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邦衡——致张旭东—答关于陈垣、柴德赓、启功的关系之疑
来源: 柴邦衡-本站   发布时间: 2014-11-08 17:41   2674 次浏览   大小:  16px  14px  12px
2014年6月1日,张旭东先生在上海《东方早报》发表署名文章《你看!他们是怎么弄学术的?》,本文就其内容上与事实不符者,提出一些意见。

拜读了您2014年6月1日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专栏的“你看,他们是怎么弄学术的”大作,感谢您对《清代学术史讲义》的高度评价。您在该文中,也提出一些悬案。我将尽所知,提供一些客观的事实,来回答您的疑问。现在,了解事实内情而又健在的人,已不多了。
  一、柴德赓与陈垣的关系
  众所周知,柴德赓从1929年入北师大求学起,就跟随陈垣学治史之道,深得其真传,才有后来的学识。在他的文章(如《陈垣先生的学识》、《我的老师陈垣》等)、诗作和日记中,到处可见他对陈垣先生的学问的推崇和至深的师生情感的描述。柴德赓去陈垣先生家探望,都记为谒援师,而且只有对陈垣先生如此尊称。对其他人则用诣、晤、访、视,分别依辈分、亲疏不同而不同。您在该文结尾谈及“柴、刘都左倾,陈垣先生晚年为人所议,身边的人有无责任,有多大的责任?”。的确,家父由于痛恨国民党之腐败而拥护共产党,甚至可谓虔诚,但也难逃噩运。家父对陈垣先生“追求进步”有相当大影响,如当年陈垣先生没有跟国民党去台湾。解放军进入北平时,就是家父和刘乃和陪同陈垣先生从定阜大街徒步走到西直门内去欢迎的。在1956月2日16日记中,还记载了他去看陈乐素(陈垣的長子)的途中,遇中央统战部黄志诚同志,对家父说:“陈老的文章影响极大,陈老在他自己的努力和你们的帮助下,进步是了不起的,希望柴先生多去看他”。启功先生说到陈垣晚年有喜迎逢的特点,但殊不知从1929年柴考入北平师大时,就得到陈垣先生的喜爱。1930年陈垣先生对考生的评价,记有:“师大史系一年生柴德赓、王兰萌、雷震、李焕绂四卷极佳”。1948年前,是柴德赓与陈垣先生探讨学问最多的时期。柴德赓对陈垣先生的深情,有甲申(1944)正月初五夜诗为证。诗文事由写道:“余立志南行,期在明日。援庵夫子早有同行之约,部署已定,而校务长雷冕等涕泣相留,遂不果行。今夕余往辞别,师勉励之余,即以感喂,余泪下不能尽,归寓依装赋此,不知东方既白。”(见《百年青峰》,34页,2007年10月第1版,苏州大学出版社)。诗文较长在此赘述,而最后一句“回首师门肠内热”却能反映真情。又如,1960年1月20日他在日记中的诗云:“真积力久者,夙昔称二陈(陈垣、陈寅恪)”,“我苦辞夫子,挥涕出旧京”。如此亲密的关系,何须要借助于他人疏通。何况,从1929年算起,那时陈垣先生也只有49岁,还算不上晚年吧?不至于“老糊涂”吧。
  关于您文中提及启功先生“爆料”《史籍举要》有“抄袭”陈垣之嫌,现在陈垣先生的原讲稿及来新夏先生的听课笔记经合并整理,已由商务印书馆于2014年1月出版,书名《中国史学名著评论》。本来师生学术传承关系,就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至于各占多少比例,将这两本书对照,只要不带有任何偏见,就可以看出发展多于继承。
  《史籍举要》修订版将由商务印书馆在2014年底出版,修订版“后记”专门介绍《中国历史要籍介绍》(1982年出版时更名为《史籍举要》),.是家父1957年至1963年着重编写的一部著作,在苏州大学博物馆除了藏有大学本科《中国历史要籍介绍》讲稿(手稿、油印稿)外,还有《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书稿和抄稿(中华书局稿纸)。家父关于《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一书的编写,在日记和书信里都有记载。中华书局几任负责人、翦伯赞先生都一直关注此事,刘乃和、刘烈人(江苏师范学院党委书记)的书信中都有提及。这些内容恐怕启功先生并不知晓。
  二、柴德赓与启功的关系
  您在该文中也谈到家父的人品,引用了《启功口述历史》的一些话,看得出您也不怎么信。家父的人品我不宜评论。在编辑《百年青峰》约稿时,我只有七八成把握,但最后所有的人都赐稿了,而且一致对家父的学问和为人评价颇高。
  陈垣先生为《青峰草堂师友墨缘》(此书201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提词是:“利西泰著友论言,视其人之友如林,则知其德之盛;视其人之友如星辰,则知其德之薄。吾常诵其言,而深羡青峰交遊之盛也”。启功先生也承认这一点,说“柴先生的朋友特别多”,“他有一种魅力,和他认识的人自自然然没有隔阂”(《青峰学记》,23页,江苏政协文史资料刊出的专集)。能设想一个人的人品差,还会有那么多的朋友吗?
