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仁大学“陈门四翰林”之说多见书刊，但是由来一直没有确切记述。近整理在柴德赓文革检查交代材料有所发现。关于“陈门四翰林”：

一、陈垣先生关于“四翰林”的记述。

    据陈智超《千古师生情（二）》（《民主》杂志2008年第一期）披露，一九六四年，陈垣先生收藏清代学者汪中容甫临《圣教序》手卷（现藏首都博物馆），命弟子为此文物分别作识。启功识为1964年10月，柴德赓识为1965年1月，周祖谟识为1966年夏。

时陈垣先生另留下遗笔于便条之上：

辅仁大学史学系盛时有陈门四翰林之目。所谓陈门翰林者，柴、启、周、余四君也。今此卷跋尾。三人□皆备，独阙余，余遜让之也。

在汪中手卷上有1966年5月刘乃和的代笔：
昔柴、启、周、余，人称陈门四翰林。今柴、启、周三人皆有题词，独阙余，盖余遜让之也。

援庵吾师为词命书。

这是陈垣校长正式见于笔端的“四翰林”称謂之据。

二、启功关于“陈门四翰林”的记述。

据《启功口述历史》（《启功全集》第九卷）记：

抗日战争爆发后，好多位相继离开了辅仁，剩下关系比较密切的只有余遜、柴德赓、周祖谟和我四个人还留在陈校长身边，也常到兴化寺街陈校长的书房去请教问题，聆听教诲。说来也巧，不知是谁，偶然在陈校长的书里发现一张夹着的纸条，上面写着我们四人的名字，于是就出现了校长身边“四翰林”的说法，又戏称我们为“南书房四行走”。······周祖谟先生的公子在提到“四翰林”时，总把周祖谟放在第一位，其实，按年龄“序齿”，应该是余遜、柴德赓、启功、周祖谟。

三、周公子士琦关于“陈门四翰林”的记述。

    1999年3月3日《北京晚报》刊登过周士琦的文章“辅仁大学陈门四翰林”，如下记述：

旧京的辅仁大学为我国造就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人才。本世纪 40 年代在辅仁大学有四位青年教师才华横溢，学问精湛，他们是柴德赓、余逊、周祖谟、启功四位先生。当时的校长是历史学家陈垣先生。陈先生家中的三大间南房为书房兼客厅，而四位先生常常一同造访陈府，向陈先生问学，于是乎时人称之为“南书房行走”，有“四翰林”之美称。这源于清廷掌故，清宫之内有翰林院，饱学之士得以入选为翰林，于御前供奉者即称“南书房行走”，清帝于南书房与他们纵谈经史。柴、余、周、启四位先生为陈先生南书房之座上客，故有“四翰林”之称。

后与周公子士琦联系，得复信：

四翰林之排序，在下是按传统礼节逝者为大排序的，当时前三位均己仙逝，故按辞世年代之先后为序，拙文中己写有先后辞世字样，即为明证。1999年写此文时唯启老伯健在！当然放于最后，因为逝者为大！

四、柴德赓关于“陈门四翰林”的记述。

在整理柴德赓文革中检查交代材料（1968年）中发现记有：

1936年秋，我进辅仁大学教书，当时余嘉锡是国文系主任，可是全校的普通国文课是校长陈垣自己管的。1937年以后余遜在历史系教课，也兼普通国文，我和余家父子见面就多起来。在抗战时期，辅仁大学新生数量增加，启功、周祖谟（现北大中文系教授）也来教普通国文，我和余、启、周都常和陈垣见面，沈兼士开玩笑地说我们四人是“四翰林”。

由此可知，“陈门四翰林”之称呼由沈兼士先生最先叫开。从以上为观，“陈门四翰林”各自表述的顺序有差异，周公子也没有把周祖谟排序列第一。周夫人（余淑宜）2000年前后曾讲过，四翰林硕果仅存为启功，其他人均作古，生者排在死者之前总不合适。

我们后人当然没有资格为其排座次，1966年陈垣校长已经有过定论。“陈门四翰林”是一个别称，是对学有所成者的一个褒奖。后人最重要的是学习了解陈门的学问，将学问传承下去为后代学者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