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法
来源: 本站   发布时间: 2014-01-01 09:20   3802 次浏览   大小:  16px  14px  12px
本文根据柴德赓1960年代在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讲授《历史研究法》课程时的三篇讲课稿整理,在章节编排上编者做了统一调整。该手稿现由苏州大学博物馆收藏。

一、新史学的基本问题............................................................................................. 1

(一)历史的解释............................................................................................. 1

(二)论阶级的立场......................................................................................... 3

二、论通史与大众读物的重要.................................................................................. 5

三、论中国历史的............................................................................................. 5

四、专题研究及论文撰述......................................................................................... 6

(一)选题........................................................................................................ 7

(二)搜集材料................................................................................................ 9

(三)考证........................................................................................................ 9

(四)组织...................................................................................................... 10

(五)文章...................................................................................................... 10

五、怎样掌握历史资料........................................................................................... 10

(一)  熟悉.............................................................................................. 11

(二)运用资料............................................................................................... 14

 

一、新史学的基本问题
   

中国史学到现在,已经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我们用什么方法去研究历史?对于旧史的错误观念应该怎样改正?旧史的错误观念是怎么来的?都应该加以研讨,因此这个题目有提前讨论的必要。

(一)历史的解释


   
中国从前的历史,注重在记事,不注意解释。以为事实弄清楚了,自然就明白,象《左传》的君子曰,《史纪》的太史公曰,《通鉴》的臣光曰,都只是就事论事,凭主观的意识来批评某一些事情。大抵受儒家思想的笼罩很厉害,总不能有一种科学的,有系统的看法。像吕东莱博议专门做翻案文章,前人以为是的,一定说他不是;前人以为不是的,偏要说他是。这叫做抬杠,不是批评的态度。又可以说为翻案而翻案,并不能表示出一贯的思想,这只好当一种文章做法,不能叫做解释历史。
   
《史记》自序说《春秋》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王道之大者也。把《春秋》捧的这么厉害,实只能说是孔子老先生的一种主观主义的写法,没有客观的解释解释历史最忌先有成见,及由成见以误会史事,甚至曲解史事,等而下之。如宋人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胡致堂的《读史管见》,主观更甚。就会失了历史的真实性,那和指鹿为马有何不同呢?

又如作《史通》的刘知几,治史主真,辨伪很勤,并规定通史体例。在中国史学家中,别具双眼,可是以儒家的道统自限,离科学的历史尚违

清代史学家自顾亭林戴东原钱大昕王鸣盛以至王国维诸先生,在历史考证学上都有成就不过其成就,只是其史料的挑比整齐,去伪存真。或一字一句地钻研与考订、据核;一种实事求是、无微不注的态度。反对单文考证,妄生穿凿,曲学阿世,容大实。他们要想从现象说明现象,以政治作为一切历史变动的根源,那是说不出什么意思来的[1]

近三十年的历史研究,号称以科学方法来整理历史;结果依然不出实验主义的,落入观念论中主观主义窠穴。

胡适之说:历史好比一百个大钱,你可以摆成两座五十的,也可以摆成四座二十五的,也可以摆成十座十个。又说:“总而言之,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会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在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样。”[2]

这样不是解释历史,变成涂改历史,捏造历史,那是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史学家不应存这样的说法。乾嘉以来的考证家,汉学家也不敢这样解释历史。

我们可以概括地说一句,中国从前历史学家解释历史,是唯心论的。他们也知道以往的,因为现在的结果,又为未来之因,但是不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也就是社会发展的规律。

最初的解释对于人类社会的变化,皆归于鬼神,这是神话的解释。及知识渐高对于人类社会的变化,归于上帝之力,这是天道的解释。这种不从人类自己有决定自己命运之能力,故于超出人类之上。以上解释,所在各民族上古史中,无不如是。

孔子重视天道,所谓: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书泰誓[3]天之历数在汝躬大禹谟)尧曰天之未丧斯文也(子罕)孔子身处是封建社会,在当时看来,孔子的思想自然是对的。可是到了封建制度崩溃之后,孔子这种历史观,自然也就维持不住了。

