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体系庞杂，中国史学史只是历史学众多分支学科之一，在 二十世纪 二十年代前后开始萌芽、发展。梁启超率先提倡建立“新史学”，李大钊首创用唯物史观去研究历史，他使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走向科学化、正规化，李大钊在事实上成为二十世纪研究中国史学史的第一人。

北京师范大学的瞿林东教授将前人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分为五个阶段：即草创时期（30—40 年代）；沉寂时期（50 年代）；活跃时期（60 年代前期）；再度沉寂时期（6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中期）；建设时期（70 年代末至今）。[1]

中国史学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不到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虽然经历了曲折，但却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因此，研究 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史意义重大。在对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中，涌现出众多的知名学者，其中，本文研究的历史学家柴德赓即是研究中国史学史活跃时期的代表学者之一，他曾参加过讨论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相关问题，也曾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提出过一些创建性的意见，他是二十世纪知名的历史学者，因此，对柴德赓的研究也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史学的发展与变化，同时也使后学之人对柴德赓先生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柴德赓先生对中国的史家和史书多有研究，因此，当今研究柴德赓的学者大多专注于柴德赓是怎样论述中国史家的、怎样剖析中国史书的，进而总结出柴德赓的治史特点。

目前研究有关柴德赓先生论述中国史家的学者和相关文章有：

张承宗《柴德赓与他的老师陈垣》（原载《学海》1991 年第 2 期）；

龚书铎、李秋沅《柴德赓先生的治学道路和方法》（原载《青峰学记》，苏州大学出版社，1992 年）；

宁侠《从评价章学诚看柴德赓先生的治学》（原载《百年青峰》，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

武少民《柴德赓与清代学术史研究》（原载《历史教学问题》，2009 年第 6

期）。

上述学者分别从柴德赓是如何论述古代的代表史家如章实斋、汪容甫、王西庄、钱竹汀、赵翼等入手，总结出柴德赓从哪几个方面研究中国史家，是用什么方法进行研究，分别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观点。综合以上国内学者对柴德赓研究中国史家的论述都各有所长，但我认为还有以下几点不足之处：首先，这些学者只是从柴德赓论述史家的治学特点、学术成就及其与其他的同时期的史家对比等方面展开论述，而对柴德赓所论述的史家与时代关系、史家的史学思想则没有体现。其次，国内学者大都对柴德赓所研究的清代史学比较关注，的确清代学术史是柴德赓研究的主要方面，但柴德赓对宋代史学也有研究，对宋代史家也有所关注，当代学者忽视了柴德赓对宋代史家的研究。第三，柴德赓不仅对中国古代史学有深入的研究，他对近代史学也有研究，对近代史家也有评论，如陈垣和蔡东藩两位史家，当代学者也很少关注柴德赓对近代史家的研究，目前仅有张承宗的《柴德赓与他的老师陈垣》这一篇文章涉及了这方面的论述。

柴德赓所评论的史书大多是纪传体类的，这体现在他的《史籍举要》这部书中，所以当代研究柴德赓是如何评价中国史书的学者纷纷对这部书做了评论。许大龄《〈史籍举要〉序》（原载《百年青峰》，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 年）；荣孟源《〈史籍举要〉读后》（原载《历史知识》1982 年第 5 期）荣孟源认为书中分析了司马迁的一些进步思想，对这些思想的分析便于我们理解和运用《史记》。分析班固存在的优缺点，更便于我们理解和运用《汉书》；崔曙庭《〈史籍举要〉的特点和成就》（原载《青峰学记》苏州大学出版社，1992 年）崔曙庭认为介绍史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务必对所介绍的典籍有过研究，至少是认真阅读过，这样才不至于抄袭他人的见解，随声附和，甚至是以讹传讹；邱敏《删繁举要源清流晰》（原载《青峰学记》苏州大学出版社，1992 年）。这些学者分别对《史籍举要》这部书做了肯定的评价，并总结出柴德赓做此书的目的是使“有志于史学的人，费力省而得益多，登堂入室，左右逢源。”[2]当代学者除对上述柴德赓主要研究的六大类史书进行了评论，还对柴德赓研究的宋代史书有所评价。邱敏《柴

德赓先生的史学成就和学术风格》（原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8 年卷），在这篇文章中邱敏评论了柴德赓的《论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一文，他认为柴德赓是运用对比的方法写作此文的，即将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与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做比较，他还认为这篇文章大有赵翼之遗风，但却又超越了赵翼。瞿林东教授对柴德赓所写《资治通鉴介绍》一书也有评价，写有《学脉·史论与学术含量》（原载《苏州大学学报》，2010 年第 4 期），瞿林东教授指出，《资治通鉴介绍》一书贯穿着一条“学脉”即，司马光《资治通鉴》——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陈垣《通鉴胡注表微》。这条“学脉”反映了三个不同历史时代，三位著名历史学家的爱国情操。[3]国内学者对柴德赓论述中国史书的评论，我认为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柴德赓评论过的中国史书进行论述：第一，每一部史书都有史料来源，我们要从这部书的史料来源着手进行论述。第二，对每部书的编纂方法进行论述。第三，对柴德赓论述中国史书的注释与版本进行评论。

当今国内有许多学者都对柴德赓先生的治学精神和治史特点进行了总结，龚书铎、李秋沅《柴德赓先生的治学道路和方法》一文对柴德赓的治史特点是如下总结的：第一，柴德赓写有数篇考证历史的著作，但是他的考史之作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为考证历史而考史，柴德赓的考证历史是一种“有意义的史学”，即他研究历史多带有明显的爱国主义的政治倾向。第二，柴德赓的考证方法细致而严密。

这一特点体现在他往往是在读大量书籍的基础上写作相关文章，并且他擅于提出新的见解；柴德赓具有追本溯源的精神；他在写作文章时能够做到广征博引，谨慎考证，最后做出科学的判断。清朝大学问家戴震曾说：“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柴德赓的治学，在这三方面都达到较高的水平。第三，柴德赓具有实事求是的治史态度。表现在：其一，他能够较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其二，他推崇钱竹汀的治学方法与治学精神，但他对钱竹汀的政治态度是不赞成的甚至是批判的。

邱敏《柴德赓先生的史学成就和学术风格》一文更加系统的总结了柴德赓的治史特点，他认为柴德赓治学最为突出、鲜明的特色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考论结合，经世致用；第二，文史结合，以诗证史；第三，教研结合，指导门径。

武少民《柴德赓与清代学术史研究》一文认为柴德赓的治史实事求是、视野开阔；对史书、史事的评价客观而全面和精深缜密的治学特点。

每位研究柴德赓学术的学者对柴德赓研究中国史学的特点都进行了总结，我不能说孰是孰非，但是却不全面。我对柴德赓研究中国史学史的特点也总结了三点：其一，研究精深、分析精辟；其二，精于考证、实事求是；其三，见解独到、拒绝盲从。当然这些总结也并不全面，还需要更多的学者进行研究总结。

一、柴德赓生平与学术成果

（一）柴德赓生平及学术年表

1.生平介绍

柴德赓（1908——1970），字青峰，浙江诸暨思安乡柴家村人，生于小康家庭，家中兄弟九人，其父名廷，只能够勉强认识些常用字，以经商为业。其母出生于书香世家，从小读书写字，她是柴德赓在书法领域的启蒙之师。柴德赓是近代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近代史学大师陈垣的高足，是“陈门四翰林”之一。

