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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 Niandong
内容编辑（二）论阶级的立场......................................................................................... 3
二、论通史与大众读物的重要.................................................................................. 5
三、论中国历史的分期............................................................................................. 5
（一） 熟悉资料.............................................................................................. 11
中国史学到现在，已经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我们用什么方法去研究历史？对于旧史的错误观念应该怎样改正？旧史的错误观念是怎么来的？都应该加以研讨，因此这个题目有提前讨论的必要。
中国从前的历史，注重在记事，不注意解释。以为事实弄清楚了，自然就明白，象《左传》的君子曰，《史纪》的太史公曰，《通鉴》的臣光曰，都只是就事论事，凭主观的意识来批评某一些事情。大抵受儒家思想的笼罩很厉害，总不能有一种科学的，有系统的看法。像吕东莱的“博议”专门做翻案文章，前人以为是的，一定说他不是；前人以为不是的，偏要说他是。这叫做抬杠，不是批评的态度。又可以说为翻案而翻案，并不能表示出一贯的思想，这只好当一种文章做法，不能叫做解释历史。
《史记》自序说“《春秋》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王道之大者也。”把《春秋》捧的这么厉害，实在只能说是孔子老先生的一种主观主义的写法，没有客观的解释。解释历史最忌先有成见，及由成见以误会史事，甚至曲解史事，等而下之。如宋人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胡致堂的《读史管见》，主观更甚。就会失了历史的真实性，那和指鹿为马有何不同呢？
又如作《史通》的刘知几，治史主真，辨伪很勤，并规定通史体例。在中国史学家中，别具双眼，可是以儒家的道统自限，离科学的历史尚违。
清代史学家自顾亭林、戴东原、钱大昕、王鸣盛以至王国维诸先生，在历史考证学上都有成就。不过其成就，只是其史料的挑比整齐，去伪存真。或一字一句地钻研与考订、据核；一种实事求是、无微不注的态度。反对单文考证，妄生穿凿，曲学阿世，容大实。他们要想从现象说明现象，以政治作为一切历史变动的根源，那是说不出什么意思来的[1]。
近三十年的历史研究，号称以科学方法来整理历史；结果依然不出实验主义的方，落入观念论中主观主义窠穴。
胡适之说：“历史好比一百个大钱，你可以摆成两座五十的，也可以摆成四座二十五的，也可以摆成十座十个。”又说：“总而言之，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会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在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样。”[2]
这样不是解释历史，变成涂改历史，捏造历史，那是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史学家不应存这样的说法。乾嘉以来的考证家，汉学家也不敢这样解释历史。
我们可以概括地说一句，中国从前历史学家解释历史，都是唯心论的。他们也知道以往的，因为现在的结果，又为未来之因，但是不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也就是社会发展的规律。
最初的解释对于人类社会的变化，皆归于鬼神，这是神话的解释。及知识渐高对于人类社会的变化，归于上帝之力，这是天道的解释。这种不从人类自己有决定自己命运之能力，故于超出人类之上。以上解释，所在各民族上古史中，无不如是。