自十九世纪以来,以唯心论解释历史,谓以人类意志决定历史变化者,以德国[4]黑格尔[5]为代表;其以生产方法决定历史者,以德国人马克思为代表,这是唯物论。

用唯物论的历史观来解释历史,这是一种进步。从来历史的记述,差不多不知道物质生产的方法,影响一切社会生活,因此也不知道历史发展的规律。在各个不同的社会物质生活方式中,会有一种不同的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制度。如在原始公社制度下是一种,奴隶占有制度下是一种,封建制度下又是一种。

历史是继续发展的,变动的东西。我们解释历史不能单靠学习简单的史料,简单的史料不足以说明事实的本身。我们可以用历史发展规律和客观环境来说明他。原始为奴隶制度社会取代问题,研究上古史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又有一种史料,记载某一时期,某一事件的发展,常常有数目字的差异,象唐代府兵的数目便是一列。史学家总想从几个数目里找出一个最准确的这种想法也是对的,可很容易把事情的发展看成静止的,不变的。我们应该最重注意:历史上没有一种是从头到尾一成不变的,时时在变,时时在改;有原则地改,有局部地改我们看见某一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的记载,推想开去,以为当时各地都是如此。凡是不合这样事实的,我们就以为是错误这是很不准确的,很上当的。这点从前的历史家很忽略,也可以说拿少数不完整的资料,而不注意史料本身的发展。假如我们能应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历史,来解释历史,这个困难自然就可以解除。

(二)论阶级的立场

 

历史是人民大众创造的,不是少数特出的人们。所谓英雄们创造的,是统治阶级的教育。和阶级立场不能分离的是阶级利益,凡是某一阶级的人,没有一个不为本阶级利益打算的。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是一种普遍的道德。由此出发,在封建主义的时代,凡是一切法令、政策,都是便利贵族、官僚、地主,凡是反对贵族、官僚、地主,便是反叛。不管压迫怎样害,总不许人反抗。因为有人反抗,不能不用很重的刑罚。规定很琐碎的条文,像《汉书·刑法志》载:《律令》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三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徧睹。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死则予死比。议者盛贵人备之。律又有议歌[6],议贵人之条,有赀财者又可赎罪。惟无地位、无资产者乃受刑[7]。这是指的法律条文。至于实际,官吏对于豪强照例是不敢认真办的。对于小、照例实施,借以平众。在汉代一般统治者的看法,都觉得这是应该如是的。现在我们看来就太不合理了。因为我们是站在人民的立场的。

更不合理的,从隋朝以后定下十恶之条。平常犯罪,都有大赦的可能,只有“十恶”罪不容诛,那么十恶罪到底是什么呢?

《隋书·刑法志》二十五,十恶: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8],八曰不睦,九曰不忠,十曰内乱。

从此以后,一切律文上的所包括不了的,都可以十恶补充,定极严酷的刑罚。这些条文真是统治阶级维护其地位的好武器。

虽然统治阶级也谓自由,不过是他个人的自由,而不顾人民的自由。《隋唐·独皇后传》(三十六),后性妒忌,后宫莫敢进御,尉迟廻女孙有美色,先在宫中,上于仁寿宫见而悦之,因此得幸。后伺上听朝,阴杀之。上由是大怒,单骑从苑中而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二十余里。高颎杨素等追及上,扣马苦谏。上太息曰: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这是隋文帝所谓的自由。

在统治阶级的心目中,也有一个好坏,是非的观念。不过是非好坏是主观的,自私的,而不是客观的。唐朝的时候,武三思曾经说过:不知何等名作好人,唯向我好者,是好人耳。这也代表统治阶级的好坏观念。

总之在专制时代,以服从皇帝为唯一美德,士大夫所求是怎样取得皇帝的宠爱,怎样避免皇帝的斥责,这是奴隶的美德。一方面他们又帮着皇帝压迫人民,剥削人民大家认为是对的,你要否定他们的地位,他们就引证孔子的议论来驳倒你,更不成就用来维持纪纲。历史上多少名臣,我们以现在的眼光看来,都有问题,历史上多少被列为叛徒、十恶不赦的分子,我们现在看来,是有革命性的,是有热血的。