他从小聪明好学，五岁时入私塾读书，勤奋学习，十一岁既能诵读《古文观止》，始对读书产生兴趣。在林浦小学读书期间，得到陈榜良先生的谆谆教诲，为他国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小学毕业后，跟随陈躬青先生学习，陈先生学识渊博，精通史、地、数、书画，虽然柴德赓仅和陈先生学习半年，但是由于受到陈先生的言传身教，使其对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奠定了他日后专攻史学的基础。在其初中历史教师蔡东藩的教育与熏陶下使他的史学与文学的功底更加深厚。1929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其才华与好学得到陈垣老师的赏识。1933 年毕业，任教于辅仁附中。1936 年任教于辅仁大学历史系，从事史学研究与教学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55 年，响应党的号召，调到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

柴德赓从事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近四十年，精研五代史、宋史、明清史、清代学术史，对辛亥革命史也有研究，主编《辛亥革命》史料。精于目录学、史料学，继承其师陈垣的治学经验，擅于考证之学。他在教育教学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教学认真、诲人不倦，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培养了大批骨干教师，如刘乃和（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邱敏（现为南京晓庄学院教授）、许大龄（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等。当柴德赓的学术造诣达到炉火纯青时，受到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的迫害，于 1970 年 1 月 23 日去世，柴德赓的辞世是我国史学界和教育界的极大损失。

2.学术年表

1931 年：《明季留都防乱诸人事迹考》（上），原载北平师范大学《史学丛刊》第一卷第一期，1931 年 6 月；

1941 年：《宋宦官参预军事考》，原载《辅仁学志》第十卷第一、二合期，1941年 12 月；

1943 年：《〈鲒埼亭集〉谢三宾考》，原载《辅仁学志》第十卷第一、二合期，1943年 12 月；

1945 年：《〈四库提要〉之正统观念》，原载四川国立白沙女子师范学院《学术集刊》第一期，1945 年 8 月；

1947 年:《〈通鉴胡注表微〉浅论》，原载《上海大公报·图书周刊》第 15、16期，1947 年 4 月 16、23 日；

《记贵阳本〈书目答问〉兼论〈答问补正〉》，原载《辅仁学志》第十五卷第一、二期，1947 年 12 月；

《万斯同之生卒年》原载《天津益世报·人文周刊》新第 28 期，1947年 11 月 17 日；

《全谢山与胡稚威》原载《辅仁学志》第十五卷第一、二合期,1947 年12 月；

《跋〈邵念鲁年谱〉》原载《辅仁学志》第十五卷第一、二合期，1947年 12 月；

1949 年：《春在北平——致章佩玉书》原载《香港大公报》，1947 年 3 月；

1950 年：《对吕振羽著〈简明中国通史〉的几点意见》原载《光明日报》，1950年 9 月 3 日；

1956 年：《百花齐放中论一花独不放》原载《人民日报》，1956 年 10 月 5 日；

《记〈永禁机匠叫歇碑〉发现经过》原载《文物参考资料》第七期，1956年；

《〈辛亥革命〉叙言》原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 1 月；

1959 年：《我的老师——陈垣先生》原载北京图书馆编《文献》丛刊，1980 年第 2 期；

1960 年：《从白居易诗文中论证唐代苏州的繁荣》原载《江苏师院学报》，1979年第 1、2 期；

1961 年：《陆秀夫是否放翁曾孙》原载《光明日报》，1961 年 9 月 15 日；

1962 年：《关于〈杜臆〉的作者王嗣奭》原载《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 419 期，1962 年 6 月 17 日；

《章实斋与汪容甫》原载《江苏师院学报》，1962 年第五期，1962 年 9月；

《蔡东藩及其〈中国历代演义〉》原载蔡东藩《前汉演义》，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1962 年 12 月；

《重印〈书目答问补正〉序》原载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中华书局出版，1963 年 2 月；

《陈垣先生的史学思想》原载《励耘书屋问学记》，1982 年 6 月；

1963 年：《〈资治通鉴〉及其有关的几部书》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编《史

学史资料》，1979 年第一期，1979 年 3 月；

《试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原载《光明日报﹒史学》第 261 号，1963 年5 月 8 日；

《严绳孙手札》原载《香港大公报﹒艺林副刊》，1964 年 2 月 23 日；

《〈资治通鉴〉介绍》原载《资治通鉴介绍》；

1964 年：《王西庄与钱竹汀》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编《史学史资料》1979年第三期，1979 年 7 月；

《谈〈通鉴纪事本末〉》原载《香港大公报﹒艺林副刊》，1964 年 8 月 2日；

《〈资治通鉴〉的作者》原载《香港大公报﹒艺林副刊》，1964 年 10 月 4日；

1965 年：《跋顾亭林〈致归元恭札〉墨迹》原载《香港大公报﹒艺林副刊》，1965年 1 月10 日；

《〈通鉴〉的编纂方法》原载《香港大公报﹒艺林副刊》，1965 年 1 月 31日；

《王鸣盛和他的〈十七史商榷〉》原载《光明日报﹒史学》第 308 期，1965年 5 月 19 日；

《论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原载《人民日报﹒学术研究》第 75 期，1965年 7 月 2 日；

（二）学术交往

1.柴德赓与陈垣

陈垣(1880---1971)，字援庵，广东新会人，清末秀才，早年学医，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陈垣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对元史、宗教史的研究成就突出，在目录学、史料学、校勘学等诸多方面也多有建树，他被称为“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被毛泽东称为“国宝”。他是柴德赓大学时代的老师，可以说是柴德赓在治学过程中的领路人。

柴德赓与陈垣初识于 1929 年，那时他刚刚考入北平师范大学，陈垣时任师大历史系教授兼主任。柴德赓的才华得到陈垣的赏识，曾在他的考卷上批有“以柴生为第一”的评语。此后，师生二人交往密切，陈垣常指导他应怎样读书、怎样做学问。经过这样的悉心指导柴德赓成为陈垣的入室弟子，他继承了陈垣的治学方法，擅长于考证之学，同时也继承了陈垣的教学态度与方法，深得其师的真传。

在大学读书期间柴德赓生活困难，陈老帮助他找工作解决生活问题。如，陈老自掏经费让他整理《晋书斠注》，又替他找到在辅仁附中代课的工作，使其半工半读完成学业。师生二人在一起工作生活近二十载，柴德赓在生活窘困时得到老师的资助，在学习中得到老师的言传身教，二人时常在一起探讨学问，彻夜不眠，经过与恩师二十载的学习，柴德赓终成为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垣的治史历程是“从前专注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两年讲《日知录》，今年讲《鲒埼亭集》，亦欲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4] 他曾说过：“解放以后，得学毛泽东思想，始幡然悟前者之非，一切须从头学起。”[5]

总结上述陈垣所说的话可以得出，陈垣所走的治学道路是从钱竹汀的考证之学到顾亭林的经世致用之学，进而深化到全祖望的注重民族气节的爱国情感，最后陈垣成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柴德赓是陈老的得意门生，学术传人，他传承了老师的为人与做学问的精髓。所以，柴德赓在 1931 年事变前的治学方法也是考证学，事变后，受到老师的影响其思想也转变为经世之学。抗日战争时期，经历了北平沦陷，其思想中又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感与民族意识。解放战争后，其思想又倾向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积极向共产党靠拢，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曾说：“在党的领导与关怀下，我更要信心百倍地加强自我改造，努力学习，认真劳动，积极工作，做一个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6]

