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提纲

    与会感觉，十分高兴！一是《新五代史》的出版是父亲为我国史学研究所作的最后的贡献得到弘扬；二是《柴德赓全集》将全面展示父亲在史学研究和诗书的成就。

    十分感谢谢学术专家、参与全集工作的同志、商务印书馆、苏州大学的领导。下面，我将说明关于《新五代史》的一些疑问。

    父亲是否完成了《新五代史》的点校工作？是否也参加了《旧五代史》点校工作？

刘乃和先生在《史学从考》的前言中，写道：“柴德赓先生1965年由教育部借调，前往北京参加《新五代史》点校工作。1966年夏天,点校工作尚未完成时，回原单位江苏师院参加运动.”。在《柴德赓日记》（正在整理，将编入全集）中，父亲详细记录了进行这项工作的过程。父亲从苏州到北京从事这一工作，是从1964年4月开始的。    1964-65年父亲已全部完成了《新五代史》的点校工作，还写了一份详细的校勘记，并都已送至陈宅（见《柴德赓家书》1965年7月7日）。随后，则专事《旧五代史》点校工作，帮助刘乃和先生，逐本讨论和修改《旧五代史》的标点和校勘内容。后一工作的确尚未完成。由此看出，父亲不仅完成了《新五代史》的任务，而且还担负着帮助刘乃和先生点校《旧五代史》的工作。

父亲的《新五代史》标点本和校勘记，在刘先生主编的《陈垣年谱》中只有模糊的记载，说《五代史》资料已经交给了中华书局（1967年12约11日）。但中华书局74年版第8次印刷却说是“柴校稿遗失”。

今年（后查实为2012年中华书局《书品》季刊），中华书局历史编辑部透露了1972年10月中华书局重新启动二十四史点校工作时的内部文件的档案，“校点《新五代史工作本、校本及主要参考资料（修改稿）”。从中，我们才得知当时中华书局就把父亲的《新五代史》标点本和校勘记作为主要参考依据。说明父亲的《新五代史》点校工作文件确实曾存在于中华书局。

最后，我要向各位推荐6月1日日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栏目上，发表的张旭东先生评《清代学术史讲义》的长文，“你看，他们是怎么弄学术的”。该文对《清代学术史讲义》及其整理工作都做出了很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