比如曾国藩,从前是名臣,现在说是汉奸、侩子手。因为他是为统治阶级摧残革命力量的;尤其是为异族统治阶级摧毁同胞的革命力量。他本人虽有私人道德可敬,他为压迫阶级服务,是不可否认的。曾国藩忧谗畏讥,要想保全功名、富贵的一种人;标准是封建道德。

至于历史上的反贼、盗寇,固然也有为自私横行不法之徒,可是大部分是被迫而起义,而革命的。也有一部分是统治阶级要排除异己,加人以罪名的。这些人失败后,本人当然屠灭,妻子役入宫廷,甚至予莫大的侮辱。在当时的人看来,以为是罪有应得;现在我们能够糊里糊涂跟着说吗?

凡是以往的历史,当然由以往的人物负责。不过历史是论给现在的人听的我们不能不注意他们所发生的影响,不能不纠正一切错误的说法。尽管古人不以为非的事情,我们不经过认真的检讨,不能随便盲从,我们应该提出我们的意见,来示不以为是

这是非的分界,你很难划分我们唯一的把握是从阶级立场去分析,有了这样一个立场,自然可以看出阶级利益的冲突,和一切观念的来历只要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就是;反人民,反民心的,就是。这样弄清楚了,一部是非淆杂中国历史,可以提纲挈领,探骊得珠了。

 

二、论通史与大众读物的重要[9]

 

三、论中国历史的分期

 

中国史的分期,从前断代为史,以朝代划分。二十四史即是表示二十几个朝代这是班固所创,刘知几所谬,郑樵所反对的。郑樵反对断代史的理由虽然说得没有像今天史学家这样透彻,可是他已提出了融会贯通的字。他认为历史不能割断,割断是不对的。不过郑樵也没有提出应该怎样分才对。

断代为史的毛病,是他们注意政权由某个王朝转到别个王朝,以王朝为单位,不注意社会基础的经济发展与变化,要知道历史不是永恒保持平静。

在断代史的分期中,附带发生正统的问题,凡是正史,多少有点正统的意味。意思就是说,某人得天下正,某人不正。从过去多少历史人物中去分析这些,中外之分,篡让之分,大小之分,因而定其是非。这些招式无聊,从前我还承认过正统论,也有两个好处,一是辨夷夏,一是谓统一。辨夷夏这一点站在我们不要外族来统治我们起见,可以保留,而不是这样一概的保留。还要分别说明,分析统一这一点。如果因统一而加重统治力量,更压迫人民,又何必非要统一不可。到不如分成小国,老百姓或者可以喘息。因此,以往历史的分段办法,实在说不出理由。

近来又有把中国历史分成上古、中古、近世、现代的。这样分法比较断代为史进步,可是时间的划分有了,不能代表社会发展,历史发展的性质。以上古而论,通常是在秦以前,这包括原始公社,奴隶占有和封建三个时期,足见这样的分法还有商量。

范书[10]

  1. 原始公社到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底成立,六章;

  2. 中央封建国家的成立及对外侵略到外族内侵,秦汉至南北朝,七章;

  3. 封建经济的发展到西洋资本主义的侵入,隋至鸦片战争[11],九章。

     

    四、专题研究及论文撰述

     

    (一)选题

    研究一个问题,或想作一篇论文,第一件事得有一个好题目。题目的得来,也有两种一种是先假定一个题目,本此目的,动起手来;另一种是先饥渴地读书,做笔记,等到书读得多了,自然左右逢源,触景生情。这两种方法做学问的人,都要用,都可用。

    不过先从基本书读起,当然是好,也有困难。有些人穷年累月的读书,他的脑筋滞钝了,变成为读书而读书,也就不出什么意思。真有人一辈子读书,一辈子也做不出一篇论文来何说在大学读三四年书的人,要他从汗牛充栋的史书里面,钻进去,再钻出来,时间、能力都有限制。因此选定一个题目来研究,倒是最稳当的办法,最捷径的办法。