  在家父日记、信函中,没有任何对启功先生的负面评价,有的只是深情厚谊。如1963年10月21日晨起所赋诗寄怀元白所表达:“阊阖闲望岁月更,迢迢魂梦向神京。高秋影落江潭月,老友书同骨肉情。八法倾心归遗少,一生低首拜康成。年时踏遍西郊路,红树青山证旧盟”。后启功先生和诗为:“回环錦扎夜三更,元白交期孰与京。涤后新吾真大悟,残余结.习尚多情。编惭选政文无害,史羡名山老更成。何日灵岩陪蜡屐,枫江春水鉴鸥盟。”(《百年青峰》,43页)。在《青峰草堂师友墨缘》中,收录的启功先生为家父的题词和绘画最多(还只是一部分),尤其珍贵的是1937和1939年所绘两幅罕见的大山水画立轴。启功先生在家父80周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上,发表了感情至深的讲话。他和我们姐弟的关系也极为密切,不仅他看着我们从小长大,而且每年过年时,家父母必带我们去启家拜年,那时候启奶奶、启伯母都健在。特别是对我,由于与启功先生都有当过右派和全国政协委员的共同经历,更为亲近。他对我可谓有求必应。在八宝山人民公墓,惟有家父和家母合葬的墓碑正反两面碑文都是启功先生题写的。1988年,在家父80周年诞辰纪念会特别印制的《柴德赓教授纪念册》题签和跋,都是我请启功先生题写的。那时,他的字的价值已是一字千金,但还是毫不犹疑地、相当用心地以书法题写了相当长的跋文。家父90周年诞辰,我编了一本《柴德赓书法选》,也请启功先生题签。每次全国政协在人民大会堂开大会,启功先生是常委,坐在主席台上,但会后常走下主席台来,找我聊上几句。但到了2000年以后,他却判若两人。近日,看到在周祖谟先生1945年11月19日给家父寄到四川的长信中,对启功先生有所描述。特摘录如下:“元伯的画在此地非常吃香,他还那样儿。‘我、我、我﹣﹣﹣’,你所要求他的,我都告诉他了。他这傢伙,不像从前那样好求了,三年中的三个扇面他就沒給我画一个,原件都上展览会上去了。今年我真沒有用的了,从打买了一个交他,见面就催,他只說“该打屁股”。宁挨打,也不画。最后他就怕见我了。你說我厉害不厉害?有一天下午我看他,他太不好意思了,結果給抹了几笔,粗得不堪。设茗不是那面有陈老夫子的字,他也不那样有劲儿,哈哈,当然附骥尾了。这我倒不怪他,我怪那联票儿,因为他一把扇子,可以換几千元哩,我太耽误他的時候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启功先生的行事风格。 
  2004年在《启功口述历史》中,大肆贬低家父。当时,在网上就看到一些批评启功先生的文章,以柯瑞思先生为最,说启“不厚道”。我特地去买了了一本,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看到涉及到家父的诸多往事,有许多简直都是常识性错误。如您在该文中引用关于辅仁历史系主任之争的一段,其实在家父日记中,都有详细的描述。原来是另一个想争当系主任的、到过延安、见过中央领导人的中央社记者出身、但披着进步外衣的、能说会道的人,鼓动学生到校长那里去请愿。结果被陈垣校长说“没有一篇历史研究论文和著作的人,怎么可以当历史系主任呢”,一句话就顶回来了。所谓“后来据历史系的人讲,有些人发起会议,当面指责他,把他说的一无是处,气得他面红耳赤,最后还是斗不过那些人,被排挤出辅仁到吴江大学(后改为江苏师范学院),去任历史系主任。”启功先生提及的是“思想改造运动”中之事,那时挨批、上纲上线是常事。但有些人发起会议可能吗?要知道一切都是在党的领导之下。一个人挨批判时,会面红耳赤吗?我有过这种经历,启功先生也应该有过。挨批时在会上,只有老老实实地听取那些甚至是无中生有的批判的份,否则会更惨。至于斗不过那些人,被排挤出辅仁,更是莫名其妙。启功先生自己从辅仁到师大,难倒不知道辅仁和北师大合并时,辅仁的系主任唯一担任北师大系主任的,只有他的好友柴德赓。家父是合并后北师大的第一任历史系主任(历时约四年),白寿彝先生是副主任。我想这一安排,如果陈垣校长起了作用,那也绝非任人唯亲,而是从学术水平出发。家父调往江苏师范学院是1955年秋,当时教育部要求师大派出骨干支援兄弟院校(《青峰学记》,17页),同时调出的还有丁浩川教务长,北师大领导还专门设宴欢送。如果说1988年启功先生就在会上说“我的记性不好,……最近更厉害”(《青峰学记》,23页)。看来,启功先生在暮年真“老糊涂”了。