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的第一义，窃以为，是选择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书，尤其是那些若不加以整理就有可能澌灭沉埋的好书。从这个意义上讲，整理柴德赓先生的《清代学术史笔记》，未必比中华书局重新校订《史记》价值小。原来的《史记》点校本，虽可能有些零星的舛讹，但究竟成于诸名家之手，大体总靠得住，重订不过是精益求精、锦上添花的意思。而《清代学术史讲义》，要不是有心人的“打捞”，可能我们根本不会知道有这么高水平的书存在过，现代思想史、学术史的海拔没准儿就无形中低了几厘米。

      柴德赓先生在讲义的叙论里谈到了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然后讲：“我们对于同时人的著作，亦不当随便批评，只有各人说各人的而已。”这其实是相当自负的说法，等于在说，我柴某讲的是不同于你们的，暗含着比你们高的意思。我们切实去看这本书的成绩，只恨它讲到王鸣盛就结束了，像《红楼梦》一样，是不完整的书，但要论深邃精密的程度，尤其是对学人在历史脉络中的把握这方面，梁、钱二位的著作恐怕须效三舍之避。以全谢山为例，钱著就写得相当潦草，梁著写得相当不错了，柴著则更上层楼，如注意到《续甬上耆旧诗》与莫友芝《黔诗纪略》的相似点，真可谓读书得间了。

      书中有不少好玩的说法，不可能写进正经文章里，因是讲义、笔记性质，反而得以留存，后人读了可发一笑。比如讲章学诚，李瑚先生听课笔记里记录：“《古文十弊》批评当时人所作之古文，今人有作《今文十弊》者，殊可笑，《学文示例》选入，尤可笑。”《学文示例》是郭绍虞先生编的一部教材，选了张鸿来的《今文十弊》和林语堂的《今文八弊》。张、林可能都未留意，章学诚说的“古文”是指“古文运动”那个意义上“古文”，而不是古代的文章。再如，附收的柴德赓先生未刊笔记《识小录》，第117条云：“偶阅谢某《明季奴变考》，取材甚鲜……”鲜，是少的意思。这是在评谢国桢先生的文章。

      以柴德赓先生手写讲义稿为主，辅以李瑚笔记，由整理者连缀、校订，体例甚善。整理者确实下了大力气，核查史实、引文，修葺文辞，尽管个别按语不免繁琐冗赘，录文亦偶有失误(如第32页“《春涵堂文集》”，当作《春酒堂文集》)，勤恳完成这些工作毕竟值得我们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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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语：中华书局读者服务部网站·灿然书屋能有如此之评价，很是了得。可惜Jonathan是匿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