    好题目自然多的很,不是要到手里,要不到手里。要看个人的修养、识见。这也要运用一点思想[12]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言:李延寿《南、北史》落想佳。这就是说题目好从前宋齐梁陈和魏周齐隋,各用各文,延寿以南北分史,使祖孙、父子之事,见于一卷之中,太方便。

    清朝人提要朴学,人人希望有著作,而著作的范围有限,尤其史学部门,很多人只把平时读书笔记整理一下,拿来发表,这算不得一种论文。高等作家像顾亭林的《日知录》,钱大昕的《养新录》差一点的东抄西攒,与人重床叠屋,无足观者。由此可见得一题目,也不容易。我们从清朝人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们找题目的恐慌:

    小学的,好些人做《说文引经考》,《说文古字考》;

    经学的,好些人做正义,像《论语正义》,《孟子正义》,《周礼正义》等;

    史学的,好些人做补志、补表的工作。

      钱文子做过一部《补汉兵志》,熊方《补后汉书年表》;

      清人钱大昕《后汉书补表》,《补续汉书·艺文志》;

        候康《补后汉书·艺文志》,《补三国·艺文志》;

        郝懿行《补宋··刑法志》、《食货志》;

      《二十五史补编[13]》。

    这分明可以看出,当时[14]找题目的风气。在我们今天看来,他们这种做法是容易的,没有什么了不得;今天我们可以指导史学系的高才生做出来。他们那时还没有发展到专题研究的阶段,大都是以一部有名的书做基础,做研究对象,来续他、补他、注解他。至于以专题来扩大研究,深刻研究,用几百种书的材料,平地立起一个系统,做起一篇论文,由几千到几万字,甚至几十万字。那是他们想不到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的学风。

    现在我要提出选择题目的标准:

    1)、不可太熟:太熟的事情,人人知道已经有许多人做过,不会有什么新鲜说法。譬如说王安石变法等,除非像现在历史的观点根本改变,当然也重新估价,不过材料完全没有可以为人注意之点。

    2)、不可太生:太生是太偏僻。譬如我们要做一个古人年谱,当然要看看这个人是不是有重要性,是不是大家需要知道的。最怕的是这个谱主,名不见经传,连他的朋友也不生影响这样的文章不会引人注意。所谓偏僻和专门不同,专家所考订的是普通中求高深,不是完全偏僻,这要说明。

    3)、要显而隐:怎么叫做显而隐,这些事情表面看来似乎大家有点印象,实在说的并不对。作家能把他内中的曲折,考订解释,弄得明明白白。这就是就其已知,增其所不知。看来普通,实在是专门这样的文章较有意思。

    记得陈寅恪先生做过一篇《元微之·遣悲怀三首的次序》,这是三首人人从小就念的诗。到专家眼中,变成有历史性的诗歌。觉得一、三两首次序应该互换,当有意思。

    季豫先生《宋江三十六人考实》,宋江是极。然以小说中人名求之于正史、杂书来相印证,这是平常人所不知道的。

    4)、要[15]隐而显:粗看题目,似乎很生,细看内中一切事情,很多从前知道的,不过知道的不清楚,又不知还有这样许多关系。像《汤若望与木忞》,《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16]等。

    5)、开风气[17]

     

    (二)搜集材料[18]

     

    (三)考证

     

    史料已经收集起来了,进一步要作一番考证的工夫。考证实在是审查史料,鉴别史料的工作。引用史料而不经过考证的阶段,很可能影响到结论的不正确。因此我们除了用新的观点来衡量史料外,客观的考证是必要的。

    关于考证学[19],现在简单:
    1)、校勘;

