子師範學院教書，很讚賞，感慨地說，幹政治沒有意思，還是教書好！後來他在中央大學師範學院任名譽教授，大概也是這個理由。我問他為什麼不在大學本部而在師範學院，他的理由是中央大學複雜，多是非，躲在師範學院國文系，與人無爭。

白沙距重慶還有二百七十里水路，每天有輪船往來，我們住在白蒼山莊舊友如為魏建功、臺靜農、李霽野、金瓊英諸先生，都和沈先生有師弟之誼，常常輪流去重慶，消息頗不寂寞。

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九日，我下重慶，一連住了十二天，二月六日正是舊曆臘月廿四，我和建功先生又去石田小築，那是貴陽吃緊以後，抗戰最苦惱的時候，天氣又那樣陰森，加以冷風細雨，沈先生想念北平的親友，意興索然。沈尹默先生為了打破這沉寂的空氣，忽然提議，今天反正無聊，大家來做點無聊的事情，這裡四張紙，四個人，四管筆，每張紙上每人用一樣的筆寫幾個字，不必客氣，這張你先寫，那張你就第二寫，每人的次序都有一二三四，筆要用最破最不好寫的，他挑了半天，挑了四管筆，一管是草狐，一管是獾毫，一管是白沙茅龍，相傳陳白沙先生喜歡用這樣的筆，硬得很，出於新會。另外一管是雞毫，我們三人都怕用雞毫，軟得厲害，沈尹默先生比較會用。茅龍揮毫也不好使，反正那天寫的字都不好看，這是存心找彆扭，大家以此為樂。記得沈先生有一張上寫了“朋蓋簪”三個篆字，另一張寫了“歲云暮矣，風雨淒其”八個字，這四張紙，我收起來，在白沙被一位朋友求去一張，還有三張去年回浙江留在諸暨老家了，今天回想起來，這樣的聚會真是偶然，卻有深刻的意義。

二月八日，我和建功先生回白沙，到二十三日，接王大安先生來信，驚悉沈先生咳血了，需修養兩個月，白蒼山莊的朋友，都很著急，建功先生因臺灣訓練班有事去重慶，來信說不妨事，山莊的朋友想接沈先生來白沙靜養，他自己想去成都，卻都沒有成事實。

這年八月，勝利的消息，傳到白沙，十六日那天我又下重慶，去看沈先生，那天他真高興，笑著說：“我預算你要來，我正擬稿給陳校長打電報，一有飛機，就回北平。”當時意外勝利，各部門都手忙腳亂，毫無條理，但是沈先生卻計劃到北平後第一步怎樣，第二步怎樣，這種幻想當時人人都有的。在百忙之中，我們還同去訪尹石公先生，尹先生博雅好談，娓娓不倦，所談消息未必盡確，沈先生說，半是半非，想想也有意思，他們住得很近，談得也很起勁。不久，沈先生果然以特派員名義飛回北平了。

他回北平的一年之中，我們都忙著出川，不暇通信，但從各方面知道一些消息。去年九月，我慢慢地由四川經陝豫回到杭州，再從上海來北平，仍回輔仁大學，我們又見面了。沈先生早已經剃了鬚子，仍覆舊觀，偶談舊事，如同做夢一般，但是新的感慨，又成了談話的資料。

今年四月二十八日，輔仁國文系同學約遊臥佛寺及周家花園，余季豫[4]先生和沈先生都參加，這是很難得的事，從早八時出發，直到下午五時方回，這是我們談天時間較長的一天，大家覺得沈先生精神很好，還約以後常常出城，誰知道這樣的機會以後竟不可得了！

沈先生的學問，和對國家的貢獻，自然有人會褒彰，我只說我與沈先生的關係和認識。沈先生是一個坦白鋼直，熱情而又富於正義的人，對人總是那樣熱誠，可也容易受欺騙，在重慶，他給看一本名冊，記載輔仁學生或畢業的校友，其中很有冒牌的，因為他們說得像，沈先生就給他證明轉學了。可是有一位真是輔仁的畢業生，沈先生教過他的，因為他淪陷期間在北平做過什麼事，沈先生拒絕證明，叫他自己洗刷，這真是“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沈先生的偉大在此！

三十六年八月十三日夜書於青峰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