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书整理得很好，整理者有水平。但对于“这是什么时候的一部讲义”这个基本问题的回答，却出现严重分歧。“出版说明”说“20世纪40年代初”，李瑚“后记”说“这本书收录了70年前……听柴德赓先生讲课时的笔记”，末署“2012年3月25日”。七十年前即1942年，正是“40年代初”。但陈祖武序却说“20世纪40年代中，抗战胜利，柴青峰先生德赓重返辅仁”讲授清代学术史，真是莫衷一是。

　　这个问题不是不能回答。《讲义》讲到明梅鷟时说：“若余嘉锡先生，自十九岁研究《四库提要》，以至今年六十四岁，故能精熟。”（83页）余季豫生于1884年，以虚岁计，六十四年后当为1947年，与陈祖武说合。陈智超《千载师生情》（商务新出《中国史学名著评论》附录）说1946年秋柴返回辅仁，亦合。李瑚高年作跋，概以整数，说得过去。“整理说明”据之而误。陈祖武这篇序概括各章大意，四平八稳，不见得好，但对年代敏感，史家求真，倒值得喝彩。

　　考这个时间有什么用？知人论世，在下面会看到分别。

　　柴德赓在梳理剃发令颁布之前的民族思想时说：“中国史上民族思想发生甚晚，南北朝时代，无所谓民族思想，北方人投南方，南方人投北方都不算一回事，都照样做官。唐朝人亦不讲民族思想，太宗时，官儿有一半是胡人，也不理会。到宋朝民族思想才激烈，宋末义士甚多，不仕异族。明末的民族思想是在剃发令下达后激起来的，之前没有。”（31页）其原因有三：一，明末李自成入关，官员受他压榨很深，清兵入关官吏反觉得可以苟安，大批投降。二，明末有三饷（辽、剿、练），清兵入关后，立即取消，老百姓一身轻松。三，清朝的制度，旗人当兵是义务，汉人不强你当兵；旗人不许经商。老百姓种田、经商，少受骚扰。“不与民争利，老百姓就不觉得有亡国之痛了。至于士大夫，不讲民族思想的更多。举子、秀才更谈不到，张献忠在四川开科取士，亦有人投考。他们可以要求李自成开科取士，也可以在清朝考举人进士。顺治三年丙戌科进士，不是取了几百人吗！第一名是傅以渐，聊城人，去年傅斯年先生提起傅以渐，原来是他的先世。这一科很寒碜，全是北方人，南方人来不了，还在抵抗。这样的士大夫还有什么民族思想可谈！”（同上）

　　这话若说在1947年前后，那隐含的内容就出来了。我们知道，抗战结束后，傅斯年最主张惩治汉奸及追究留下未走者，“傅斯年惩治汉奸的声誉让人们相信，汉奸应该押送到他那里去拘禁”（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205页），甚至引起了抗议游行。傅斯年档案里更保留了一位实业家聂云台写给傅斯年的信，揭发他服务于伪政府的一个亲戚、著名历史学家瞿宣颖（兑之）就藏在他家里（同上）。这些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历史年代。

　　没有见到有材料反映傅斯年对陈垣有什么不满甚至追究，但柴德赓的这段话不会空穴来风。柴自己离开北京去了四川的白沙女师，不存在这问题，他是为陈垣护。不期然地，为历史学家傅孟真先生上了一堂历史课。

　　陈垣看不起思想史研究也是一重公案。认为“什么思想史、文化史等，颇空泛而弘廓，不成一专门学问”，警告蔡尚思应该“缩短战线，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方足动国际而垂久远”，不然，“虽日书万言，可以得名，可以噉饭，终成为讲义的教科书的，三五年间即归消灭，无当于名山之业也”（《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383页）。

　　至于学术史，援庵应该不会看不起，因为他也讲过清代学术的课（柴著与之亦有渊源），但是很显然，学术史的研究弄不好依然要犯同样的毛病，所以援庵原话是“思想史、文化史等”。同时，援庵看不起“终成讲义的教科书”，这也当是柴不甚重视此讲义的原因。今日某巨公自言可以同时带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经学史四个方向的博士，在援庵眼里，前两项首先便落了空，后两项怎样，也难说。援庵这话不是真的反对这几种史，是反对这种极易出现的倾向。

　　柴德赓喜欢引用沈钦韩的几句话，沈在《王荆公文注自序》里说：“夫读一代之文章，必晓然于一代之故实，而俯仰揖让于其间，庶几冥契作者之心。”这话也可以这么说，“夫论一代之学术，必晓然于一代之实。”不还原历史背景，不能读懂文章；不了解历史细节，不能理解一代之学术。这是柴著第一个特点，从考史走向学术史。

　　柴著注重讲“现状”，是这个特点的反映。他谈到清人入关以后，“第一等读书人决不应考，决不应徵，不考自然不做八股文，一入学即读有用之书，为学问而学问，所以清初学者盛极一时，人人著书立说，开了许多新路子，造成新的学风”（34页）。但不应考，不应徵，当然有风险。清人其实有不能不考的苦衷，为门户计，有的先跪在祖宗神主前打了板子，再去应考的。也有一经考上，立即归家，一辈子不做一天官的，因已保门户，便不进取。明史馆初开，徵聘黄梨洲，不去，没有法子，就让弟子万斯同、万言，儿子黄百家参加（47页）。为了笼络，康熙十八年举行一次博学宏词，十七年即开始保举，地方官如有人才而不保举，则治罪，故官员皆至遗民家叩请应试。能不参加者，生死须置之度外。顾亭林寄诗友人：“为言顾彦先，已办刀与绳。”亭林被保在内，为其甥所撤出。黄宗羲亦被撤出，京师有学生（33页）。剃发令颁布以后，有人剃一次头，作祭文一篇（32页）。环境写出来了，才能让人理解这环境里会产生什么，清代学术就在这氛围里逐渐酝酿。

