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印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版本问题
来源: 本站   发布时间: 2014-01-01 10:05   2083 次浏览   大小:  16px  14px  12px
1962年,中华书局计划重印《续资治通鉴长编》;1962年8月赴杭州文瀾閣查閱有關史籍,就幾個版本的校勘問題,撰寫此校勘記。同月,柴德赓写信给陈垣校长,告知将去杭州文澜阁查阅《续资治通鉴长编》。陈校长在1962年8月复信中谓:《续通鉴长编》,库本靠不住,不必费心(《陈垣往来书信集》第598页)。

由于各方要求[1],(中华书局[2]计划,编注)从速重印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我对于版本做过以下一些校对工作。

《续资治通鉴长编》目前通行的版本是光绪七年(1881)浙江书局校刻的。我用这个版本和《四库全书》文津阁本进行了校对。校对的是李焘进的原表和卷一、卷二全文。结果发现两书互异的现象相当严重。因就浙刻底本即张氏爱日精庐活字本进行复校,两书大体相同,但互异之处也有。因此我又据浙本的校刻《举例》所提到的三十余条例证,逐条按卷先对文津阁四库本,次对张本。为了求得比较确切的了解,我再按《举例》就浙本进行了查对,也发现好几条原举例证不仅与张本不合,且与浙本自刻不符。由于以上情况不能不疑心浙本虽进行过一些参订和参校过文澜阁残本,但在付刻时的校刊扫清。工作很差,保存了一些错误,甚至有张本的原有错误之外,又多了一些错误。

为了弄清浙、库两本究以何种比较适宜重印,在《四库全书考证》卷三十中任择了七十余条考证,查对了四十余卷文津阁本,然后和张、浙两本依次覆校。总的说来张、浙两本同多异少;库、证两书大体一致,彼此相同的共有五十余条,互异的也有二十来处,其中情况相当复杂,有张、浙两本与库本相歧的,也有浙本或库本独异的,也有些《考证》不为库本采用的,也有库、张、浙三种有注不是《考证》一书中所有的,不一而足。

经过这次校对,得到以下各种情况:

一、         《举例》说浙本是用张氏爱日精庐活字本为底本的,参校过传抄各本及其他多种书籍,并用文澜阁残本校订过,对本书做过一些考订。浙本的另一优点是,对原佚的“治平、熙宁、绍圣九年”间的事和“原缺徽、钦二纪”的史实作了补辑,汇成 “拾遗”六十卷,使《长编》成为一部全书。

二、         浙本根据张氏本付刻,张本则根据抄本付排,而抄本又是根据阁本传写的,不可能没有讹脱。再经转排校刻,浙本由于校刻欠精,因此在张本的原有错误之外,又产生一些新的讹误,也是可以想象到的。

三、         《举例》说浙本用文澜阁残本校对过,但没有说明哪些卷经过校订,哪些卷没有校订。我校对过的印象,文澜阁与文津阁两种本子似乎尚有歧异、显然不同的,有如《举例》中说到的“叶普”、“乙逋”,“努札”、“汝遮”和我校对的出来的“外寇”、“强敌”,“近契丹”、“近敌”等。

四、         根据库本来说,张氏根据的抄本有多有脱,但在文津阁库本中有的有,有的没有。不知抄自何种库本?如卷一一五页“宏,蓟人也”的注五十七字,张、浙两本全脱;而同卷十页“筠长子守节”下多二十五字正文,这是文津阁库本所没有的,文澜阁库本有没有,张、浙两本都没有说明。

五、         根据《四库提要》,库本是从《永乐大典》录出的。经过“参互校正”编辑而成,应该算是第一手的抄本。但库本显然加过一番功,有过删改、增订(如下条所说),但没具体说明有哪些增删、改动。以文津阁库本来说,我校对过的几十卷,挖补的痕迹特别多,其中有些显然是抄手的错误,有的显系改动。如卷一第二页的“强敌”,浙本为“外寇”,第三页的“甲”、“直叩”,浙本为“擐甲”、“直扣”,和各卷中有关辽、女真、西夏的地名如“努扎”、“李内彭”、“嘉勒斯博格”、“鄂特凌古”、“藏擦勒”、“叶普”、“栋怀义”、“溪栋巴”等的挖改;随卷皆有。

