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叫歇碑发经过》

苏州碑刻博物馆在苏州文庙，除了四大著名碑刻外有一个名曰《永禁机匠叫歇碑》（以下称《叫歇碑》）较为瞩目。此碑用玻璃罩保护，上有一白色说明牌（此牌为苏州文物局所立）。

图一，苏州文庙碑刻博物馆《永禁机匠叫歇碑》说明牌（拍摄于2013年6月）

图二，《永禁机匠叫歇碑》拓片

1956年《文物参考资料》第七期（7月29日出版）刊登了柴德赓发表的《记<永禁机匠叫歇碑>发现经过》（以下简称《经过》）一文。柴德赓的文章详细介绍了《叫歇碑》的发现经过：抄录于下：

图三，1956年《文物参考资料》第7期，上有柴德赓赠阅陈晶签名

    “一九五五年九月底，我来到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工作，和纪庸教授谈到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我们想象苏州历史文物中应该有这些记载。后来看见顾震涛撰的《吴门表隐》（苏州图书馆藏旧钞本）一书提到机房殿有雍正十一年（应作十二年）永禁机匠叫歇碑，他虽没有说明内容，我和纪庸教授估计，大概是工人罢工的问题。可惜这碑的文字从未经人著录，连《玄妙观志》也不载。十二月二十五日，我去玄妙观访碑，由于道士的指引，在机房殿（俗称祖师殿）的南墙下，找到了这块碑。碑面被涂抹磨泐，上一半几乎人不出来，下一半还清楚，从下一半逐字端详，已经可以确定是一块禁止工人罢工碑。回院以后，马上请善于搨碑的黄慰萱同志去搨了来。原来碑面损害不大，只是因为碑砌在墙内，边上的字有些搨不完全，其中个别的字也有剥落，关系不太大。据黄同志谈：这碑从未经人搨过，这话是可信的，因为所记不算什么‘雅’事，字又写的很不好，自然不会引人注意的。不过雍正十二年立碑时是搨印过几份，分送各衙门存案，这是从碑文中可以证明的。”

    从上文可以看出以下信息：

（一），《叫歇碑》的线索：《叫歇碑》立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顾震涛（1790-卒年不详），苏州人。《吴门表隐》是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该书成书年代为道光十四年(1834年)。自从《叫歇碑》矗立100年以后，文字记载最早的应该是顾震涛。《吴门表隐》记有《叫歇碑》的线索，该书是苏州地方志的补充。按照柴德赓《经过》记述，该书在苏州图书馆有藏钞本。
    （二），《叫歇碑》的发现是一个苏州地方志学术研究问题。作为历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研究过去发生过的事情，来总结，分析，古为今用。柴德赓到江苏师院任历史系主任，除了学校的教学任务，研究苏州地方志也是一个重要的工作；势必联系一些对于苏州地方志，掌故了解较多的学者，专家。纪庸教授学问当为江苏师院的佼佼者，先于柴德赓到苏州任教。1955年柴德赓到江苏师院建立历史系后，纪庸为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时常一起讨论学术及教学问题。
    （三），据《经过》，柴德赓到观前街玄妙观访碑的日期为，1955年12月25日。从《柴德赓日记》（以下简称《日记》）中可以看到较为详细的记载。
    12月25日《日记》：“与同入市至玄妙观，由道士引导观没字碑，此碑相传方孝孺所撰，永乐间划平。碑高土余其承，碑龟趺不见痕迹，计地下所埋不止五尺。又至机房殿，观雍正间禁止叫歇碑。叫歇，即今所为罢工。极有史料价值，当搨有之。下午，阴，诣徐嗣山夫妇，即出。诣纪（庸，著者注）谈，饭后归。微雨，不湿衣。”

图四， 柴德赓日记（1955年12月24-25日）

《日记》记载内容同《经过》同，作为一个历史研究学者，至关重要的是记述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