综上所述，柴德赓的治学之路是沿着老师的治学道路而前行的，既有继承又有创新。正如柴德赓自己所说：“我在他门下只是一个小学生。”“我要永远向老师学习，做他的小学生，踏着他所走的道路前进。”[7]

2.柴德赓与刘乃和

刘乃和（1918——1998），天津市杨柳青人，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教授。毕业于辅仁大学，与启功、柴德赓同为陈垣得意弟子。

柴德赓是刘乃和大学本科时的老师，同时又是同门、同事，刘乃和后也受业于陈垣的门下，二人又同时在辅仁大学任教，所以说刘乃和与柴德赓是亦师亦友，不仅如此，刘乃和与柴家四代的关系也尤为密切，她在一次发言时曾说：“我和柴师母、柴祖衡兄弟姐妹、再下一辈柴念东同志都非常熟，关系很好，第四代小欣欣也是师母让我给起的名字，我和他们一家四代关系都是密切的。一来是柴先生的学生，二来我和他都是陈垣老师的学生，三来是我们一起工作了很长时间。”[8]

在生活上，柴德赓一家给予刘乃和极大的帮助，解放战争时期，刘乃和弟刘乃崇因参加地下党的活动，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杀，乃和带其弟四处求援暂避风头，但因当时形势紧迫竟无一家敢收留乃崇，于是乃和求救于其师柴德赓，柴师及其师母慨然答应，使乃崇暂避风头，最后化做商人逃至延安。经历此事件后，刘乃和一家与柴德赓及其家人的关系更为密切，不是亲人而胜似亲人。在工作中，二人同时任教于辅仁大学，二人交往达二十七年之久，用刘乃和的话说：“在这二十七年中，听他讲授，向他学习，钻研学术，探讨工作，一起读书写字，一起听援庵老师讲课，一起给同学讲过一门课程，共同编写《辛亥革命》资料，共同协助援庵老师点校《新、旧五代史》，工作上有困难曾商谈解决办法，学术上有所得也曾共同享受收获后的喜悦。”[9]

在柴德赓逝世后，刘乃和又搜集整理了柴德赓的遗著，编订成《史学丛考》、《资治通鉴介绍》二书，并为二书作序。后又为《青峰学记》一书作序，并且也参与整理了柴德赓的诗存及书法手稿，合订成《柴德赓教授纪念册》一书，无论在工作上、生活中，还是在师门传承上，二人关系密切，渊源深厚，正如刘乃和自己所说：“我们不是一般的同门学友，也不是普通的师生情谊。”[10]

3.柴德赓与许大龄

许大龄（1922——1996），四川屏山县人，著名明清史专家。柴德赓是许大龄大学本科的启蒙之师，许大龄曾说：“他是我们的启蒙之师，以火一样的热情把我们推入历史科学的大门。”[11] 是柴德赓渊博的史学知识和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使许大龄对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对他日后的教学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许大龄与柴德赓住过一段时间的邻里，他常去柴师的“青峰草堂”请教学问，柴师帮助他指点文章，老师的言传身教使他受益匪浅，以至于他在明清史研究方面做出突出贡献，写出大量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如，他在清史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清代捐纳制度》，这部书在学术界产生极大反响，明史专家王天有在该书的序中这样评价：“该书的研究成果以其科学性、创建性及材料详实深受学术界好评，1950 年由哈佛燕京学社作为《燕京学报》专号在北京出版，以后又在海外一再重印，在清代制度、社会史研究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12] 许大龄和柴德赓一样也是一名出色的教育家，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培养了大批史学研究和教学人才，他的学生王天有这样评述他的老师：“他毕生致力于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辛勤耕耘，成绩斐然。他为人正直坦率，忠厚谦和，胸襟开朗，淡泊名利，诲人不倦，提携后学，体现出高尚的品格，深受同事和学生的尊敬和爱戴。”[13]

许大龄对待教育工作的态度是受到老师很大影响的。他曾在《〈史籍举要〉序》中这样说到老师对他的帮助：“上课前找他，他帮你备课；写文章找他，他教你要摆事实，讲道理，教给你与人商榷不要火气太重，或出语伤人。”[14]师恩难忘，为纪念老师，他参与编订、整理了柴德赓《史籍举要》这部书，以此来怀念老师。

（三）学术成果

柴德赓毕生致力于史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成绩突出，但由于条件的限制其生前并没有将其著作整理出书，逝世后由其学生编订整理成书，代表作有《史学丛考》、《史籍举要》和《资治通鉴介绍》，现对这几部书做简单介绍。

1．《史学丛考》介绍

《史学丛考》这部书是由柴德赓的学生刘乃和教授负责编订整理的，这部书收录了柴德赓在 1931 年-1965 年间在报刊、杂志所发表的大部分文章，共计二十七篇。这部书是较高层次的专著论文，基本上反映了柴德赓毕生的史学成就。

柴德赓先生是著名的史学家陈垣的得意门生，他在学风上得到了陈垣的真传，同陈老一样他也尤其擅长于考证，这部书收录的《明季留都防乱诸人事迹考》、《宋宦官参与军事考》、《〈鲒埼亭集〉谢三宾考》等文章都充分反映了柴德赓先生在考证学方面的成就。他所从事的考证学并不等同于乾嘉时期的为考据而考据的考据学，而与顾亭林、全祖望倒是有些一脉相承之处，有些人的考证是毫无意义的琐碎的考证，为后人所不耻。其实考证是难免会沦为琐碎的，如果考证有意义，那就不能称其为琐碎，从另一个角度看，考证本身既是一种对客观事物的判断，但是历史的真相是需要史学研究者给予准确的论定，论定不同历史的真相也就不同了。柴德赓从事的是“有意义的史学”，也就是说他所从事的历史研究带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的政治倾向，柴德赓的这种倾向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陈垣先生的研究有直接关系的。柴德赓先生的青年时代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外族入侵、国土板荡，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北望中原草木腥”，陈垣先生和柴德赓此时正居住在沦陷于日本手中的北平，他们亲眼目睹了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的横行霸道，深深感受到了亡国之痛，正如陈垣老师所说，“在异族统治下，思想很苦闷，简直活不下去。”陈垣先生在这期间写了一篇《通鉴胡注表微》，借此抒发他的爱国之情，受恩师的影响，柴德赓在此时写了代表他考证学的代表作《〈鲒埼亭集〉谢三宾考》。他和陈老先生的这两篇文章都是以研究史学的形式宣传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感。

在这部书中还充分反映了柴德赓先生在史学史和苏州地方掌故方面的成就，代表作有《论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资治通鉴>及其有关的几部书》、《王西庄与钱竹汀》、《从白居易诗文中论证唐代苏州的繁荣》等。十年动乱期间，柴老的一些文章有的散乱丢失，有的则残缺不全，这部书仅收录了柴德赓的二十七篇文章，以备我们后学所用。

2．《史籍举要》介绍

《史籍举要》这部书是柴德赓先生讲授“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的讲稿，由其学生整理成书。

《史籍举要》这部书有严格的体例，在本书《前言》中明确的写着本书的体例，即：“以史籍性质分类择要来讲，可分下列四个重点：（1）作者及著作时代；（2）史料来源及编纂方法；（3）优缺点及在史学上的地位；（4）注解及版本。

