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德赓先生（1908—1970年）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他从事史学研究和教学三十多年，对五代史、宋史、清史、辛亥革命史都有很深的研究和造诣，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册，著《史学丛考》《史籍举要》《资治通鉴介绍》等。他不仅长于史学，还精于诗词，擅于书法。《偶存草》和《青峰诗存》中的诗歌题材广泛，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历史变革。他的书法功力深厚，深得书法界好评。

柴先生与苏州有着不解之缘。1955年9月，他从北京师范大学调至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筹建历史系，从此在苏州工作和学习了十六个春秋。他不仅为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建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对发掘苏州地方史料所起的作用也是相当大的。

1955年，国内史学界正在讨论中国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柴先生调任苏州后，随时留意苏州的地方文献。他在与同系的纪庸教授进行学术交流中，谈到了这一问题。他们都认为苏州历史典籍和文物中应该有这方面的记载。他看到苏州图书馆藏旧钞本顾震涛《吴门表隐》，其中提到玄妙观机房殿有雍正十二年永禁机匠叫歇碑，对此十分重视。为了弄清碑文的内容，他亲自去玄妙观访碑，并在道士的指引下，终于找到该碑。随后，他写了《记〈永禁机匠叫歇碑〉发现经过》一文，作了介绍，发表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7期。此文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了有关专家、学者的重视。从碑名来看，“机匠”，即机织工人；“机户”，即作坊主；“叫歇”意为罢工。碑由机户所立，这是资方利用官府势力禁止织工罢工的事实，是研究中国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资料。从碑文来看，“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即作坊主经营企业并发给工人工资，工人则向作坊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获得报酬，这反映了我国传统纺织业中出现了具有早期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至于工价，按件而计，视货物之高下，人工之巧拙为增减”，这反映了计件工资和按质论价这一事实。作坊主还根据“纱机”、“缎机”的只数，发酒费给操机的工匠。此外，碑文还反映了纺织工人为改善经济待遇，要求增加工资而进行罢工斗争的事实，以及长洲县府经朝廷、省以及苏州府的批示，由苏州府长洲、元和两县纺织业机户何君衡等69人立碑严禁机匠“叫歇”的运作过程。

这块碑的发现，对研究明清时期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柴先生自己谈到：“这块碑的发现，对于十八世纪中国纺织业中资本主义因素增长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极有力的资料，对于中国工人运动史的研究，更有重大意义。”史学家们在其研究著作中引用此碑为例，为研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提供了翔实的依据。郑天挺先生在《清史简述》中提到：“碑文记载机户勾结官府禁止机工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的情况……”；戴逸先生在《简明清史》中提到：“机户以资本的力量剥削工人，并借助封建政权的暴力压迫工人，在层出不穷的劳资纠纷中，官府总是和机户站在一边。如一七三四年（雍正十二年），清政府在苏州立碑，禁止机匠罢工。……机户在政治上依附于封建政府，正表明他们经济力量还很薄弱。”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永禁机匠叫歇碑》还被收入在1956年三联书店出版的尚钺先生的专著《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一书中，作为“附录”。尚钺先生在“附录”说明中说：“这个碑文的发现，对于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和无产阶级产生的历史，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从柴德庚教授发现此碑的经过，使我们体会到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即一切的机会和材料，都是为有思想准备的人而设的。”这段话充分地说明了柴先生发掘苏州地方史料的贡献，以及他对重要历史研究课题产生的积极影响。

苏州自古以来人文荟萃，有着大量的碑刻遗存。张晓旭先生在《苏州碑刻》（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中谈到，据不完全统计，苏州(含所辖六市)现存碑刻实物近3000块，这些碑刻除部分作为苏州碑刻博物馆藏品外，绝大多数分布于市区园林名胜、宗教寺观内。苏州碑刻如此众多，原因有三：苏州2500多年历史的文化沉积, 是其社会基础；苏州历代文人荟萃，书画名家辈出，书丹刻石高手众多，是其物质基础；苏州自古佳丽地，名胜古迹林立，宗教文化勃兴，应时应景、立碑赏玩，蔚然成风，是其直接原因。与我国其他地方的碑刻资料相比，苏州碑刻文化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一是拥有国宝四大宋碑，即《平江图》《地理图》《天文图》《帝王绍运图》；二是明清帖刻极为丰富；三是儒学碑刻系统而集中，各种反映儒学教育盛况的碑刻，共计50余通，折射出历史上苏州重教遵道的鲜明特色；四是工商经济碑刻在全国具有代表性。苏州是我国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苏州碑刻博物馆馆藏的250余块工商经济碑刻充分反映了这一经济盛况，尤其是其中反映社会生活里出现的中国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碑刻，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代表性。柴先生发现的《长洲县永禁机匠叫歇碑》即是如此。古代苏州碑刻向人们展示了灿烂的古代苏州历史文化，众多碑刻既是研究古代社会的第一手资料，又是一部书法艺术宝库，非常值得学者和人们研究学习和鉴赏。

近半个世纪以来，史学工作者们对苏州碑刻资料由发现重视到研究运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早在1959年，江苏省博物馆（今南京博物院）编纂的《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由三联出版社出版，共收碑刻370件，其中苏州一府就达322件，占全书的86%强。由柴先生发现的《长洲县永禁机匠叫歇碑》被列入其中。碑刻内容涉及相当广泛，为明清历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推动了学术研究。

1981年，《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由苏州博物馆、江苏师院历史系（现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系）、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室合编，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的有关碑刻258件，内容涉及到会馆和公所、严禁工匠“倡众停工”和“齐行增价”、申禁“铺户当官”和“科累商户”。这对于研究明清社会经济，特别是考察江南地区经济发展史，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由柴先生发现的《长洲县永禁机匠叫歇碑》再次被列入其中。丰富的碑刻资料深入推动了明清经济社会研究，同时也发人深思：中国封建社会何以如此漫长？微弱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何以形不成与专制统治相抗衡的社会力量？苏州是我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最早的地区，但从十六世纪直到十九世纪，凡三百年之久，发展的历程有什么特色，其原因究竟为何？

1998年，《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由苏州大学历史系与苏州碑刻博物馆紧密合作，王国平先生、唐力行先生主编，吴建华先生、张晓旭先生副主编，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从社会角色与社会群体、社会生活与社会合作、社会信仰与社会心态、社会问题与社会管理四个层面，对收录的苏州碑刻500余件进行编纂，立体性地展现了明清苏州社会及其转型开始以后，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状况，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明清社会的认识，深受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这是首次从社会史的角度对明清以来的苏州碑刻资料加以系统整理，而且与上面提到的先前两部碑刻资料几无重复。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后辈学人受到柴先生努力寻找苏州地方碑刻，利用第一手碑刻档案资料，推进学术研究的启示，是其学术精神的自然延续。

苏州大学历史系的几代学者们对整理苏州地方文献、碑刻资料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忆及当年柴先生对创建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兢兢业业，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学术地利，对苏州地方资料的热衷不减及其对碑刻有所重大发现，实是为学术实证研究提供了典范，树立了楷模，以至今日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系对苏州碑刻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这本身就是一种学术精神和文化的传承。苏州作为文献之邦，文物渊薮，保存了各种文献、碑刻资料，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它们仍会层出不穷地被发现。相信未来对苏州文献、碑刻资料的进一步整理和出版，定会为日后进一步研究江南地区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也可能将是苏州大学历史系最好地承继柴先生学术精神、做好历史研究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