六、         《四库全书考证》第三十卷是属于考证《长编》的,共二百四十余条,绝大部分散附于一百七十余卷中的各该文注之内或各文注之下。但我所校对的七十余条四十余卷中发现()有些考证,库本并不作为依据,如卷二三“闰十二月庚寅”下韦太之“韦”,《考证》云《太宗本纪》作“肃”,未改。同卷“辛亥”下“韩德让”之“让”,《考证》云,王宗沐《续资治通鉴》作“骧”,无注,也未照改。因此可以知道库本并未根据全部《考证》照改。()有些考证,库本依照改了,但不一定附注。如卷一九九“冬十月”末句之“迁”照改为“选”,无注;卷二○三“十二月丙午(原稿误,《四库全书考证》作“十二月丙午”)”下内侍省押班副使“王昭明”,原本脱“明”字,库本照加无注;卷二三二“四月丙寅”第三段的“秀”、“史”,照改为“委”、“吏”,也无注。另外有些考证,库本虽依照改订了,但也不一定附注。

七、         在校对中,偶然留意四库本少数卷中的注,发现库本和张、浙两本有不少的注不在《考证》之内,如卷一九八,除李焘自注的不计外,尚有案注十条。《考证》中只有夏四月辛巳 “周沆(浙七页,以下都是浙本页码)”、六月丁亥 “赵商(二十一页)”及 “陈太素(同页)”三注外,其余如 “三月甲辰(二页)”注、“戊申()”注、“丁巳(三页)”注、“癸酉李璋(五页)”注、“甲申韩琦(九页)”注、“己亥(十三页)”注、“丁巳(十七页)”注等都不是《考证》所有的。又如卷一九九,也有同样情况,按是卷《四库全书考证》仅有两条,“十一月甲寅”末的注便非《考证》所有。又如卷二○三,书中无一条考证,校对时顺便翻检一下,发现“十一月乙亥(五页)”下有案注,同日(十一页)末句有案注,“戊寅”下也有案注。卷二九○“七月丁酉”四段下有案注,“九月己丑”末也有案注。因此可以断言:库本不仅限于《考证》中所列的各条作了订正、补注,编辑《四库》的人也做过不少补注的(删去的)工作。

八、         库本显著的缺点如前所说,“原缺徽钦二纪”和“原佚治平、熙宁、绍圣九年间”的史实;第二个缺点便是有意识的篡改,如卷一第二页“外寇”挖改为“强敌”,十六页“近契丹”改为“近敌”等;第三个缺点,也有严重的笔误、衍错情况,如表中的“一百八年”衍一“十”字,成为“一百八十年”,卷一第二页的“约束”误为“约策”,第九页的“光义”误为“光美”等;第四个缺点是删削,如卷一第十五页“筠长子守节”下删去二十五字,卷二第十二页的注删去三十六字,也可能是张、浙两本所增订。

九、         《四库提要》的作者说“又佚去熙宁、绍圣间七年之事”,浙本《拾补》《序例》中说是“治平、熙宁、绍圣九年”,两不相同。

十、         浙本《举例》(四页)中提到张本的错误字“触目皆是”,如官名“閤门祗候”或误作“阁”,“天章阁”、“迩英阁”或误作“閤”,“都虞候”或误作“侯”,“入内内侍省”或脱一“内”字。这些错误字,浙本虽经校订,仍有不免。如卷一第一页二十二行注的“马仁瑞”,库本作“瑀”;第三页十九行“崇光殿”,库本作“崇元殿”,浙本同卷第十八页也作“崇元殿”;同卷第五页十六行自“江宁”,库本作“宁江”,浙本同页二十二行,也作“宁江”;同卷十页三行“奏大学”,库本为“奏大宁”,张本也作“大宁”;同卷十七页十八行升“具州”,库本作升“贝州”,浙本卷二十八第六页八行也作“贝州”;卷二第三页二十行“很者顺”,库本作“狠者顺”;第八页二十行“宫人藏之”,库、张二本均作“掌之”;第十页十一行“显德三年二月”,库、张二本均作“三月”。类似的错误,也是“触目皆是”。第一、二两卷即有如许之多,其他五百十八卷,如全部进行校对,当更难记其数了。