这只是大概，具体史书，讲法可以变动，不完全以此四点为限。”[15]本书的编写都

是围绕着这样的体例进行的。这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主要论述纪传体，就是我们常说的“正史”。下边论述了编年体类、纪事本末体类、政书类、传记类、地理类，共计二十七篇文章。

通读此书我认为这部书有以下几大优点：

第一，本书重点鲜明，所选篇目的难易程度适宜于大学生理解和学习。众所周知，我国具有五千年的悠久文化，流传下来的文化典籍可以用两个成语概括，即，“汗牛充栋”和“浩如烟海”。其中大部分都是史书，柴德赓能够从众多的史籍中精选出几十篇可以供大学生学习的，可见其对历史典籍的掌握程度，《史籍举要》在书目选择方面做到了重点突出，介绍得体。这部书重点介绍纪传体史书，也就是《二十四史》，《二十四史》系统而全面地记载了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只有中国有这样的巨著，这样的作品让中国人了解是很有必要的，《史籍举要》把它作为重点介绍是正确而又恰当的。

第二，对每篇文章的介绍都很全面具体，繁简恰当。柴德赓先生是对史书进行分部讲解的，但是每部书之间又不是孤立的论述，而是每部书之间都有联系，说明它们之间的继承和发展，这是从这部书的全局来说的。就具体的某篇来说记载的很具体，例如，在《晋书》这篇中，他指出“载记名称最早见于《东观汉记》，有载记记述新市、平林、公孙述等反对王莽诸人”，他分析了唐修《晋书》采用这一题材的原因，他说：“因十六国皆在中土，但又不受晋封爵，势难以前史世家列之，乃援载记之例，分国记述。”并借刘知几的话对《晋书》采用这种体裁作了评价，说这是“择善而行，巧于师古”。最后还指出“此三十卷书，材料十分重要。……为今日研究十六国史事唯一资料”。

用吕叔湘先生在《书柴德赓<史籍举要>》一文中的一段话来概括这部书的优点是在全面不过的了，吕先生指出：“《史籍举要》的优点很多，其中最值得提出的有两点：第一，所举书籍虽多，但不是全然孤立论述，而是常常指点彼此之间的异同因革，因而全书脉络贯通。第二，评论一书的优劣得失都有根据，恰中肯綮，绝非笼统一说或人云亦云。”[16]

3.《资治通鉴介绍》的主要内容

《资治通鉴介绍》这本书是由柴德赓在中央党校讲课的记录稿整理而成，这本书共包括资治通鉴介绍、陈垣先生的史学思想和中国古代历史纪年问题三个部分。

《资治通鉴介绍》这部分包括如下内容，第一，对《通鉴》的作者和编写集体的其他成员做详细介绍。第二，说明《通鉴》的史料来源、编纂方法和对《通鉴》的评论。第三，详细介绍胡三省及其对《通鉴》的注本。第四，介绍《通鉴》版本及其有关的几部书，着重介绍读《通鉴》的方法。这些内如对读者阅读《通鉴》会起到指导作用，特别是该如何读《通鉴》这部分，可以给读者起到更大的帮助作用。

《陈垣先生的史学思想》是经他在华东师范大学所作的报告整理而成，这篇文章介绍了陈垣先生的生平，他研究史学的几个方面，他的治学精神极其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思想和主要著作，尤其对他的代表作《通鉴胡注表微》和他思想的发展做较为详细的介绍。

《中国古代历史纪年问题》也是由柴德赓的报告记录整理而成，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我国历史年代学上的四个问题，即历法问题、年号问题、干支问题和人物生卒年问题。他针对这四个问题又提出我们该如何应对的方法，如，利用工具书、加强记忆和博学广闻。接着他又指出关于历史年代知识的四个方面内容：第一，语言文字与年代有关系。第二，避讳与年代有关系。第三，官制与年代有关系。第四，地名与年代有关系。他总结出在利用上述方法时，应综合各种方法，而不能孤立的用其中的某一种，这样会得到事半功倍之效。

从上述介绍可以看出《资治通鉴介绍》这本书对学习史学的人非常重要，无论是了解与《资治通鉴》有关的内容还是了解史学大师陈垣，都是不可多得的一部借鉴之作。更为重要的是这部书还指导我们该如何解决我们遇到的年代学问题，所以说这本书是不可多得的学习历史的好帮手。

二、柴德赓论中国史学

（一）论中国史学传统

1.经世致用的史学传统

《辞海》对“经世致用”这一词汇的解释是：明清之际主张学问有益于国家的学术思潮。最早应用“经世致用”这一思想的学者当推春秋时期的孔子，孔子强调“学而达政”，即学习到的知识要为当时的政治服务。此后，“经世致用”这一思想在历朝都有应用和发展。明末清初，社会动乱，占统治地位的理学受到冲

击，明末出现了“异端”思想家李贽，他提出“经史相为表里”。清初，出现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思想家，他们都反对空谈义理的“理学”，强调学习要为现实服务，遂使“经世致用”这一思想成为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思潮。

柴德赓对宋史多有研究，他认为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表现出强烈的经世致用色彩。在柴德赓《论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一文中，他认为欧史具有强烈的尊王思想，这本书的写作目的就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柴德赓在他的文章中写道“欧阳修要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秩序，既使象五代那种君不君、父不父的情况下，也不允许臣不臣、子不子。这是欧阳修苦心孤诣，不可动摇的论点。”[17]

概括地说柴德赓总结欧阳修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就体现在他通过批判五代这个乱世来反衬北宋的繁荣稳定，进而维护北宋的统治根基。欧阳修的这种思想我们不难理解，作为封建时代的文人其思想早已被儒家的忠君思想所占据，根深蒂固，而欧阳修本人身为北宋的官僚，维护北宋统治的这种行为是可以理解的。

柴德赓认为与欧阳修同时代的保守派官僚司马光也具有“经世致用”的思想，体现在如下两点：

第一，司马光所撰《资治通鉴》被历代统治者视为枕中瑰宝，它为统治者提供了应该如何做一位圣贤之君，如何权衡法、术、势更好地统治国家提供借鉴作用，同时又为统治者敲响警钟，提供了祸国殃民的反面教材，以此防微杜渐。他在《资治通鉴介绍》这篇文章中谈到“这部书是《资治通鉴》，顾名思义，写书是为了要巩固封建统治。《通鉴》即是为政治服务的书……。司马光本来的意思是要把《通鉴》进献给皇帝看，希望皇帝读了这部书以后，把当代的政治搞得好一点。”[18]

第二，司马光的“经世致用”思想还体现在《资治通鉴》对人民的道德说教作用。《资治通鉴介绍》中“《通鉴》对于历代王朝的政治措施、政治集团中重要人物的事迹和言行，特别是教忠教孝的事例，凡属于封建道德范围内的所谓美事，都尽力予以正面表扬，作为后人学习的榜样。”[19]这句话切实地体现了这个观点。