孔子重视天道，所谓：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书泰誓[3]）“天之历数在汝躬”（大禹谟）尧曰；“天之未丧斯文也”（子罕）。孔子身处是封建社会，在当时看来，孔子的思想自然是对的。可是到了封建制度崩溃之后，孔子这种历史观，自然也就维持不住了。
自十九世纪以来，以唯心论解释历史，谓以人类意志决定历史变化者，以德国[4]人黑格尔[5]为代表；其以生产方法决定历史者，以德国人马克思为代表，这是唯物论。
用唯物论的历史观来解释历史，这是一种进步。从来历史的记述，差不多不知道物质生产的方法，影响一切社会生活，因此也不知道历史发展的规律。在各个不同的社会物质生活方式中，会有一种不同的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制度。如在原始公社制度下是一种，奴隶占有制度下是一种，封建制度下又是一种。
历史是继续发展的，变动的东西。我们解释历史不能单靠学习简单的史料，简单的史料不足以说明事实的本身。我们可以用历史发展规律和客观环境来说明他。原始为奴隶制度社会取代问题，研究上古史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历史是人民大众创造的，而不是少数特出的人们。所谓英雄们创造的，是统治阶级的教育。和阶级立场不能分离的是阶级利益，凡是某一阶级的人，没有一个不为本阶级利益打算的。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是一种普遍的道德。由此出发，在封建主义的时代，凡是一切法令、政策，都是便利贵族、官僚、地主，凡是反对贵族、官僚、地主，便是反叛。不管压迫怎样厉害，总不许人反抗。因为有人反抗，不能不用很重的刑罚。规定很琐碎的条文，像《汉书·刑法志》载：《律令》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三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徧睹。”，“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死则予死比。”议者盛贵人备之。律又有议歌[6]，议贵人之条，有赀财者又可赎罪。惟无地位、无资产者乃受刑[7]。这是指的法律条文。至于实际，官吏对于豪强照例是不敢认真办的。对于小弱、照例实施，借以平众。在汉代一般统治者的看法，都觉得这是应该如是的。现在我们看来就太不合理了。因为我们是站在人民的立场的。
更不合理的，从隋朝以后定下十恶之条。平常犯罪，都有大赦的可能，只有“十恶”罪不容诛，那么十恶罪到底是什么呢？
《隋书·刑法志》二十五，十恶：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8]，八曰不睦，九曰不忠，十曰内乱。
从此以后，一切律文上的所包括不了的，都可以十恶补充，定极严酷的刑罚。这些条文真是统治阶级维护其地位的好武器。
虽然统治阶级也谓自由，不过是他个人的自由，而不顾人民的自由。《隋唐·独皇后传》（三十六），“后性妒忌，后宫莫敢进御，尉迟廻女孙有美色，先在宫中，上于仁寿宫见而悦之，因此得幸。后伺上听朝，阴杀之。上由是大怒，单骑从苑中而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二十余里。高颎、杨素等追及上，扣马苦谏。上太息曰：’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这是隋文帝所谓的自由。
在统治阶级的心目中，也有一个好坏，是非的观念。不过是非好坏是主观的，自私的，而不是客观的。唐朝的时候，武三思曾经说过：“不知何等名作好人，唯向我好者，是好人耳。”这也代表统治阶级的好坏观念。
总之在专制时代，以服从皇帝为唯一美德，士大夫所求是怎样取得皇帝的宠爱，怎样避免皇帝的斥责，这是奴隶的美德。一方面他们又帮着皇帝压迫人民，剥削人民。大家认为是对的，你要否定他们的地位，他们就引证孔子的议论来驳倒你，更不成就用来维持纪纲。历史上多少名臣，我们以现在的眼光看来，都有问题，历史上多少被列为叛徒、十恶不赦的分子，我们现在看来，是有革命性的，是有热血的。
比如曾国藩，从前是名臣，现在说是汉奸、侩子手。因为他是为统治阶级摧残革命力量的；尤其是为异族统治阶级摧毁同胞的革命力量。他本人虽有私人道德可敬，他为压迫阶级服务，是不可否认的。曾国藩是忧谗畏讥，要想保全功名、富贵的一种人；标准是封建道德。