（四），访碑记录清楚。在柴德赓12月25日到玄妙观访碑之前，并没有其他人认真研究过《叫歇碑》，没有人搨过碑文；此为道士和黄慰萱先生所言。
    《叫歇碑》发现后，柴德赓做了认真的研究，认为此碑的发现可能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提供实证。并将其拓片寄给人民大学尚钺教授，请尚钺教授进一步研究。

柴德赓在1956年2月21日给尚钺教授的信中写道：“我为研究这碑，曾经去苏州图书馆借来康熙二十五年的织造府志，对当时官手工业的组织作了一些了解，肯定这碑所记得机户，都是私营手工业的资方。对碑上有姓的官吏，也大略考过，完全符合。为什么碑要立在玄妙观祖师殿？因为这是（当时）工人聚集之所。”

1956年4月，尚钺教授的专著《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由三联书店出版，将《叫歇碑》的拓片及柴德赓给他的信札作为该书附录；并评价了《叫歇碑》的意义。尚钺的专著比柴德赓的《经过》发表早两个月，他对发现《叫歇碑》给予较高的评价“从柴德赓教授发现此碑的经过，使我们体会到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即一切的机会和材料，都是为有思想有准备的人而设的。柴先生对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及增长有了研究，因而有了思想准备，所以，他到苏州才去翻检书籍，搜寻史料，从而就发现了这个碑文。”
        《叫歇碑》的发现经过是清楚的事实，得到史学界、考古界的一致认可。因此苏州文物局所立《叫歇碑》说明牌(图一）。

二、评黄恽《纪庸与叫歇碑》

2007年3期《苏州杂志》刊登黄恽编辑的文章《纪庸与<叫歇碑>》（以下简称《黄文一》）。该文认为是纪庸教授发现了《叫歇碑》。在此收录几段黄恽的文章，对比一下。
    《黄文一》言“1956年一个星期天下午，他在家里翻阅《吴门表隐》，发现第十一卷有这么一条：‘永禁纱缎机匠叫歇帮行碑，在圆妙观机房殿内。雍正十一年，长洲县沈光曾奉巡抚高其倬、布政白钟山、知府姚孔鈵宪行勒石。’这记载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即刻到玄妙观去查找，在道士的指引下，果然在观中一间偏殿（机房殿）的墙中见到了这块貌不惊人的《叫歇碑》。”
　　“1956年”，《黄文一》首先没有弄清时间（虽然在2011年的黄恽的博客中加注“实为1955年”），事件时间都没有弄清楚，就急于发表文章，至少是治学不严谨。“一个星期天下午”，其次没有确定是哪个星期天。

如果纪庸教授为发现人（首位找到其碑实物的人），按照何黄恽的描述应该在1955年12月18日（或以前）的星期天。但是柴德赓《经过》25日玄妙观访碑时用的是“找到了”（目的是很明确是寻找），而不是“看见了”（别人已经找到，而只是去看一下，眼见为实。）

 如果是纪庸与柴德赓25日同去访碑，时间不对；柴德赓25日上午去了，同去人为柴德赓的同学毕腾青（此为25日《日记》所载），“下午”从玄妙观回来，并去了纪庸家，饭后归。

如果纪庸在25日以后的星期天去访碑，那就失去发现者的身份。

所以黄恽的考证，纪庸找到《叫歇碑》没有具体时间，不足为凭。
    纪庸研读《吴门表隐》的时间是下午，看完二十卷本的书籍。看到兴致高时，立即去玄妙观寻访；描述地过于连贯，从时间安排上讲不成立。在此引用一段柴德赓12月24日的《日记》：
    “下午，未至工作室，阅《吴门表隐》，此书甚陋。序及题诗占去一本，末册又附家中谱，墓道，殊无谓，然于吴中掌故搜罗尚勤些。此书有道光刻本，余所阅书苏州图书馆藏抄本，尚旧，偶有误字。”
    柴德赓在去玄妙观访碑之前，用了半天的时间做功课，研读《吴门表隐》。同是历史系教授，通读文章的速度不会有如此大的差别。一个半天时间就可以完成读书，访碑。另一半天只是都浏览一遍，第二天才去访碑。所以黄恽描述地如此流畅有悖常理。

