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綿仲的堂叔楊昭植，是大革命時代的黨員，湘潭工會委員長。馬日事變是被反動派殺害，楊友邁是楊昭植的兒子[1]。

楊漢之是楊綿仲的兒子，楊綿仲是我愛人陳璧子的表哥，楊的父親和陳璧子的母親是兄妹。我1934年在杭州市立中學教書時，楊綿仲在偽浙江省政府任委員，我和陳璧子去過他家。不久，楊綿仲調到安徽省政府任財政廳長去了。1944年9月，我們一家到重慶，準備去白沙女師院教書，在楊家住過幾天，那時他是地方財政司長。1946年夏，我們從白沙到重慶，準備還鄉時，也去過他家幾次，那時他是國庫署長。以後我們從杭州回北平，就沒有和他有什麼聯繫。他是國民黨的官僚，除了和他有親戚關係之外，政治上、經濟上都無關係。

1950年夏，楊綿仲的兒子楊漢之突然到北京。他先找陳璧子的大哥陳伯君（陳當時是教育部部長[2]秘書），陳伯君帶他到我家。我和陳璧子問他是怎麼來的，來做什麼？他告訴我們，他父親現在香港，他在嶺南大學讀書，到北京來是找全國學聯的。他來時沒有帶鋪蓋行李，就住我家。他每天出去，據他說去找全國學聯，找外交部的宦鄉，說宦鄉是他父親的朋友。一晚，從學聯回來，他給我們看他寫的自傳的一部份，關於對他父母的批判，我們認為他對他父親的反動面目，是有認識的。陳璧子了解楊漢之在重慶求精中學時，常常不去上課，到牛角沱一家書店去看書，他父親很不滿意他。從楊漢之的自傳中，知道那個書店是個進步書店。而且知道他的思想受住在家的他（父親的朋友沈四爺的影響，據他說是地下黨員）。因此，對他來找學聯，沒有什麼懷疑。楊漢之在我家住了一些時候（不記得多少天），就到學聯住了。隔了些時候，來對我們說，要到東北去，學聯派他們幾個人到東北工作。他究竟和那些人一起的，我們不知道。只記得又一次他和兩個女同學到過我家。他在去東北工作以前，他告訴我們，他的愛人周薊章從香港來北京，問我們要帶什麼東西，我們就拖他帶一隻鋼筆和一塊手錶，手錶是陳璧子的妹妹陳素子托帶的。過了一段時候，楊漢之從東北回來了，仍說是住學聯，說組織上派他去臺灣工作，利用他父親的反動關係工作上比較方便，陳璧子有個外甥XXX，是比較進步的，在臺灣被反動政府逮捕，她告陳璧子過去後即營救。那時陳璧子要調到學校工作，想買塊裱，楊漢之有兩個手錶，就把他的一個舊手錶給陳璧子，陳璧子要給他錢，他說不要，說是舊的，你先用好了。陳璧子問他，你愛人要來了，為什麼你倒走了，他說為了工作，聽楊漢之說過，他們夫婦感情不是太好，也就不去多想了。

1950年秋天，就是楊漢之從東北回到北京幾天以後，他的愛人周薊章從香港到北京，周是一直來我家的。周薊章的父親周名崇和陳璧子也是表兄，他的母親是陳璧子的表姨，比陳璧子和楊綿仲的關係稍為疏一些。周名崇抗戰前在北平大學工學院教書，曾在輔仁中學教課，和我同事。陳璧子和我一起去他家，那時他只帶他的大兒子周孔章在北京，家眷住在湘潭。抗戰初期，他到城固西北聯合大學教書，途中因病逝世。我們1946年離開重慶前，在楊綿仲家看到周薊章，覺得她對楊綿仲的老婆很巴結，楊綿仲的老婆特別喜歡她，我們和她接觸不多，聽說有個張孝權和周薊章感情很好。後來聽說周薊章和楊綿仲結婚，覺得周薊章年歲比楊漢之大，嫁楊漢之無非因為楊家有錢有勢。

周薊章到北京後，我們就告訴她，楊漢之從東北回北京了，曾來過，說要去臺灣工作。你知道不？她沒回答。她告訴我們，楊漢之走後，她和楊綿仲夫婦為了經濟方面的問題鬧翻了，她母、兄弟妹都在國內，自己也有工作能力，不願再過那種跑金子市場，替人管錢的生活，所以決心來北京學習和工作。我們因為了解楊綿仲是個反動傢伙，獨養兒子一走，他一定很不滿意，楊綿仲的老婆是個尖酸刻薄的人，兒子是他的命根子，兒子走了，和周薊章發生矛盾是可能的。而且楊漢之在北京，她來北京也可以理解，問題是她來了，楊漢之卻走了，我們還以為楊漢之去臺灣工作還會回北京的，也就不去懷疑。周薊章到北京，也去找過宦鄉。周薊章來我家後，楊漢之沒有來過，當時我們夫婦都忙，我白天不在家，晚上很晚回家，我愛人住在學校，常不回家，家裡的人說見楊漢之來找我過。周薊章住在我家，很少出去，我們就要她學習毛主席的著作。

大約在我家住了一個多月以後，周薊章提出要找工作，我們覺得她來北京後，並不到處亂跑，也沒有別人找她，她本是個能幹的人，在偽中央政治學校讀書學的是統計會計一類，這方面的人講，正是當時北京市需要的，但我們都沒有考慮到一個從香港來的人，應該提高警惕，以為是親戚，比較知根知底，我們就答應給她找工作。