至于历史上的反贼、盗寇，固然也有为自私横行不法之徒，可是大部分是被迫而起义，而革命的。也有一部分是统治阶级要排除异己，加人以罪名的。这些人失败以后，本人当然屠灭，妻子役入宫廷，甚至予莫大的侮辱。在当时的人看来，以为是罪有应得；现在我们能够糊里糊涂跟着说吗？
凡是以往的历史，当然由以往的人物负责。不过历史是论给现在的人听的。我们不能不注意他们所发生的影响，不能不纠正一切错误的说法。尽管古人“不以为非”的事情，我们不经过认真的检讨，不能随便盲从，我们应该提出我们的意见，来示“不以为是”。
这是非的分界，你很难划分。我们唯一的把握是从阶级立场去分析，有了这样一个立场，自然可以看出阶级利益的冲突，和一切观念的来历。只要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就是“是”；反人民，反民心的，就是“非”。这样弄清楚了，一部是非淆杂中国历史，可以提纲挈领，探骊得珠了。
中国史的分期，从前断代为史，以朝代划分。二十四史即是表示二十几个朝代。这是班固所创，刘知几所谬，郑樵所反对的。郑樵反对断代史的理由虽然说得没有像今天史学家这样透彻，可是他已提出了融会贯通的“通”字。他认为历史不能割断，割断是不对的。不过郑樵也没有提出应该怎样分才对。
断代为史的毛病，是他们注意政权由某个王朝转到别个王朝，以王朝为单位，不注意社会基础的经济发展与变化，要知道历史不是永恒保持平静。
在断代史的分期中，附带发生正统的问题，凡是正史，多少有点正统的意味。意思就是说，某人得天下正，某人不正。从过去多少历史人物中去分析这些，中外之分，篡让之分，大小之分，因而定其是非。这些招式无聊，从前我还承认过正统论，也有两个好处，一是辨夷夏，一是谓统一。辨夷夏这一点站在我们不要外族来统治我们起见，可以保留，而不是这样一概的保留。还要分别说明，分析统一这一点。如果因统一而加重统治力量，更压迫人民，又何必非要统一不可。到不如分成小国，老百姓或者可以喘息。因此，以往历史的分段办法，实在说不出理由。
近来又有把中国历史分成上古、中古、近世、现代的。这样分法比较断代为史进步，可是时间的划分有了，不能代表社会发展，历史发展的性质。以上古而论，通常是在秦以前，这包括原始公社，奴隶占有和封建三个时期，足见这样的分法还有待商量。
范书[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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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公社到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底成立，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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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封建国家的成立及对外侵略到外族内侵，秦汉至南北朝，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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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经济的发展到西洋资本主义的侵入，隋至鸦片战争[11]，九章。
研究一个问题，或想作一篇论文，第一件事得有一个好题目。题目的得来，也有两种：一种是先假定一个题目，本此目的，动起手来；另一种是先饥渴地读书，做笔记，等到书读得多了，自然左右逢源，触景生情。这两种方法做学问的人，都要用，都可用。
不过先从基本书读起，当然是好，也有困难。有些人穷年累月的读书，他的脑筋滞钝了，变成为读书而读书，也就读不出什么意思。真有人一辈子读书，一辈子也做不出一篇论文来。何说在大学读三四年书的人，要他从汗牛充栋的史书里面，钻进去，再钻出来，时间、能力都有限制。因此，选定一个题目来研究，倒是最稳当的办法，最捷径的办法。
好题目自然多的很，不是要到手里，要不到手里。要看个人的修养、识见。这也要运用一点思想[12]。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言：李延寿《南、北史》“落想佳”。这就是说题目好。从前宋齐梁陈和魏周齐隋，各用各文，延寿以南北分史，使祖孙、父子之事，见于一卷之中，太方便。