柴德赓到玄妙观访碑，首先见到的是疑为方孝孺撰写（后被刮去）的没字碑，如果在此之前纪庸已经找到《叫歇碑》，道士会将柴德赓直接引到《叫歇碑》碑前，不必东找西寻了。
    《黄文一》描述“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下午，永远成为纪庸先生记忆中亮点的下午，他把因打入另册、身份贬抑而带来的身心疲惫丢到了一边，全身心享受到了发现的愉悦。他用手抹去了碑上尘封的积垢，仔细分辨着碑上历经二百多年岁月沧桑的字迹”。“这正是工商经济史中不可或缺的好材料。他把碑看了又看，可是室内光线暗淡，要详细了解，必须把碑取出才行。回到学院后，他去找才到苏州不过几个月的历史系主任柴德赓先生，柴听了很感兴趣，一起办好相关手续，到有关部门几经交涉，终于获准取出了《叫歇碑》。以纪庸先生当时的身份，没有柴德赓先生的积极襄助，这是不可能办到的。”

看上去像是文学描述。纪庸在1955年并未打入“另册”。直到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前，1957年3月25日他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1955年、1956年都有著书出版；有完全的政治、学术权力。因此，不存在黄恽描述地纪庸“让梨”的故事。
    按照柴德赓的《经过》，《叫歇碑》并没从玄妙观取出，而是请苏州碑刻专家黄慰萱同志“搨了下来”，试想，将碑取出亦不符合情理。如果柴德赓《经过》为假，黄慰萱未曾到玄妙观搨碑，在1956年即会批驳柴德赓不符合事实的《经过》。