    2)、作者生卒的研究;
    3)、内容的研究。

    古本、原本、足本、精校本、影印本、稿本。

    引用一段史料最稳当的是找一种最好的版本,如有疑再参照其他版本。
    a
    、作者是否亲见其事;

    b、笔者是否传闻事实;

    c、著者写述是否夸大;

    d、是否观察准确;

    e、是否故意颠倒是非;

    f、是否有隐讳;

    g、著者有何目的;

    h、既非亲见,有何依据。

    左宣二年,晋云公不春,宣字(赵盾)骤谏,么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国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名于此,不如死也,触枕而死。

    《公羊传》,灵公望见赵盾,欲杀之,于是使勇士某者往杀之。勇士入其大门,则无人门焉者。入其闺,则无人闺焉者。上其堂,则无人焉。俯而窥其户,方食鱼飧,勇士曰:嘻,子诚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门,则无人焉;入子之闺,则无人焉;上子之堂,则无人焉;是子之易也。子为晋国重卿,而食鱼飧,是子之俭也。君将使我杀子,吾不忍杀子也。虽然,吾亦不可复见吾君矣。 遂刎颈而死。

     

    (四)组织[20]

     

    (五)文章[21]

     

    《袁清容集》五十,《跋外高祖史越王尺牍》。

    《朱子语类》百三十一,《张魏公行状》。

    《南史》五一,《萧韶传》[22]

    《表微》八十一、七十七。

     

    五、怎样掌握历史资料
       

    研究历史必须有历史资料,更重要的要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没有历史资料,就失去依据;没有理论,就失去指导。这就是史与论,观点和资料统一的问题。
       
    我今天着重讲史料,只讲历史文献资料。史料为何重要的问题,因为大家清楚得很,也不多说,只是谈谈如何掌握历史资料。
       
    学习历史的人天天接触历史资料,人寿有限,资料无穷,要掌握历史资料不容易的事至于说充分掌握历史资料,那是专家也觉得困难的事。这中间有功夫的问题,也有方法的问题只要功夫真,方法巧,掌握一般历史资料应该说可能的,是有途径可循的。这方面个人经验不多,老前辈传下来的经验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我想讲两点

     

    熟悉资料

     

    关于第一个问题,熟悉资料的问题,我年轻时也有过想象。大家都见到过中国药铺,药品放在少个抽屉抓出药来,毫不费力,很少抓错这是训练有素,熟能生巧。如果我们学历史的人要研究什么问题,随手一抓就有资料,那有多方便。当然历史资料分门别类,比起几千种药品来要复杂得多。
       
    熟悉资料,从年轻同志来讲是从无到有的问题,从少到多的问题,是从一般到专门的问题,这件事急不得。因学习是渐绩而成的,不能有顿悟的办法。但也缓不得,年轻的时候不努力,难道到年龄大了才去努力吗?年岁大了,记性就不好了,得十忘五,张冠李戴,也搞不好。

    如何熟悉资料,应该从三个方面着手。

    首先是基本功,基本功是读书。从大的来讲,像通史这类课程要学好,这是掌握历史的基本要素,基础知识的问题。这方面我们今天条件比古人好,古人只知道一些王朝兴亡的事实,对整个历史发展的规律说不清楚。我们感谢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解决了这个问题。

    单学习通史是不够的,要读些原始资料。像《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书总要熟读一两部,这点很重要。学习有成就的人,总有一部书做底子。从这个底子上发展、扩大。清朝有个阎若璩从小并不聪明,他肯熟读经书,和毛西河汪琬辩论时,他们常常以博学欺人,一到阎若璩立刻和他们对照,说明某书有此事,某书无此事。当面翻书,阎总是胜利的。问题很清楚,他书读得熟。后来他做《古文尚书疏正》,很有名。

    清初有个万斯同,是熟读《明实录》的,修《明史》时,他做总裁的顾问,别人做好一篇文章给他看,他立即能指出此事出某书,某卷,甚至第几条。别人回去一查,果然如此,这也是熟读的关系。

    我举这两个,并不是说我要求同学们在大学四年中要做到这个样子,而是说明不管大大小小的书,总要熟读一两部,熟读有好处。熟读了对史料熟悉不用说,对训练记忆力也有好处。

    所谓基本功,熟读是主要的。但是光熟读一两部书,而不博览群书,还是不行的。要有一定的时间,要有长期的努力,也要看对研究学问有无大志。读书要有笔记,今天叫做卡片,这也是基本功夫。