　　黄宗羲治史，自谓其父被逮，谓之曰：“不可不通知史事。可读《献徵录》。”（46页）焦竑《献徵录》记明代碑传，即名人事迹。柴著第二个特点，就是讲很多故事，讲掌故。我们看到李瑚笔记记了很多例子。掌故是什么？掌故是学术史，谁传谁，谁骂谁，皆是也。可以想见这课当时的效果。沉淀了故事，上升到理论的所谓学术史，摆了辨章学术的姿势，流于姿势而已，一打就垮，也没劲透了，“可以噉饭，可以得名”，以虚论为入微。

　　柴著很多地方注重细节，他讲清代学术的形成，其中一点，万历年间是个转折，清代初年的学者，生在万历年间的非常多，严衍生万历三年，钱谦益万历十年，孙奇逢万历十二年，朱舜水二十八年，李清三十年，傅山三十二年，黄宗羲三十八年，张尔岐四十年，顾炎武四十一年，王船山四十七年，马骕四十八年，这些人鼎鼎大名，都生于万历年间，开花结果都在清初（25-27页）。

　　有些地方讲得比较细，比如他讲顾亭林治学一诵二听三抄。诵就是大声念，然后背出来，三大家里面顾最行，后面王念孙行。听比较有意思，他找声音洪畅者四人，设左右坐，先生居中，使一人诵而己听之，遇其中字句不同或偶忘者，详问而辩论之。凡读二十纸易一人，周而复，《十三经》毕，接温《三史》，或《南》《北》史（63页）。抄就是抄书。柴先生不是给你总结，而是摆给你看。“你看！他们是怎么弄学术的。”

　　他这样深进去讲，而不是浮在面上。把清代学术的振兴真正讲出来了。前面两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任公讲“思潮”，钱宾四讲“思想”，都觉得有点架空，浮在面上。这倒真不是见庙拜佛，而是鲜明的感受。要究其成因，恐怕不是柴高出梁、钱一截，而是陈援庵“空泛弘廓”四个字挂在头顶，不敢放松，一定要从故实讲进去，从细节讲进去。学术发展有个历史的由头，这才对。不讲故事的学术史，是唬人的。

　　第三个特点是认为目录学是学术史，他讲清代，《四库提要》用不上，就特强调《书目答问》，刘乃和是柴的学生，回忆文章里专门提到这部书；《史学丛考》里有一篇专门的文章。目录学是学术史，这当然也是陈垣的意思。

　　这本讲义不完整，只讲到钱大昕，钱大昕没有讲完就结束了。三本学术史各有特点，各有侧重。梁任公聪明人，善于找个角度，设个统系给你统起来，读得并不细。钱宾四以人为纲，要细些，但思想和学术混在一起，讲理学人物多。（余英时后来在《论戴震与章学诚》里干脆就叫“学术思想史”，其实很混淆，学术史就讲学术史好了。）柴的这部就注重毛奇龄、汪容甫那些读书多的人，他只讲学术，不混思想，故事多，细节多，看得出，他读得最细。但这要看人，有的人完全略过去，理学人物一个也不讲，有些人读得很细，像全祖望。乾嘉里面，可惜有些人物他没讲，是因为没有读，比如高邮王氏四种可断定没读过，因为在《讲义》里明说陈垣的《读书杂志》被周祖谟借去，两三年不还，他没的读。很遗憾，不然乾嘉这段会讲得更好。我们下面着重讲下章学诚。

　　有一句话在讲义里重复了两遍，那就是“陈校长常云，史学不可自章学诚入手”（55、127页）。为什么？还不是因为“空泛弘廓”那四个字，章学诚是史学中的议论派，“主义多，所作者无多”、“少实在东西”（127页）。因为能议论，所以显得有思想。钱大昕，让他如何议论去？

　　《文史通义》五将学者分成两种：“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其实，这不是两种人，是两种状态。只有在沉潜考索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走向高明独断，谁见过没有沉潜考索的高明独断？人的性分确实在两者之间有偏优，但学术之路都得这么走，就是从考索走向独断，两种状态交叉出现，螺旋上升。不走就跑要不得。

　　章学诚推崇郑樵《通志》，认为“卓识名理，独见别裁”，“足以明独断之学”。看不起马端临《文献通考》，“分析次比，实为类书之学”。章氏恨类纂，认为编纂材料无独到见解。很多时候独到见解就是善于找到一个角度，并非真理在握。柴德赓认为《文献通考》之类，实则可以保存材料，亦甚可贵。可见两派意见实在不合。十年前（即1937年），钱穆《近三百年》谓“东原、实斋乃乾嘉最高两大师”，可谓拔高。上世纪七十年代余英时作《论戴震与章学诚》，正要坐实师说。他说：“为什么王阳明为了和朱熹争论‘格物’‘致知’的问题，最后必须诉诸《大学古本》，踏进了文本考订的领域？”认为明代理学走到清代考证学有“儒学传统”内的“内在理路”（三联版《论戴震与章学诚》总序）。原来清代考证学的形成竟然有这样的内在理路！我们讲“实事求是”，从来不讲“实逻辑求是”，内在的理路只是逻辑，不是“实事”，要得到“实事”就得考史。柴的这部残缺的讲义倒是立得住。

　　看书这件事，有时候视野窄又盯着看，容易“一星如月看多时”，小星看成大星，大星看成月亮。余先生是月亮还是太阳，我不敢说，但无论如何都是大星；柴先生著作少，只好是小星。但一篇十二页的文章《章学诚与汪容甫》及半部《清代学术史讲义》已使大星相形见绌。当然这是我一人的看法，难免是“抱着小星当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