清朝人提要“朴学”，人人希望有著作，而著作的范围有限，尤其史学部门，很多人只把平时读书笔记整理一下，拿来发表，这算不得一种论文。高等作家像顾亭林的《日知录》，钱大昕的《养新录》。差一点的东抄西攒，与人重床叠屋，无足观者。由此可见，得一题目，也不容易。我们从清朝人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们找题目的恐慌：
谙小学的，好些人做《说文引经考》，《说文古字考》；
谙经学的，好些人做正义，像《论语正义》，《孟子正义》，《周礼正义》等；
谙史学的，好些人做补志、补表的工作。
宋钱文子做过一部《补汉兵志》，熊方《补后汉书年表》；
清人钱大昕《后汉书补表》，《补续汉书·艺文志》；
候康《补后汉书·艺文志》，《补三国·艺文志》；
郝懿行《补宋··刑法志》、《食货志》；
《二十五史补编[13]》。
这分明可以看出，当时[14]找题目的风气。在我们今天看来，他们这种做法是容易的，没有什么了不得；今天我们可以指导史学系的高才生做出来。他们那时还没有发展到专题研究的阶段，大都是以一部有名的书做基础，做研究对象，来续他、补他、注解他。至于以专题来扩大研究，深刻研究，用几百种书的材料，平地立起一个系统，做起一篇论文，由几千到几万字，甚至几十万字。那是他们想不到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的学风。
现在我要提出选择题目的标准：
（1）、不可太熟：太熟的事情，人人知道已经有许多人做过，不会有什么新鲜说法。譬如说王安石变法等，除非像现在历史的观点根本改变，当然也重新估价，不过材料完全没有可以为人注意之点。
（2）、不可太生：太生是太偏僻。譬如我们要做一个古人年谱，当然要看看这个人是不是有重要性，是不是大家需要知道的。最怕的是这个谱主，名不见经传，连他的朋友也不生影响。这样的文章不会引人注意。所谓偏僻和专门不同，专家所考订的是普通中求高深，不是完全偏僻，这要说明。
（3）、要显而隐：怎么叫做显而隐，这些事情表面看来似乎大家有点印象，实在说的并不对。作家能把他内中的曲折，考订解释，弄得明明白白。这就是“就其已知，增其所不知”。看来普通，实在是专门。这样的文章较有意思。
记得陈寅恪先生做过一篇《元微之·遣悲怀三首的次序》，这是三首人人从小就念的诗。到专家眼中，变成有历史性的诗歌。觉得一、三两首次序应该互换，当有意思。
余季豫先生《宋江三十六人考实》，宋江是极“显”。然以小说中人名求之于正史、杂书来相印证，这是平常人所不知道的。
（4）、要[15]隐而显：粗看题目，似乎很生，细看内中一切事情，很多从前知道的，不过知道的不清楚，又不知还有这样许多关系。像《汤若望与木陈忞》，《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16]等。
（5）、开风气[17]。
史料已经收集起来了，进一步要作一番考证的工夫。考证实在是审查史料，鉴别史料的工作。引用史料而不经过考证的阶段，很可能影响到结论的不正确。因此我们除了用新的观点来衡量史料外，客观的考证是必要的。
关于考证学[19]，现在简单：
（1）、校勘；（2）、作者生卒的研究；
（3）、内容的研究。古本、原本、足本、精校本、影印本、稿本。
引用一段史料最稳当的是找一种最好的版本，如有疑再参照其他版本。
a、作者是否亲见其事；b、笔者是否传闻事实；
c、著者写述是否夸大；
d、是否观察准确；
e、是否故意颠倒是非；
f、是否有隐讳；
g、著者有何目的；
h、既非亲见，有何依据。
左宣二年，晋云公不春，宣字（赵盾）骤谏，么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国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名于此，不如死也，触枕而死。
《公羊传》，灵公望见赵盾，欲杀之，于是使勇士某者往杀之。勇士入其大门，则无人门焉者。入其闺，则无人闺焉者。上其堂，则无人焉。俯而窥其户，方食鱼飧，勇士曰：“嘻，子诚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门，则无人焉；入子之闺，则无人焉；上子之堂，则无人焉；是子之易也。子为晋国重卿，而食鱼飧，是子之俭也。君将使我杀子，吾不忍杀子也。虽然，吾亦不可复见吾君矣。” 遂刎颈而死。
（四）组织[20]
（五）文章[21]
《袁清容集》五十，《跋外高祖史越王尺牍》。
《朱子语类》百三十一，《张魏公行状》。
《南史》五一，《萧韶传》[22]。