    第二个方面是目录学的知识。目录学是中国学术上一种传统的学问。一方面讲书籍和学问的源流,一方面讲书籍和内容和版本等事。书不能遍读,但不可不知有此书。即使书还没有见到,通过目录的学习,也可知道这部书讲的是什么内容,和他的优缺点。这种学问,从《汉书·艺文志》就开始重视,到清朝有很大进步,到我们的时代更有发展。

    清朝光绪元年(1875),张之洞作过一部《书目答问》,只有两本书,很能解决问题。他这部书分经史子集,每大类又分十几类,列举重要书籍,注明卷数,作者,版本;偶或有一两句评语。这部书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张之洞在政治上,越到晚年越反动,在目录学上是有贡献的。一个历史系的同学,如果手头没有《书目答问》是一种损失。

    当然《书目答问》是极简单的目标,详细一点的,更重要的是《四库全书总目录提要[23]》,这书对每一书都做了一些介绍,对初学很有帮助。余季豫[24]先生十九岁读《四库提要[25]》起,到七十多岁死,用历五十年写了一部书《四库提要辨证》,揭发了《四库提要》许多缺点。但是《提要》还是有用的书,如果能在大学四年中能读完一部《四库提要》,那就是很好的基础,对中国书籍有个大概了解。

    这些年对目录学方面的研究,是有发展的。每一部书前面总有题解,有介绍,这是一种好的风气。但是全面的,大部的目录学的书籍,还不多,要大家努力。

    研究历史,不仅以读有个字的书为满足,从前章学诚六经皆史,清朝人认为是了不起的见解。实际何止六经,子部、集部都很重要,尤其是集部书。解决具体的问题,常常依靠文集。不知同学们对中国古代文集能说出多少种,特别是清朝学者的文集说出多少种。如果重视目录学,那是容易掌握的。

    目录学不是空讲的,要通过实践。我年轻的时候,读过一部《晋书校注》,引了一千多种书,我从此知道了这些书名,也见到注中引用文字。版本也要有常识,一问版本只能说木版,或者闹笑话说宋版《康熙字典》。在历史系、中文系不应该有这种错误。

    第三个方面使用工具书。工具书是掌握史料的一个重要方面,有些资料没有工具书简直没有办法。像明清以来《进士题名碑》立在太学,外地的人看不见,即使在北京也没法去看,非有工具书不可。像二十四史这种大书就需要《史姓韵编》[26]这样的书;古今地理变革很大,同一地名竟隔数千里,非有像《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27]》那样的书不可。如果有工具书而不知道,知道了而不去利用,这就太可惜了。

    《二十史朔闰表[28]

    不过工具书也要看是怎么做成的,编工具书的原则,应该有两条,不错不漏,但不错不漏谈何容易。现在流行的有些查历史人物生卒年月日,同是一个人,分两次收入,写上两个不同的年月,他都不知道。没有精密的工具,样制造出优良的产品,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对工具书不能迷信,燕京漏的进士题名录,不是漏了个康有为吗?

    《疑年录[29]

    工具书也有普遍工具书和高级工具书之别,有些明明是工具书或资料索引,有的虽不是工具书,但做学问的人当他工具书用,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30]》。

    此外,要自己做一些工具书,各人有自己喜欢钻研的东西,不可能够有现成的工具书,要自己累积资料,以备用时方便。

    工具是毕竟是转一手的资料,如果引用,还要经过核对。总之熟悉资料是第一步,对于一般史料能够掌握;到具体研究某个问题时,再深入掌握、搜罗。高明的能做到一网打尽,这才可以说是充分掌握资料。我们看到报章杂志上的文章,常常要看看他到底掌握多少资料当然有很多同志充分掌握,但也有很多同志对历史资料不够注意,很重要的资料不知道,堂而皇之做起论文,这种论文基础不巩固,如果是房子早就塌下来了。

     

    (二)运用资料

     