近代著名史学大师、柴德赓的恩师陈垣，也具有浓重的“经世致用”意识。陈垣前期偏重于考据学，完全为史学而考据，不参杂任何政治色彩，写过多篇考史名著如《元西域人华化考》、《元也里可温教考》等。抗日战争时期，陈垣的思想发生转变，从考据之学转变为经世之学，反映出陈垣强烈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意识。这一时期写有大量影射时代背景的文章如，《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通鉴胡注表微》等。柴德赓在《陈垣先生的史学思想》一文中记载“《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这书，实际上记载了北方人民在金灭北宋以后的生活与思想情况，也是抗战时期沦陷区人民生活与思想的写照。”[20]《通鉴胡注表微》这篇文章更表现出陈垣的“经世致用”思想，柴德赓将这篇文章的内容归结为三点：第一，讲恢复，讲中国不会亡。中国当时处于日本的侵略中，陈垣写这篇文章是为了鼓励中国人民要有信心，不要气馁，坚持斗争就会赢得胜利。第二，强调热爱祖国，讲民族意识。抗日时期也有许多汉奸，卖国投敌，陈垣写这篇文章也有教育人民的意思。陈垣常说“宁为亡国遗民，不做异国新民”，也曾在他的文章中写道“借外力以戕宗国，终必亡于外人。”第三，反复说胡三省不贪富贵，不爱上书，不喜多说，亡国后与政治断绝。这点意在借胡三省来点明自己的政治立场。

2.实事求是的史学传统

柴德赓认为中国史学还具有“实事求是”的史学传统，即考据的传统，这里仅举柴德赓论述的乾嘉考史三大家王鸣盛、钱大昕、赵翼三位代表人物来说明。乾嘉时期考据学盛行是由于当时的读书人为躲避清政府的文化高压政策“文字狱”，所以将精力都投入到无用的、繁琐的考据之中。鲁迅先生对这一时期的学术氛围是这样描写的：“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所谓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有些新意，也还是不行的；不是学韩，便是学苏。”[21]

柴德赓对清代学术史多有研究，对清代的学术渊源、师承关系，了如指掌。尤其对清代考史三大家的研究更为具体，见解独到。王鸣盛（1722——1797），字凤鸣，号西庄，江苏嘉定人。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其有对后世影响突出的代表作《十七史商榷》，这部书主要以考证见长，集中于对文字和典章制度的考证，此外还包括对史书及作者、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柴德赓写有《王鸣盛和他的〈十七史商榷〉》一文，对《十七史商榷》这部书的内容作了比较全面的概括，他认为这部书的主要内容可分为四类：第一类，属于文字校勘。柴德赓认为这是本书的重点，他总结出王鸣盛采用的校勘方法是理校法，其校对特点是重点校，而不是全面校，他的校对缺点是没有采用对校法。第二类，考证典章制度。第三类，评论历史事件和人物。第四类，评论史书的优劣。柴德赓的归纳总结对我们后学之人读《十七史商榷》这部书起到了指导作用，使我们少走了弯路。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徵，号竹汀居士，江苏嘉定人，历官詹事府少詹事、广东学政等职。清代考史名家，代表作《二十二史考异》，是他一生学术的结晶。内容涉及文字校勘、典章制度考证和名物训诂诸多领域，他在自序中说：“二十二家之书，文字繁多，义例纷纠。舆地则今昔异名，侨置殊所，职官则沿革迭代，冗要逐时。欲其条理贯串，了如指掌，良非易事。以予伫劣，敢云

有得？但涉猎既久，启悟遂多，著之铅椠，贤于博弈云尔”。[22]

柴德赓对此书也有评论，他认为此书要优于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二书虽同为考据之书，但钱书的内容比王书的要全面，研究方法更为精当。柴德赓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二十二史考异》中有些做法，也是《十七史商榷》所没有的。王、钱两人对年代、氏族、官制、地理、金石、目录个方面都很注意，考证各有心得。竹汀在《考异》中有一中综合研究的专条，问题虽然因是某一篇史书引起的，常常是集合许多资料来加说明，这也是一种类比工作，也可说是统计工作，完全得力于平时累积资料，却很能解决问题。”[23]

柴德赓对钱大昕的评价要高于王鸣盛，反映在二人的治学方法与治学态度两个方面，在治学态度方面钱大昕更为谨慎、谦虚，而王鸣盛则比较骄傲。我们应该学习钱大昕做学问的态度，在做人方面也该如此。

赵翼（1727——1814），字耘松，号瓯北，江苏阳湖人，历官广西镇安知府、贵西兵备道。亦为清代考史名家，其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代表作是《二十二史劄记》，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并称为乾嘉考史三大名著。这部书的写作目的、写作方法和主要内容，用赵翼自己的话概括为：“闲居无事，翻书度日，而资性粗钝，不能研究经学，惟历代史书，事县而义浅，便于浏览，爰取为日课，有所得，即札记别纸，积久遂多。惟是家书藏少，不能繁征博采以资参订，间有稗乘脞说，与正史歧互者，又不敢遽诧为得间之奇。盖一代修史时，此等记载无不搜入史局，其所弃而不取者，必有难以征信之处，今或反据以驳正史之讹，不免贻讥有识。是以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牴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至古今风云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之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24]

此书又不同与《二十二史考异》和《十七史商榷》，它以议论见长，采取的校勘方法也是“参互勘校”，柴德赓也认为赵翼的治学之路不同于王鸣盛和钱大昕，他曾说：“就学问论，王、钱是一个路子，赵又是一个路子。”[25]

柴德赓的治学路径在某些方面继承了赵翼的遗风，但又有突破创新，这一点在柴德赓《论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一文中表现突出，邱敏教授对此有所总结，他说：“从治学评史的路径和风格看，此文不无赵翼之遗风，力求从大处入手，品评史书史事之得失。但是，论及对史书史事本质的把握和分析议论之透彻，显然又是赵翼无法比拟的。”[26]

（二）论中国史家史学思想

1.司马光的史学思想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涑水乡人，北宋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家。所撰《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为后世所流传。柴德赓精于对宋史的研究，对司马光的研究写有《资治通鉴介绍》一书和《〈资治通鉴〉及其有关的几部书》一文，通过对这两部著作的研究，我总结出柴德赓论述的司马光的史学思想有以下几点：第一，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史学思想。柴德赓在文章中说：“司马光是个极谨慎踏实的人，他自己说过‘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27]

在生活中如此，在做学问上司马光更是踏踏实实，从选取写作团体来说，《资治通鉴》是一部大书，不可能由一人完成，司马光亲自选择了当时的一流人才协助他完成这部巨著。在写作中分工精细，如，刘颁熟悉两汉史，就由他来负责两汉部分的长编。从史料的选取与考证来说，“所用史料，除十七史外，凡前代史书至宋代还存在的，都搜集参考。”[28]但他不是一味的盲目的选择利用，用柴德赓的话来说：“凡事材料有异同的，他经过反复研究，选择比较可靠的修入《通鉴》。他比前任更进一步，把各种不同说法和自己选择决定的理由，和盘托出，逐条说明，作成《通鉴考异》三十卷。”[29]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司马光实事求是的史学思想和勤勤恳恳的治史态度。第二，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正统思想。司马光作为封建时代的文人、学者、政客，特别是其具有保守的政治观点，可以判断他具有浓厚的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忠君思想，在他的著作中这一思想倾向也比较突出。如，柴德赓在他的文章中这样写到：“司马光不敢续《春秋》，又不按《史记》的分段，却认为这一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是周室衰落的一大关键。《通鉴》在这一年有论一篇，以为‘三晋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30]这句话揭示了在司马光的思想深处是支持周天子统治的。在《资治通鉴》这部书的纪年问题上也体现出司马光的正统观念，柴德赓对此也有评论：“但一部编年史既然写南朝，也写北朝，甚至北朝的事情写得比南朝多，不分注北朝年代，使读史者茫然不辨，纪年则为南朝，纪事则为北朝……”[31]