《表微》八十一、七十七。
研究历史必须有历史资料，更重要的要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没有历史资料，就失去依据；没有理论，就失去指导。这就是史与论，观点和资料统一的问题。
我今天着重讲史料，只讲历史文献资料。史料为何重要的问题，因为大家清楚得很，也不多说，只是谈谈如何掌握历史资料。
学习历史的人天天接触历史资料，人寿有限，资料无穷，要掌握历史资料是不容易的事。至于说充分掌握历史资料，那是专家也觉得困难的事。这中间有功夫的问题，也有方法的问题。只要功夫真，方法巧，掌握一般历史资料应该说可能的，是有途径可循的。这方面个人经验不多，老前辈传下来的经验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我想讲两点：关于第一个问题，熟悉资料的问题，我年轻时也有过想象。大家都见到过中国药铺，药品是放在多少个抽屉抓出药来的，毫不费力，很少抓错。这是训练有素，熟能生巧。如果我们学历史的人要研究什么问题，随手一抓就有资料，那有多方便。当然历史资料分门别类，比起几千种药品来要复杂得多。
熟悉资料，从年轻同志来讲是从无到有的问题，从少到多的问题，是从一般到专门的问题，这件事急不得。因学习是“渐绩”而成的，不能有“顿悟”的办法。但也缓不得，年轻的时候不努力，难道到年龄大了才去努力吗？年岁大了，记性就不好了，得十忘五，张冠李戴，也搞不好。如何熟悉资料，应该从三个方面着手。
首先是基本功，基本功是读书。从大的来讲，像通史这类课程要学好，这是掌握历史的基本要素，基础知识的问题。这方面我们今天条件比古人好，古人只知道一些王朝兴亡的事实，对整个历史发展的规律说不清楚。我们感谢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解决了这个问题。
单学习通史是不够的，要读些原始资料。像《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书总要熟读一两部，这点很重要。学习有成就的人，总有一部书做底子。从这个底子上发展、扩大。清朝有个阎若璩从小并不聪明，他肯熟读经书，和毛西河、汪琬辩论时，他们常常以博学欺人，一到阎若璩立刻和他们对照，说明某书有此事，某书无此事。当面翻书，阎总是胜利的。问题很清楚，他书读得熟。后来他做《古文尚书疏正》，很有名。
清初有个万斯同，是熟读《明实录》的，修《明史》时，他做总裁的顾问，别人做好一篇文章给他看，他立即能指出此事出某书，某卷，甚至第几条。别人回去一查，果然如此，这也是熟读的关系。
我举这两个例，并不是说我要求同学们在大学四年中要做到这个样子，而是说明不管大大小小的书，总要熟读一两部，熟读有好处。熟读了对史料熟悉不用说，对训练记忆力也有好处。
所谓基本功，熟读是主要的。但是光熟读一两部书，而不博览群书，还是不行的。要有一定的时间，要有长期的努力，也要看对研究学问有无大志。读书要有笔记，今天叫做卡片，这也是基本功夫。
第二个方面是目录学的知识。目录学是中国学术上一种传统的学问。一方面讲书籍和学问的源流，一方面讲书籍和内容和版本等事。书不能遍读，但不可不知有此书。即使书还没有见到，通过目录的学习，也可知道这部书讲的是什么内容，和他的优缺点。这种学问，从《汉书·艺文志》就开始重视，到清朝有很大进步，到我们的时代更有发展。
清朝光绪元年（1875年），张之洞作过一部《书目答问》，只有两本书，很能解决问题。他这部书分经史子集，每大类又分十几类，列举重要书籍，注明卷数，作者，版本；偶或有一两句评语。这部书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张之洞在政治上，越到晚年越反动，在目录学上是有贡献的。一个历史系的同学，如果手头没有《书目答问》是一种损失。
当然《书目答问》是极简单的目标，详细一点的，更重要的是《四库全书总目录提要[23]》，这书对每一部书都做了一些介绍，对初学很有帮助。余季豫[24]先生十九岁读《四库提要[25]》起，到七十多岁死，用历五十年写了一部书《四库提要辨证》，揭发了《四库提要》许多缺点。但是《提要》还是有用的书，如果能在大学四年中能读完一部《四库提要》，那就是很好的基础，对中国书籍有个大概了解。
这些年对目录学方面的研究，是有发展的。每一部书前面总有题解，有介绍，这是一种好的风气。但是全面的，大部的目录学的书籍，还不多，要大家努力。
研究历史，不仅以读有个“史”字的书为满足，从前章学诚提“六经皆史”，清朝人认为是了不起的见解。实际何止“六经”，子部、集部都很重要，尤其是集部书。解决具体的问题，常常依靠文集。不知同学们对中国古代文集能说出多少种，特别是清朝学者的文集说出多少种。如果重视目录学，那是容易掌握的。