三、评黄恽《关于叫歇碑的发现》

2011年9月11日，黄恽因找到“新证据”，再次发表文章《关于叫歇碑的发现》（以下简称《黄文二》），此文刊登在他的《瞻之在前 忽焉在后》博客之中。在此摘录如下：
    “日前有友人给了我一件他珍藏的资料，乃是发表在1958年5月29日《江苏师院》第三版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从叫歇碑发现的事件中看丑恶的资产阶级思想》。这虽然是一篇出现在反右后期主要针对柴德赓的批判性文章，但里面述及的主要内容，正是叫歇碑的发现。与我掌握的资料一样，该文再次证实了叫歇碑由纪庸先生发现的事实。”
    1958年5月29日《江苏师院》报，我没有看到这份革命大批判式的文章的原版报纸（以下简称《文章》），姑且认为他是存在的。那是一个可以乱扣帽子，乱打棍子，随意上纲上线的年代。大字报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不顾事实依据。如何作为今天研究历史的佐证。
      我们可以从柴德赓1958年6月15日《日记》中找到当时运动的蛛丝马迹。
   “昨晚起草准备检查稿，今日下午对师院历史系全体师生检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分四部，立场，名利思想，教学思想态度，厚古薄今观点。去夏检查时，余曾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之欢。此次暴露问题更多，自视为无疑是处，今后真当从头做起，一息尚存，终当不负党与人民耳。傍晚秦鹤鸣[1]、徐嗣山[2]、何保罗[3]同志来，谈检查情况，有进步，还未能满众之意。今后或于小会补谈一次可亦，余无意见。”
    关于《日记》提及“检查稿[4]”尚存，将会在出版《柴德赓全集》时收录。其中有柴德赓介绍纪庸加入民进组织的检讨，并无关于《叫歇碑》问题的检讨内容。如果八位教师的《文章》是证明柴德赓与纪庸“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是正确的话，在这个检讨中必须要检讨、“向党交心”的。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涉及到每个知识分子，纪庸教授因发表几篇“鸣放”文章打成右派。柴德赓因在1956年10月6日于《人民日报》发表《“百花齐放”中论“一花独不放”》呼吁弘扬中国书法文化的文章，1957年6月以后，认为是毒草一株[5]。仅凭此足以将柴德赓划为“右派分子”。作为江苏师院的院领导杨巩[6]、吴甦[7]、秦和鸣及苏州市委统战部部长马崇儒都极力保柴德赓，才免于一难。于是避重就轻提出一个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问题，让柴德赓交代，检查（详细可见柴德赓的《检讨稿》），在检查中不提“一花独不放”问题。
    时为历史系讲师的何保罗与柴德赓过从较密，领导有意安排他划清界限以脱身。所以才会有黄恽引用的那篇《文章》。现在来分析一下其内容：
    “1955年间，右派分子纪庸为求名利，也在“研究”当时史学界较为重视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多方辗转才知道吴门表隐一书中载有苏州织工的史料。于是通过了种种关系，才向苏州图书馆借得该书。柴主任来苏州后，在彼此闲谈中涉及到一些苏州机户的问题。纪庸为了迎合柴主任并借此相互拉拢，便不惜将此“秘本”转借与柴主任。这便是“材料为有思想准备的人儿设的”真相。叫歇碑发现后，柴主任更拓下了大量碑文，并向北京寄发，尚钺也获得了一份。而且，在新著中应用了这个“珍贵材料”，并作附录，宣扬柴主任窃夺的发现功绩。这样，柴主任发现叫歇碑的“功绩”，便随该书的发行而传遍了祖国各地。怪不得浙江师专来我院参加科学报告会的代表，在大会上发言的第一句话便是赞扬柴主任发现叫歇碑的“功绩”。从此柴主任也名正言顺地在任何场合下，介绍叫歇碑是“我”发现的了。”
    这是何保罗《文章》对柴德赓《经过》一文的质疑，而这个质疑并没有直接质疑柴德赓《经过》所描述地不是事实，而是以尚钺的专著《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的附录作为批判柴主任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依据。《文章》描述，《吴门表隐》为“秘本”，应不符合事实。按照柴德赓的《经过》，此书苏州图书馆有藏钞本，市立图书馆图书为公众信息，不是档案资料非党委介绍信方可查阅。而且在《经过》中介绍了和纪庸教授讨论《吴门表隐》中记述的“叫歇”意思，“大概是工人罢工的问题”。《文章》强调“为了搞清真相，我们再三地核对了事实。”事实是什么呢，就是纪庸教授通读过《吴门表隐》，而且将“秘本”借给柴主任了。根据这个事实并不能否认柴德赓12月25日去过玄妙观，也不能证明是纪庸独自先行的。按照《文章》的逻辑，谁先看到《吴门表隐》谁就是《叫歇碑》的发现者，那么非顾震涛莫属了。
    其实，就连写《文章》的何宝罗也懂得这个道理，但是这是运动，人人都要过关，都要通过揭发别人以保存自己；是否符合实际、符合逻辑都摆在政治需要的后面。何宝罗知道只能这样写《文章》，才是求全之策。
    在现有的文献中，注意到一个事实：即《叫歇碑》发现之后，纪庸并没有公开声明（1）柴德赓剽窃了成果，（2）柴德赓贪天功为己有。他在1957年3月25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了署名文章《新发现的清初苏州手工业工人罢工史料》（以下简称《史料》）写道：“1955年我们曾在玄妙观旁的机房殿发现清雍正十二年(1734)的《永禁机匠叫歇碑》，证明十八世纪在这里已有劳动纠纷。”《史料》一文中并没有说纪庸“自己”发现了《叫歇碑》，而是用的“我们”，如果纪庸真是“首次独自见到《叫歇碑》”，在《史料》文中完全有机会更改被“篡改”的发现事实。