南朝是汉族人统治，北朝则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司马光用南朝的年号纪年明显体现出他封建的正统观念。第三，略古详今的史学思想。现今流传下来的史书大多具有略古详今的史学特色，其原因有二：一是，对于搜集史料来说更为容易；二是，详写现代史对当今的统治更具有借鉴意义。如为我们熟知的《史记》，这部书共一百三十篇，其中专记汉代一朝历史的就占六十二篇，在篇幅的分配上我们明显的能看出作者司马迁略古详今的史学思想。以《资治通鉴》这部书来讲，战国至三国共六百四十年的历史作者仅用七十八卷来记载，晋至隋三百五十三年的历史作者用一百零六卷记载，而唐五代三百四十三年的历史作者却用了一百一十卷来记载。这是从卷数上来说，在史料价值方面也是后朝胜于前朝。

2.章学诚的史学思想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评论家，代表作《文史通义》为后世流传。在他生活的时代其影响不大，死后其著作才广为流传，研究他的学者对其赞扬的评价多于批评，柴德赓对他的评价是批评大于赞扬。

第一，思想活跃，不拘一格。章学诚之所以不为时人所重视，原因有二：其一，是因为他生活的时代重考据，而章学诚的学问以议论见长，不能同流于俗。其二，当时对经学的研究占有重要地位，经学盛行，而章学诚却提出“六经皆史”说，明显提高了史学的地位，在当时的学术氛围下是被看做异类的。柴德赓经过分析认为章学诚是“名为尊史，实则尊经”，他说：“学诚心目中不止以为六经是古代史书，而且是最高标准的史书，为后世所不能及，其精意在此。名为尊史，实则尊经，他只是阐明经史的关系而已，并不触动当时理学家和考据家的情绪。因此，他提出六经皆史之说，并无一人反对。但六经皆史说纠正当时轻视史学的看法是收到效果的。”[32]但无论是尊史还是尊经，章学诚的这一提法毕竟使史学的地位有所提高。

第二，思想中庸，缺少批判意识。在章学诚的思想中有强烈的“经世致用”意味，他说，“文章经世之业，立言亦期有补于世，否则古人著述已厌其多，岂容更益简编，撑床叠架为哉!”[33] 但是作为封建时代的文人、地主阶级的代表，其立场观点是站在统治者这方的，柴德赓在他的文章中：“既以经世致用自命，就不能不有一种政治见解，或多或少带有指导现实的意义。可是从章学诚身上不易找到这种因素，相反地，他的思想是以拥护当时的封建统治为惟一职志。”“章学诚只许遗民们忠厚悱恻，没齿无言，不许他们有所怨恨，有所讥谤，这是鼓吹顺民思想。坚决反清的不算遗民，难道逆来顺受不敢反抗的才算真遗民吗？他这种论调，对当时惟一的好处，是加强了清朝的统治，为清朝镇压反抗者制造理论根据。”[34] 章学诚这一立场我们应当给予理解，首先，从其生活时代来讲，他生活于乾嘉时期，统治者大搞“文字狱”，读书人大多埋首于故纸堆中，钻于考据学，章学诚也不例外，他虽谈政治但他的思想是迎合统治者的，他这么做也是迫于无奈之举。其次，从章学诚的人生经历来看，他虽中进士，却只做个县官，终因“以疑狱失轻免官”，此后再没做官，靠做幕僚、校书为生，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他做事胆小谨慎，因此他不可能对当朝的政治进行批评。

第三，思想傲慢，治学不严谨。柴德赓认为章学诚自恃清高，对人的态度傲慢，他说：“他看不起刘知几，我们觉得刘知几的功夫比他实在的多。”[35]章学诚确实是这样，他说：“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36] 他认为“史所贵者义也”，他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37] 章学诚认为史意是史学的根本，他开创了史意这种体例，所以他的学问是高于前代史学家的。他忽略了一点，尽管如他所说史意高于史法、史事，但是，如果没有前人的积累，他不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怎会有开创性的贡献呢，上述这些内容体现了章学诚思想傲慢。柴德赓还说：“平情而论，学诚之学，有他自己的一套见解，但脚踏实地的工夫稍差。因此，他想得多，做得少。”[38] 柴德赓这样说是有据而依的，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申郑篇》这样写道：“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学者少见多怪，不究其发凡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言，为史学要删，而徒摘其援据之疏略，裁剪之未定者纷纷攻击，势若不共戴天，古人复起，奚足当吹剑之一吷乎？”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出章学诚的意思是只要史家整体思想是正确的是不必要在乎细枝末节的，从这可以看出章学诚治学不严谨，对待其他人如此，对他自己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3.陈垣的史学思想

柴德赓作为陈垣的入室弟子、学术传人，与其师共同学习生活二十多年，对陈垣了解比较深刻，柴德赓写过《陈垣先生的史学思想》等文章，我将其对陈垣的认识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独辟蹊径，思路创新。陈垣是著名的元史专家，由于语言的原因，《元史》可说是二十四史中研究比较困难的，多数学者多采取“类编”或“新编”的方法进行研究。陈垣与前人不同，他首先是要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陈垣做事认真，在研究某一问题之前总是要先搜集到足够的史料，对《元史》的研究也是如此，他搜集了二百多种书。柴德赓对陈垣研究《元史》的情况曾这样写道：“虽然陈先生接受马列主义是在解放后的事，但他著《元西域人华化考》却是采用了新的方法，不同于过去学者研究元史那样。他是集中问题，深入研究，作为旧史学家进行考证工作，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39]陈垣对《元史》的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为以后研究史学的工作者提供了借鉴，陈先生不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勇于创新的治学态度和思想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二，谦虚、谨慎、勤奋、创新。用这八个字概括陈垣一生对学术的贡献并不为过，柴德赓在他的文章中写过：“他常说，写了一篇文章，一定要请人看看。要给三种人看：老师辈、朋友辈和学生。”看过文章都要提出意见，陈垣常说：“只要找出个标点错，就好；有字抄错，小好；有引文错了，那是大好。有对全篇文章的意见，就更好了。”对别人提出的意见他都会虚心接受，认真斟酌更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陈垣谦虚谨慎的治学态度。作为一名知名的教授、学者，其勤奋程度可想而知，柴德赓在文章中提到过陈垣有每天四点钟就起床写文章的习惯，每天都是卷不释手。柴德赓举过一个例子来说明陈垣的勤奋，“抗战时期，他发现一个地方有明末遗民的语录，但这些材料在一座小庙里，不能借出来，而这座小庙破破烂烂，有几百年没人进去了，灰尘很厚，蚊子特别大，特别多，老先生就天天先打了预防针，然后进庙里去翻材料。一早就去，在那里翻看一上午，中午吃过饭又去了。无论什么地方发现有材料，他总是不管远近，不辞辛苦，跑去搜集。一找到什么书，他就废寝忘食地去读。”[40]

第三，思想坚定，拒绝盲从。陈垣经历了旧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此期间虽然社会动荡党派林立，但陈垣先生没有参加任何党派，辛亥革命前，他虽宣传革命，创办过革命报刊，但他并没有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他将精力完全倾注于搞研究，不过问政治。即便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抗战胜利后，他也没有为国民党政府写过任何文章，仍然无党无派。作为一名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具有敏锐的判断力，他并没有看到何党何派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所以，尽管有许多党派都想拉拢他，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直到他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所了解后，他积极学习相关知识，他真切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最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七十九岁高龄时光荣的成为中国共产党员。从中可以看出陈垣具有坚定的思想和顽强的毅力，他拒绝盲从，坚持自己的信念。