目录学不是空讲的，要通过实践。我年轻的时候，读过一部《晋书校注》，引了一千多种书，我从此知道了这些书名，也见到注中引用文字。版本也要有常识，一问版本只能说木版，或者闹笑话说宋版《康熙字典》。在历史系、中文系不应该有这种错误。
第三个方面使用工具书。工具书是掌握史料的一个重要方面，有些资料没有工具书简直没有办法。像明清以来《进士题名碑》立在太学，外地的人看不见，即使在北京也没法去看，非有工具书不可。像二十四史这种大书就需要《史姓韵编》[26]这样的书；古今地理变革很大，同一地名竟隔数千里，非有像《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27]》那样的书不可。如果有工具书而不知道，知道了而不去利用，这就太可惜了。
《二十史朔闰表[28]》
不过工具书也要看是怎么做成的，编工具书的原则，应该有两条，不错不漏，但不错不漏谈何容易。现在流行的有些查历史人物生卒年月日，同是一个人，分两次收入，写上两个不同的年月，他都不知道。没有精密的工具，怎样制造出优良的产品，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对工具书不能迷信，燕京漏的进士题名录，不是漏了个康有为吗？
《疑年录[29]》
工具书也有普遍工具书和高级工具书之别，有些明明是工具书或资料索引，有的虽不是工具书，但做学问的人当他工具书用，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30]》。
此外，要自己做一些工具书，各人有自己喜欢钻研的东西，不可能够有现成的工具书，要自己累积资料，以备用时方便。
工具是毕竟是转一手的资料，如果引用，还要经过核对。总之熟悉资料是第一步，对于一般史料能够掌握；到具体研究某个问题时，再深入掌握、搜罗。高明的能做到一网打尽，这才可以说是充分掌握资料。我们看到报章杂志上的文章，常常要看看他到底掌握多少资料。当然有很多同志充分掌握，但也有很多同志对历史资料不够注意，很重要的资料不知道，堂而皇之做起论文，这种论文基础不巩固，如果是房子早就塌下来了。
（二）运用资料
关于运用资料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解决了，问题并没有全解决。历史资料来源不同，记载错误不少。如果仅从书，做不了结论，真不如无书了。历史上的事情，记载少了，说不清楚，没有办法。有些事情史料很多，十分庞杂，也是困难的事情。
唐宋以后，史书更多，文集杂书，光怪陆离。司马光《通鉴考异》树立一个很好的典范。李心传《旧闻正误》，王世贞《史乘考误》，潘檉章《国史考异》，这些书对史料的考订，下了一番功夫，把结果记录下来，这是史学发展的一种。
史料错不错是一个问题，是内容的问题，真伪互异，存其真；详略不同，取其详；后先相承，取其先；不是随便抓一段资料就认为解决问题。只顾一点，不计其余，这是瞎猫逮死耗子，不是办法。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考证学，史源学对审查和史料还是有用处的，不可一笔抹杀。要造一所精美的房子，砖头要磨砖对缝，不能不选择；要做好机器，零件必须精密坚固。史料不加鉴别，真的假的一起搬上，那怎么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呢。
历史上有的小说和史料相混，近代又有所谓历史剧，其实有很多是虚构的人物。一般人不知，当作历史看，甚至像新《辞海》的历史分册也有杨继业的夫人向皇帝控诉，潘美须被降死的说法。看来，现在又增加一些困难，这对学习历史的人要求更严格些。我并不是说历史可以完全排除小说，但历史人物和小说的人物应存区别，对历史研究工作者不是苛刻的要求。
研究历史要有史料，分析历史要有理论水平。没有史料变成空洞的分析，引用史料太多，多而不得其当，也不妥当。
有些文章题目太大了，史料很少，当然不算好。仅是资料堆积，提不出正确的结论。
运用史料为何恰到好处，是学问，是功夫。
《广雅疏证[31]》，《汤若望与木陈忞》。
引文的问题，文章内不见书名，小注一大堆。
引《人名大辞典》，《辞海》，引《纲鉴易知录[32]》。
最早的，最好的，最全的，最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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