图五，何保罗、何荣昌的文章（载《百年青峰》，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

2007年苏州大学举办《纪念柴德赓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出版了《百年青峰》一书，其中有何保罗、何荣昌的纪念文章《追念柴德赓先生》（P93，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在此抄录一段：
    “柴先生到苏州后，随时留心苏州的地方文献。有一次，他同历史系纪庸教授交谈有关苏州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从清人顾震涛的《吴门表隐》一书中，得知机房殿有雍正年间的《永禁机匠叫歇碑》，但内容不详。后来他亲自去找，在玄妙观道士的指引下终于在机房殿的墙角下找到了，并请人把碑文拓了下来，在1956年《文物参考资料》第7期上作了介绍。这是一份研究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工人罢工斗争史的重要碑刻资料，为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该文章原发表在1988年[8]，这是拨乱反正后，何保罗亲自澄清自1955年以来关于《叫歇碑》问题的风波，所做的结论。
    作为苏州地方史的研究者黄恽看到此，应该明白：黄恽引用的《文章》已经被何保罗自己否定了。作为事件考证，不能参考一份档案，不可只采用有利于自己观点的史料，不是所有的资料都具有史料价值。要学会用历史考证的方法来研究地方史。
    另外一个质疑，黄恽在2007年的《黄文一》中举证了一个证人，历史系柳树人教授。1979年江苏师院历史系为纪庸平反时，柳树人願为纪庸发现《叫歇碑》作证。只是一个愿意作证，且未披露作证内容，是否雷同何保罗《文章》。1979年纪庸平反时的悼词写道：“苏州市玄妙观《叫歇碑》的发现，就是纪庸同志在《吴门表隐》一书中发现的线索”。纪庸关于《叫歇碑》官方的意见已经确定。
   

结束语

柴德赓与纪庸同作为江苏师院历史系的教授，从1955年起交往较密。柴德赓教授到苏州工作后，了解到纪庸教授的才学和身世。在政治上积极帮助他。柴德赓是纪庸加入民进的介绍人。    
    柴德赓教授与纪庸教授已故去40多年，生前他们并没有因为《叫歇碑》问题争执，反目。二位学者不会因此发现就增光减辉，研究历史是他们的本职工作。为何已经清楚的事实，偏偏要划分成两个对立面？黄恽俨然以纪庸问题专家傲视于世，认定己论为真理。而且在叙述柴德赓后来被文革迫害致死时《黄文二》如下描述：
    “现在来看，叫歇碑的发现意义不大，然而在当时，却是一件学术界的大事。这块碑不但反映了明代江南地区的资本主义萌芽，更证明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与斗争，是伴随资产积极萌芽而产生的，印证了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和革命性，以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理论。由此，也使得柴德赓先生在学术界一度名声大噪，名利双收。当然，这样的好运为时非常短暂，后来他在劳动改造时倒地身亡，与纪庸的投河自杀，同样值得悲悯。”
    从以上言辞，可以看出黄恽的世界观。在他看来，柴德赓因《叫歇碑》“名声大躁”，“名利双收”交“好运”，（文革中）“劳动改造”死于非命是乐极生悲的因果关系，只是“悲悯”而已。黄恽的其它博文，谈及纪庸后代在美国发展（应该说是定居），感到很“欣慰”，出国就是好事，高人一等。
    如今离发现《叫歇碑》已经近六十年了，居然还有如此不懂历史研究的方法，胡乱点评；声称自己不是“考证“，而是“随笔”。不过，言论是自由了，但是法制观念较从前更高了。对自己说的话，要承担责任是法制社会的基本规则。

[8] 1988年6月17日，江苏史学界于南京集会，纪念柳治徽、邓之诚、缪凤林、吕思勉、陈恭禄、柴德赓六位著名历史学家。

参考图书：

顾震涛《吴门表隐》
尚钺《 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


柴德赓《1958年自我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