第四，杀身成仁的爱国思想。抗日战争时期，北平沦陷，陈垣亲眼目睹了沦陷区人民的生活状况，此时陈垣的思想中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感。这段时期他发表了多篇具有爱国思想的著作，其中，《通鉴胡注表微》集中代表了他这一时期的思想。陈垣以胡三省自比，他们有共同的经历，胡三省亲历了南宋灭亡，异族统治入侵，陈垣正生活在日本的统治下，他对胡三省的经历身有同感，他说过：“我们理解胡三省的注比前人理解得更清楚、更深刻。因为我们和胡三省的思想、生活更接近，大家都处在异族的残酷统治下。”[41] 写成《通鉴胡注表微》一文。陈垣曾说：“人非甚无良，何至不爱其国？特未经亡国之惨，不知国之可爱耳!”抗战时期陈垣不顾个人安危，说过许多比较激进的话，如，他曾说：“死贵得其所，身之此论甚精。……则凡不爱宗国，谓他人父，谓他人昆，而为之出死力者，身之不取也。”这句话是针对汉奸走狗说的，针对性非常明显，但他毫不畏惧，他说：“人有死或不死，有应该死或不应该死。应该死而不死，不应该死而死，都无是处。”体现出此时陈垣具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气度。

（三）论中国史书的特点

1.史书体裁之丰富

从中国第一部正规的史书《春秋》为开端算起，中国史书数量之多可用“汗牛充栋”这个成语来概括，不仅数量多，体裁也很丰富。体裁是由史书的内容所决定的，内容不同对体裁的要求也不同。《四库全书总目》将中国的史书分为十五类，即正史（纪传体）、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柴德赓对其中六类进行评述，分别是：纪传体类、编年体类、纪事本末类、政书类、传记类和地理类。纪传体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史书体裁的成熟，据王树民著《中国史学史纲要》的解释，纪传体即纪表志传体，其组成部分，以《史记》为例，有以时间为中心记事的本纪和十表，以人物为中心记事的世家和列传，及以事类为中心记事的八书，共为三大部门五个组成部分。纪传体出现后为历代正史所效仿，这种体裁优点是可以使读者读到一件完整的事件，尽管这种体裁规模宏大、组织完备，但也有其缺点即同样的事件会出现在不同人物的传记里。

柴德赓对纪传体的代表作《史记》有所评价，其中他对《史记》的价值的论述是其中的精华，柴德赓认为《史记》的价值有三点：第一，有丰富的史料；第二，有进步观点；第三，《史记》又是一部文学名著。我认为进步观点是其点睛之笔，柴德赓认为其进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在文章中写到：“他歌颂陈涉、吴广起义，列陈涉于世家，比之于‘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他对农民起义给予这样崇高的评价，而与他同时或后世的许多史家都不能有此眼光，显然这是他具有相当程度的叛逆精神的表现。”[42]

司马迁敢于在封建专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提出这样的观点，足以说明他不畏强权、伸张正义的精神，这在当时确实是进步的。其次，他认为：“司马迁对于社会现象，特别是贫富、贵贱、寿夭、善恶、天道、神权等，有正确的观点。他不认为贫富贵贱有命存焉，而是以财富之有无为升降……这种认识到以经济地位决定政治地位的关系，不可谓不是卓见。”[43] 众所周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观点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而在将近一个半世纪前的司马迁就有这样的认识实属难能可贵。第三，柴德赓认为司马迁对待工商业的态度也和时人不同，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写道：“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源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柴德赓对这段话是这样评论的，他说：“工商业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新问题便产生新矛盾，只应解决矛盾，不应单纯抑制工商业，司马迁的这种见解是正确的。”[44]封建社会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而司马迁实际上提出的观点是“工商皆本”，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具有远见卓识，从今天社会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工商业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2.史书的史料来源

档案资料是最早的成文史料，无论写史书还是文章都离不开史料。同时我们在读一部史书的同时也要知道这部书的史料来源，这点是非常重要的，瞿林东教授就史料来源这一问题曾说过：“了解一部史书的史料来源，不仅可以加深对于本书的认识，而且对于考镜源流有极大的帮助，建立起有关史料与所读史书之间的历史联系，并且可以据以判断作者对于这些史料运用的情况，以便于作出恰当的评价。”[45]

柴德赓对六大类史书的史料来源都有所研究，如他对纪传体类《汉书》的史料来源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汉书》史料来源，以武帝时期为分界，可分两个阶段。武帝以前，因《史记》已有完整记载，绝大部分用《史记》原文，文字略有精简，有些重新加以安排、剪裁，大体上还是《史记》原材料。”[46] 经过柴德赓的考证他得出班固的《汉书》虽然绝大多数采用的是《史记》的史料，但也有增补。第一，增传目。柴德赓举例说明：“如卷四十五《蒯通传》，材料采自《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及《淮阴侯列传》。”第二，增事实。柴德赓考证得出：“用《史记》旧传名称，增加事实。”    第三，增文章。“《汉书》于文学之士的传中，多载他的文章，很多是《史记》原来所没有的。”柴德赓认为这一部分是很重要的，如不是班固在《汉书》中记载，大部分史料是我们今天所见不到的。柴德赓认为《汉书》武帝以后部分的史料来源，也分为三类即：父书、各家所续《史记》和其他记载。父书即班固完全采用其父班彪的史书，各家所续《史记》是司马迁之后班彪之前的学者续写的《史记》，其他记载有诗赋、议奏、诸子百家、天文历法等书。柴德赓这一观点和王树民的观点相类似，王树民在其著作《中国史学史纲要》中也曾写道：“《汉书》的编著，主要作者为班固，但其前有所承，后有续作，非出于一人之手。西汉后期，续补《史记》者已有十余人之多，东汉初年，扶风安陵人班彪，为司徒掾，依据各家续补《史记》的资料，作成《后传》六十五篇。其子班固，字孟坚，更集合各项有关资料，著成《汉书》一百篇。”[47]柴德

赓对《汉书》史料来源的观点不拘于前人的看法，根据自己的考证，得出新的观点，柴德赓先生这种治学严谨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三、柴德赓研究中国史学史特点及局限

（一）研究特点

1.注重史学史与学术史、历史感与现实感的联系“史学史”顾名思义意即史学本身的发展历程，是研究史学本身的一门学问。而“学术史”则是研究某门学问的历史，史学史和学术史二者之间联系密切，学术史的产生要受到当时史学的影响。如，从清代学术与清代史学来看，在乾嘉时期由于受到政治的影响，当时的学者不敢过多的发表言论，终日“埋首故纸堆”，一心只读圣贤书。学术界呈现出沉寂的状态，这就使得当时的史学也只是专注于毫无意义的繁琐考据，梁启超也曾说过：“乾嘉间之考证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虽以素崇宋学之清室帝王，尚且从风而靡，其他更不必说了。所以稍微时髦一点的阔官乃至富商大贾，都要‘附庸风雅’，跟着这些大学者学几句考证的内行话，这些学者得这种有力的外护，对于他们的工作进行，所得利便也不少。”[48] 由此可见史学本身是受当时学术氛围影响的。