    关于运用资料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解决了,问题并没有全解决。历史资料来源不同,记载错误不少。如果仅从书,做不了结论,真不如无书了。历史上的事情,记载少了,说不清楚,没有办法。有些事情史料很多,十分庞杂,也是困难的事情。

    唐宋以后,史书更多,文集杂书,光怪陆离。司马光《通鉴考异》树立一个很好的典范。李心传《旧闻正误》,王世贞《史乘考误》,《国史考异》,这些书对史料的考订,下了一番功夫,把结果记录下来,这是史学发展的一种。

    史料错不错是一个问题,是内容的问题,真伪互异,存其真;详略不同,取其详;后先相承,取其先;不是随便抓一段资料就认为解决问题。只顾一点,不计其余,这是瞎猫死耗子,不是办法。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考证学,史源学对审查和史料还是有用处的,不可一笔抹杀。要造一所精美的房子,砖头要磨砖对缝,不能不选择;要做好机器,零件必须精密坚固。史料不加鉴别,真的假的一起搬上,那怎么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呢。

    历史上有的小说和史料混,近代又有所谓历史剧,其实有很多是虚构的人物。一般人不知,当作历史看,甚至像新《辞海》的历史分册也有杨继业的夫人向皇帝控诉,潘美须被降死的说法。看来,现在又增加一些困难,这对学习历史的人要求更严格些。我并不是说历史可以完全排除小说,但历史人物和小说的人物应存区别,对历史研究工作者不是苛刻的要求。

    研究历史要有史料,分析历史要有理论水平。没有史料变成空洞的分析,引用史料太多,多而不得其当,也不妥当。

    有些文章题目太大了,史料很少,当然不算好。仅是资料堆积,提不出正确的结论。

    运用史料为何恰到好处,是学问,是功夫。

    《广雅疏证[31]》,《汤若望与木陈忞》。

    引文的问题,文章内不见书名,小注一大堆。

    引《人名大辞典》,《辞海》,引《纲鉴易知录[32]》。
       
    最早的,最好的,最全的,最可靠的。



[1] 眉注:章学诚一切以孔子为师,为至高无上之史德。

[2] 眉注:历史的态度,文存二。

[3] 编注:手稿注用“楷书”字体区别。

[4] 编注:“德”后增“国”字为宜,迳增

[5] 眉注:Hegel

[6] 眉注:八议,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宾、议勤。

[7] 眉注: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8] 眉注:明朝郑鄤因不孝被剐。

[9] 编注:原稿此处仅有标题,内容阙。

[10] 编注: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简编》。

[11] 编注:手稿无“鸦片”二字,按文义,应增。

[12] 眉注:专题研究是最重要的工作,专题研究有成绩,通史才有凭借。不经过专家整理,通史不能解决问题。

[13] 编注:《二十五史补编》,清代万斯同等著。

[14] 编注:手稿“时”下有“候”字,按文义,未录“候”字。

[15] 编注:按题目排列增“要”字。

[16] 编注:此两篇为陈垣先生专著。

[17] 编注:手稿此处内容阙。

[18] 编注:手稿此处内容阙。

[19] 眉注:“鉴有江河之异(引自陈垣《通鉴胡注表微》,编注),《世说》‘山河’,《晋书》‘江山’。”

[20] 编注:手稿此处内容阙。

[21] 编注:实例介绍文章。

[22] 编注:见陈垣《通鉴胡注表微》。

[23] 编注:清代永瑢、纪昀主编。

[24] 编注:余嘉锡

[25] 编注:手稿脱“要”字,据补。

[26] 编注:清代鲍廷博、汪辉祖等撰。

[27] 编注:《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清代李兆洛撰;手稿疑脱“志”字及脱“今释”二字。

[28] 编注:陈垣撰工具书。

[29] 编注:陈垣著《释氏疑年录》。

[30] 编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清代严可均编,手稿脱“三国”二字。

[31] 编注:《广雅疏证》,清代王念孙著。

[32] 编注:《纲鉴易知录》清代吴乘权编辑。

 
Sky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