考虑到启功先生是长辈,当时我不便于直接出面批评他老人家。但在他健在时不提,不容人解释又不妥。于是我以“持平”之名,在天涯论坛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启功年迈情有可原,北师大出版社难辞其咎”的短文,对明显不符合事实的问题提出质疑。启功先生暮年何以如此,您说及启功先生和家父之间有“竞争关系”。从学术上说,家父一直跟陈垣先生学历史,直到在辅仁大学当教授兼史学系系主任,那时启功先生还是辅仁大学国文学系的讲师,也无从竞争起。这里“竞争”恐怕是指谁与陈垣先生更亲近,受教益更多。家父早逝,从无此意。启功先生之变恐怕盖出于此。但只要对比二人的日记(启功先生的已出版,《柴德赓日记》将由商务印书馆将出版)就不言自明。事实上,也已有公论,启功先生在《口述历史》中贬低家父,恰恰适得其反。在当今,许多关于启功先生的宣传,都是“高大上”的。其实,哪有十全十美的人,恢复历史的真实,也是每个知情者应尽的义务。
  三、柴德赓与刘乃和的关系
  家父与刘乃和先生可以说是亦师亦友,关系密切。但在日记、信函中的若干处,对其为人处世和做学问,尚有微词。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批判说有陈、柴、刘宗派小集团。当然,毛泽东曾说过,陈垣校长是“国宝”。因此,谁也不敢动他老人家;刘乃和先生那时只是讲师;家父自然就首当其冲,成为挨批的重点对象了。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陈、柴、刘之间的关系。

  四、1933-1934年,柴德赓在那里?
  其实,您提到的的说法都不准确。1933大学毕业后,他应友人的邀请,到安庆任教。《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您应该研究过,载有家父写1933年12月25日自安庆信札一通,该札文笔流畅,表达了皈依师门的愿望,结尾附句:“赐谕请寄安庆第一中学或安庆近圣街卅七号”。在安庆时,他在甲戊(1934)的诗中,有“安庆春暮将谋东归一首”(《百年青峰》,26页)。那么,在当时介绍他亲近的学生到辅仁校长室去给陈垣校长当秘书,岂不是无稽之谈。启功先生讲的那一段话,有些时空错乱。后来(在北师大),刘乃和先生的确一直给陈垣校长当秘书,但那是组织的安排,家父那里有那么大的能量。充其量,刘乃和先生就此征求过家父的意见,他表示赞同,并表示希望刘能继续教一门课。
  五、为什么柴德赓生前除论文外,无专著问世。解放后,他只应史学会安排主编过一套《辛亥革命》(8册)资料。其它只留下一些成品、半成品著述和论文。
  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受陈垣先生的教诲,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文章写好了以后,不急于发表,而是摆在那里,隔一些时间再推敲一下。另一方面,是运动一个接一个,不停的交代、检查、挨批。同时,一直教课,还有学校和系务工作、民主党派工作、政协活动等,都有开不完的会。再加上他交游广阔,学者、朋友、熟人、学生往来不断。这些占去了他周末和白天的绝大部分时间。无论备课、写文章都只能晚上开夜车。在这样的环境下,让他很难静下心来写一部书。经过多年的积累,总算《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书稿已基本完成。不但他是如此,看那些大人物,像矛盾、巴金、曹禺、陈垣等,解放后不也都没有以前那样的名作问世吗。这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悲剧。
  此外,我们为家父办了一个纪念网站,即《青峰草堂》网,网址是:http//www.chaidegeng.cn,那里有许多珍贵资料。《柴德赓来往书信》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就有周祖谟给家父信的全文。


柴邦衡 2014年11月14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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