    从以上各条观之,可以说四库本虽有错误,个别篡改也很严重。但以经过校对的数十卷而论,错误究竟比浙本少,仍不失为第一手的抄本。所以我主张,如印《续资治通鉴长编》,应以四库本为底较妥。同时,四库本没有印过,如果影印出来,多一种版本,对研究工作者可能也有些方便。

以下再将校对结果,抄列于后。

表(一般的异体字不录,下同):

版本

文字

备注

一百八年

张本同

 

 

一百八十年

 

 

十一

治平以后

张本同

 

 

治平后

 

 

十一

监修

张本同

 

 

见修

 

 

十五

僚属

张本同

 

 

 

 

二十四

彊施丹

张本同

 

 

强施丹墨

 

姑谓续资治通鉴

张本同

 

 

但谓续资治通鉴

 

 

遂委曲加惠导之

张本同于库本

 

 

遂委曲加惠之

 

 

十三

并目录一册

张本同

 

 

并目录

 

卷一

二十二(

遂召马仁瑞(丁氏补抄亦作瑞

张本同

 

 

遂召马仁

 

外寇压境

张本同

 

 

强敌压境

挖改

 

早为约束

张本同

(以下原稿为数字,内容阙)

 

 

 

 

 

 

 

 

 

 

 

 

 

 

 

中华书局编辑部:

813来信收到。

余季豫先生遗稿[3],经函询陈援庵先生,言余老著作等身,应广泛搜集以免遗憾。陈先生处即有跋施愚山试鸿博时家书》、《跋高邮王氏手稿》等,每篇约五、六百字,久为抄录寄来。来函所云《元和郡县志校》,恐未成书,亦当细问。

《续通鉴长编》版本问题,初步分析,张今吾爱日精庐所据抄本当比库本略早,大约如熊、刘本《旧五代史》。虽同出馆臣手辑,此后来《四库》写定本自有不同。从第一卷与文津本比对中可以看出,张本有而《四库》删这不止一处。且“外寇致强敌”显系后来挖补,此是一证。此次赴杭,特至文澜阁查书,文澜原抄本《长编》仅四十二本(此外新插入补编所得二本),余一百四十九册均丁氏补抄本,补钞本固置不论,此四十二册恰好无一、二卷,我所所校一一一至一一六卷亦不在内。方以为无收获矣,后从馆中善本书室新购目录中发现尚有《四库》另本多册(未插入书中)。其中《长编》四册,一一三至一一六册正我所需要。校阅一遍,发现我校订的文字,原抄本并不全误,此数卷浙局当年未见,无从取校,由此可知浙局本必需与库本对校一遍,方能完善。然有浙局本累篇记载,而库本少至二、三千字者,此大可注意事。此二、三千字决非后人羼入,因文中李焘考异原文具在,非《四库》馆臣删去而何?如此,浙局底本胜于库本,得一有力证据。我亦更增信心,估计细校一遍,必能发现无数秘密也。三年之内,尽力以赴,一定值得。

《历代通俗演义》寄来本四十三册,其中《民国通俗演义》七册,第七册为许廑父续,似少第八册,原书重印本当有四十四册。此问是否大力代找搜求石印本,半月前往问,已得六种,其中民国止八十回,亦非足本,正在访求中。不日即可取来,书款约数十元。此次到杭,遍访蔡先生(蔡东藩,编注)家属,已得系索,即日便可了解情况。然子孙式微,恐难望有大收获。初归,匆匆奉书,余容续笺。此致

敬礼!

柴德赓    818[4]

能否以书局力量借一部爱日精庐原刊本《长编》来?浙江图书馆爱日精庐本已残废。

 



[1] 编注:1962年,中华书局计划重印《续资治通鉴长编》;19628杭州文瀾閣查閱有關史籍,就幾個版本的校勘問題,撰寫此校勘記。同月,柴德赓写信给陈垣校长,告知将去杭州文澜阁查阅《续资治通鉴长编》。陈校长在19628月复信中谓:《续通鉴长编》,库本靠不住,不必费心(《陈垣往来书信集》第598页)。

[2] 编注:本文后附柴德赓1962818致中华书局编辑部函。

[3] 中华书局后于1963年编辑出版《余嘉锡论学杂著》。该书序言由柴德赓起稿,陈垣校长定稿。

[4] 此信写于1962818,此为原信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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