當時我家住在松樹街24號，和勞動部相近。勞動部辦公廳主任史懷璧是陳璧子在偽社會局工作時，解放初期首先到軍管會聯繫工作時就認識的，解放後當過民政局長。我們原住尚勤胡同15號，是一家姓李的房東的後院，那家房東把後院都賣給勞動部。一天史懷璧來看房子，見到陳璧子，很高興，說原來是你們住在這裡，這個放置我們部裡要買，你們得協助我們，早日搬家，我們當然答應。史懷璧從這個時候起，和我認識，以後我們搬到松樹街，他星期日或晚上有空，也來我家，談天或下棋。周薊章住我家要找工作，一天史懷璧同志來我家，我和他談起，他說要寫一份自傳。周薊章寫完初稿後，我看過，當時我的水平沒有看出什麼問題，就叫她謄清，送到勞動部史懷璧處，後由勞動部人事處和她談過一次，記得說是部裡不需統計會計人員，也就算了。當時沒有說因為你是香港來的，有政歷問題不用。

不久，陳璧子了解衛生工程局要招考會計統計人員，就介紹周薊章去考。陳璧子認得衛生工程局人事處長方軍同志，因接管光華女中一個學生和工程局一個幹部之間的關係，知道方軍原是市人委幹部科長，和方談起一個親戚是香港來的，中央政校統計系畢業了，想找工作，方軍說可以譲她來考，但要陳璧子寫一個介紹，等於政治保證，陳璧子就寫了這個介紹書的。當時衛生工程局沒要自傳，陳璧子的記憶中她沒有見過周薊章的自傳。周薊章考試成績不錯，錄取了。就搬到衛生局去住了。從此以以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周薊章都在這個機關的所屬單位工作。1955年我離開北京來蘇州前，周薊章星期日來我家。楊漢之就再也沒有消息了。

1953年左右，周薊章向北京法院提出要和楊漢之離婚，後來她告訴我們，法院同意離婚了。

周薊章初來我家時，帶來手錶一隻，這是陳璧子的妹妹陳素子托買的，陳素子自己給錢，我家托買鋼筆一直，也是給錢的，不過比和北京人民幣很便宜。楊綿仲夫婦及周薊章都沒有給我們送禮。有一次談到買毛線時，她說她帶來一斤毛線，暫時沒有用，給了我們。後來她說楊漢之給陳璧子的手錶是她的，她有一隻楊漢之的手錶（方形的）[3]，願意換回去，因為她不願意看見楊漢之的東西。她還告訴過陳璧子，她來北京後，見到楊漢之一次，是在外面見到的。這隻手錶就是和楊漢之見面時留給她的。

1955年肅反時，周薊章受到審查，告訴陳璧子，陳璧子那時對周薊章的問題就重視起來，要她好好把自己的問題交代清楚。一方面，向北京市三十九中校長兼黨支部書記梁以俅交代了自己介紹周薊章到衛生工程局工作的問題。梁書記對陳璧子說，這些事情要提高警惕，像你這樣黨所信任的人要注意被人鑚了空子。因此肅反以後幾年沒有和周薊章聯繫。1958年陳璧子去北京見到周薊章，1960年也見到她，她告訴我們照常工作。1962年冬陳璧子和我在北大招待所住，周薊章有一晚住在我們那裡，告訴陳璧子現領導上已經正式給她做了結論，我們也就放心了。

1963年上半年，周薊章到北大招待所看我時（她有個姑母住在北大中關村），說已打過入黨報告。又說經常寫對臺灣廣播文章，我問是誰找你寫的，她說是東城區委一個同志和她聯繫。另外，她還說過：你關心的問題﹣﹣政治上作結論沒有，組織上叫我做幫助沈醉的工作。沈醉這個人我從《文史資料》上見到，他幾篇講國民黨特務內幕的文章，這個大特務。我就很注意這件事，問她原來認識沈醉嗎？她說沈醉是湖南人，她在楊綿仲家裡見到過的。我覺得領導上這樣信任周薊章，大概是沒有問題了。

文化大革命中不斷有人來了解一些熟人的情況，到1968年陳璧子對我還談到過，現在各方面揭發出來許多叛徒、特務和反革命分子，真得提高警惕。為什麼一直沒有人找我們了解周薊章，也許她的問題已經弄清楚了。

經過三年的文化大革命，特別時當前清理階級隊伍的學習，我們提高了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覺悟，再來看看楊漢之、周薊章的問題，我們覺得有可疑的幾點：

1、 楊漢之在周薊章到北京以前，決定離開北京去臺灣，所謂學聯派他去的，究竟是怎麼回事？因住我家，楊漢之不在家和周薊章見面，卻在外面見過一次（這是根據周薊章和陳璧子說過的）。這究竟又是為什麼？周薊章說楊漢之要走，並不引起很大波動，到底是為了什麼？

2、 周薊章和楊漢之離婚後，一直不結婚，是真離婚，還是有別的和原因？1962年陳璧子問過周薊章，怎麼一直不結婚，她告訴陳璧子，認得一個共青團員，年紀比她輕，因為那個同志團組織領導不同意，就算了。

3、 周薊章有個五姑和姑父，住在阜成門外，姑父在什麼單位記不得了。1964年周薊章的六姑周俟松（南京五中教員，已故作家許地山之妻）到北京，周俟松是我和陳璧子認得的，住在姊姊家裡，因周薊章來替周俟松代邀我們夫婦到阜成門外姊姊家裡吃飯，我們去了。她五姑有個女兒，一向在香港，未結婚，前幾年才回到北京，周薊章說，那個表妹有神經病。我們到那裡前，周薊章叫我們不要和她表妹說話。我們在那裡也就沒有和那個“表妹”說話，這個“表妹”究竟得了什麼病，據周薊章說是由於失戀，那為什麼長期在留在香港，當時我們不理解，現在想來，這個神秘人物到底是怎麼回事？周薊章和這個表妹到底有什麼關係，這些都值得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