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各位先生，很高兴参加这个柴先生点校的《新五代史》新书发布和《全集》的编辑启动仪式。我是后辈，但是有一些交接的原因，我自己的治学，除了复旦的本师以外，我最崇拜的两位先生，一位是岑仲勉先生，治唐史的；另外一位是陈援庵先生。除了后来我做了一部《旧五代史》以外，包括很多的方法上面，学到不少，受到很多（援庵先生）的启示。陈援庵先生是很讲方法，很重视工具书的。陈援庵先生在讲到《吴渔山先生年谱》做的时候，看那么多书，可以同时做好几部。我自己也在揣摩这种方法。陈援庵先生说做论文为什么要加注，一气写完就行了，绝不加注，我自己现在还在坚持这样做，当然会被各种学术会议和学术刊物所谴责。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方法。柴德赓先生的《史籍举要》我是认真的看了，对于基本典籍的那种精深的体会和理解，这是后学读史做论文的最重要的途径。其他方面，比如六月初上海《东方早报》的书评，我仔细看了，解开了很多困惑的谜团。比如，张旭东讲的，傅斯年把北大沦陷时期的教师全部开除，这种做法引起的反响，柴先生书里面提到傅斯年的远祖是清人入关后第一榜的状元，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一个话题。也解决了我的一个谜团，1948年上海的一个当时学界最高的前辈唐文治先生提出的废止执行惩治汉奸条例，我在柴先生的书中和张旭东书评之中得到解答。

    今天讲柴先生点校的《新五代史》，我有一点特殊的原因，因为中华书局的两部五代史是交给我整理，经费很少，关注的很多，学术要求很高，所以压力也很大。柴先生的书昨天晚上才看到，而我们的稿子前年的春天已经交到了中华书局，中华为了造成《史记》发行宣传的轰动效应，把我们的稿子一直压着。希望明年能够出来。我也希望在最后定稿之前，能参照一些柴先生的意见。大的动，已经不太可能。

    陈祖武先生刚才讲到的情况，后面两点我没有完全听清楚，因为您讲“谢瞳”的时候我不断翻书，想找到您说的地方。关于这一点我想稍微解释一下，“谢瞳”的情况，这是一个重要的证据，但是我觉得要做结论可能还需要其他的旁证，一个旁证是贵池本，那么贵池本所依据的宋元本的底本，现在再造善本已经影印了，那个本子究竟做什么，可以解答这个问题。另外，《册府元龟》里面“谢瞳”，我印象也是目字旁，而字子明在“瞳”和“曈”都有可通的理由，日字旁的更接近一点。在修订新五代史时，改动的人名大概有二三十处，但谢瞳我没有动，你特别提醒了我，我下次会特别注意。

    我现在稍微说明一下中华本的，包括我所知道的一些原委，和柴校本有关的一些事实，因为七零年以后，中央把这个任务转到了上海，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处理的不妥善的地方，上海承担的五史，旧唐书、旧五代史是由复旦负责的，是由我的导师朱东润先生领衔整理的，新唐书、新五代史是华东师大做的，上师大也参加一部分，宋史的部分也在上海做。从目前知道的情况来讲，旧唐书的刘节先生的点校的很简单，后来基本上就没有用，陈垣先生和刘乃和先生整理的旧五代史、以及柴先生点校稿本出来以后解决了一个问题，他的这个东西并没有到上海去，我询问过（上海），他们说都没有见到。（柴邦衡插话：豆丁网公布的档案）我再说豆丁网的那位王芳军，是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编撰办公室一位年轻的同志，他还不到三十岁。中华书局在零六年启动修订的时候，它有一个原则，一个是梳理以前的档案，一个是希望以前的整理本与现在的修订本有所衔接，不希望是现在的整理是对前辈的修正，特别不希望抖搂得前辈们这里对了那里错了。中华书局是把他们以前整理的档案，把他们能够找到的，他们复制给我，我在这里也可以很负责任的对各位说，旧唐书的档案校勘整理长编缺五到十卷，但全部复印了给了我，这一部分加起来大概有两尺高。但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的档案一张纸都没有给过我。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只能在原来的点校本与重新整理的材料基础上做，在这个过程之中，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华中师大原来做的状态我不太了解，目前中华本新五代史的校勘标点质量是有一点欠缺，但是这种欠缺，我不太了解原委。因为全部七十四卷的校勘记不到一百条，大概有二三十卷是没有校勘记的。我们现在使用的古籍版本和古籍检索的手段是比前辈们好，我参加这次会之前，请一个助手整理了一下我们现在的一个情况，他写了个文本给我，我读一下：

    柴先生所用文本基本未超过前次点校所用诸本，除百衲本据以影印的庆元本外，皆为明清以来较常见的版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载宋本（包括残本和宋刻元明递修本）5种，3种为庆元本系统。另两种，其一为北图所藏残宋本14卷，此本刻写极工，似乎为北宋监本，最迟不晚于南宋初年，颇存珍贵异文，校勘价值极高。其一为北大图书馆南宋残本6卷，虽颇多讹误，但仍存不少有价值的异文。另外，台湾’国家图书馆”藏南宋刻本一部，系贵池本的底本。

    《善本书目》载元本3种（包括元刻明修本），皆出元代宗文书院本系统。此本讹误虽多，但与《通鉴考异》所引《新五代史》颇多相同之处，疑出欧阳修的稿本，这一版本很可能是此后多数明清版本的祖本。

    我们校勘工作的宗旨是尽可能选择最有代表性，最有价值的古本加以利用，所以本次修订以百衲本所影庆元本为底本，通校了北图、北大、台湾所藏宋本、宗文本，及《通鉴考异》、吕祖谦《十七史详节》中所录的《新五代史》，参校了明清以后的一些重要版本。

   华东师大所用的校点与柴先生的校点基本框架是一致的。是不是有所衔接，柴邦衡先生讲到的其中标点的一致性，有的时候很难说的，需要找到一些内证。古籍整理有的时候只能这样标点。

我在这里说一下对柴先生整理的新五代史的基本的看法：学界关于新旧五代史的看法早有定评。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也有他欠缺的一点，它是私人编撰的，编撰的时期主要是两次，一次是景祐年间，第二次是皇祐年间为他母亲守丧之中，我仔细核对过两部五代史，相信新五代史补充的材料十分有限，主要是十国的材料。欧阳修有一些自己的表达习惯，比如节度使他喜欢用一些军名，因此造成他的很多的错误。所以在柴先生的校勘记中，我稍微看了一部分，觉得特别尊崇的一个地方就是，他继承了乾嘉以来的古籍校勘学的基本规范和方法，也就是说，以一个本子为工作本，把见到的各种本子和前辈的各种著作之中能够吸取的文献和资料充分地连接起来。我回应一下刚才陈智超先生与柴邦衡先生说的，我感觉目前影印的这个本子是柴德赓先生的工作长编，这是前期工作的一个记录。因为上面有很多是他读书时的感受，估计不是一个时期完成的。而且其中很多的表述是清代校勘学家习惯用的记录轶文、详尽备录的方式。考虑到新五代史对旧五代史的充分参考他对新五代史的校勘采取了对校、它校与本校、理校，各种的方法，是继承了陈援庵先生的学术传统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但是和中华书局所需要的新五代史的完成的工作本显然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因为中华书局需要的定本，目前在这个本子上还看不到最后完成的痕迹。从书信中的表述和其他的记述中，我不太清楚，不好发表意见。这个本子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治学方法和风范。如果后面有充分的时间，我会参考这个稿子提出的一些结论。刚看到（这本书），我还没有办法提供很多看法。谢谢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