柴德赓对清代学术源流、本末支系，有深入的研究，写过多篇有关清代学术的文章，如《万斯同之生卒年》、《全谢山与胡稚威》、《王西庄与钱竹汀》、《王鸣盛和他的〈十七史商榷〉》、《章实斋与汪容甫》和《试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等。同时他也偏重于考据学，但他的考据不同于乾嘉时期的只关注于音韵、训诂等，他关注于考证史实本身。他认为清代考史三大家王鸣盛、钱大昕和赵翼的学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当时的史学发展状况。柴德赓认为王鸣盛是为古代史书而考证，其沉醉于古代史学的辉煌中不能自拔，我认为他的这种思想形成与他个人的背景及当时社会大环境都是分不开的。柴德赓对王鸣盛的治学是这样评价的：“这种以少数人为古书做些考订解释工作，当然也有需要。若多数人都去这样做，又以为非这样做不可，那是为读古书而读古书，为古人做奴隶，引导大家往死胡同走，把学术弄得支离破碎，把研究历史的目的全弄错了，不仅毫无用处，对中国文化的进步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49] 由此可见柴德赓是不赞成为古史考证的，认为那是一种徒劳的工作，对史学的发展有害无益。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以史为鉴”是历史为现实服务的一个表现，同时史家的思想也会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相反，社会现实也促使史家的思想发生转变，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从柴德赓的文章中可以总结出，他认为古代史学家胡三省与近代史学大师陈垣的历史感与现实感之间的联系紧密、表现突出。瞿林东教授也认为司马光《资治通鉴》、胡三省《资治通鉴注》和陈垣《通鉴胡注表微》三者之间贯穿着一条“学脉”，三位不同时代的史学家，其思想映射了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背景。北宋时期由于有少数民族建立政权的存在，使北宋人们时刻都存在危机意识，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就是这种危机意识在史学上的表现。司马光写作此书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柴德赓认为司马光写此书既是为警示统治者，同时也给统治者提供借鉴，该如何做一位圣君。胡三省为《资治通鉴》做注，胡三省不同于其他史家他不只是单纯考证字句的错误，而多是发表自己的议论，其注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

胡三省生活在南宋元朝入侵之时，在宋亡后写有《资治通鉴注》，他深感国破家亡的痛苦，所以在他的文章中经常发表“呜呼哀哉”的议论。陈垣写有《通鉴胡注表微》，那时他生活在日本统治的北平沦陷区，和胡三省所处的背景相似，他应用考证的方法，表达他内心深处的想法，映射他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情感。柴德赓注重历史感与现实感之间的联系，他对司马光、胡三省和陈垣都有论述，对他们的思想进行总结，从中可以得出历史家的思想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反映现实、服务于现实。历史学家的作用就是使过去的历史再现，指引人民如何应对现在，从而更好的迎接未来的挑战。最后，引用仓修良教授在其《中国古代史学史》自序中的一句话对这部分进行总结，“那种认为历史学与现实生活缺乏联系的观点是不足为据的。诚然，从表面看来，历史是记录过去的。但是，作为对过去反思的史学，与人类生活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50]

2.注重研究史家的史学思想思想是人的灵魂，思想引导人的行动。个体在不同时期其思想是不同的，会受到时代、人生阅历、人生态度等不同方面的影响。研究历史学家的思想尤为重要，历史学家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强烈的现实感，所以，其思想会大体真实的反映一个时代的整体风貌。柴德赓比较注重对史家思想的研究，如，他对欧阳修的思想有所研究，欧阳修是封建文人的代表，对他的思想进行总结会反映出那个时代大部分文人的整体思想和时代特征。柴德赓认为欧阳修具有极强的“教化”思想，使人们能分清善恶是非。柴德赓在他的文章中写到：“欧史的做法，既仿《春秋》，又学《史记》。仿《春秋》是指褒贬议论，学《史记》是指编纂方法。”[51]欧阳修自己也说：“孔子何为而作《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此《春秋》由此可以看出，欧阳修想通过他的著作教化百姓，从中可以看出欧阳修是极力维护封建统治的。

前文介绍过柴德赓对司马光、章学诚和陈垣的史学思想都有研究，通过他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加深入透彻的理解其研究对象的史学思想，和分析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此外，对于他们的代表作《资治通鉴》、《文史通义》和《资治通鉴胡注表微》，都能用新的视角理解。柴德赓认为司马光具有保守的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这样的思想形成与司马光个人性格和当时的社会背景都是分不开的。司马光为人谨慎，这样的性格必然会造就他思想的保守，在思想上必然属于保守派，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描述保守派，这一派不会大兴土木完全推翻旧有的物件，而是能修就修，能补则补。司马光的这一思想形成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相适应的，当时北宋虽富庶，但四周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存在，时刻威胁着北宋的统治，不得不使当时的宰相有忧患意识，以保存实力。同时的范仲淹也说过流传后世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都是对当时社会背景的一种映射。陈垣思想的变化与当时的社会背景联系更为紧密，前文已经详细论述过陈垣的思想，从中可见社会的微动都会牵动当时学者思想的变化。对于柴德赓的研究成果我们要继承，同时我们也要思考新的问题，得出自己独特的见解。对于任何知识和见解我们都要勇于继承和发扬，但是我们更要有所创新。

3.注重对史家的比较研究比较研究就是对人和物的特征进行对比，得出其相同点和不同点，比较研究法也是历史学的一种研究方法，通过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更具体、直观。柴德赓擅于运用比较研究法对中国史家进行研究，当然其中也包括考证法。他写过《全谢山与胡稚威》、《王西庄与钱竹汀》、《章实斋与汪容甫》三篇比较研究类型的文章。

通过对全谢山与胡稚威的比较研究，他得出二人年龄相近，并且是同乡，但是二人并不和睦，柴德赓通过考证得出二人不和的原因有二：第一，胡稚威批评方苞、李绂，这是全谢山所不能容忍的。柴德赓认为方苞和李绂在当时的学术界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他经过考证得出全谢山与方、李二人的交情很深，而胡稚威诋毁二人，这是全谢山与胡稚威之间的一个矛盾。柴德赓在文章中写道：“当时方、李学问地位之尊如彼，谢山与方、李关系之深如此，而稚威轻易诋毁，谢山安得不怫然而起，鸣鼓而攻”[52]第二，柴德赓认为胡稚威比全谢山的名气大，这点遭到全谢山的忌妒。柴德赓说：“稚威入京师后，被扼者十六年，幸蒙举荐，又为忌者所中”经过考证得出此忌者正是全谢山。[53]

柴德赓通过对王鸣盛与钱竹汀的比较研究得出，二人是同乡且年龄相仿，比较巧合的是二人之间还有亲戚关系，晚年又同住一地，二人之间有许多相同点，柴德赓通过比较分析，发现二人之间存在以下几点不同：第一，二人研究的侧重点不同。王鸣盛研究的内容，“前期偏重经学，后期转入史学。就他的著述来看，经史参半。”钱大昕也精通经学，但是他在史学领域却硕果累累，“以治经的方法治史，又专治史而不专治一经的，应该说竹汀是第一个人。”“竹汀的学问主要是史学，其余各种专门知识，兼收并蓄，都是为史学服务的。”[54]

第二，从二人的学术成就比较来看，钱竹汀的成就要高于王西庄。原因有二：首先，王西庄自恃清高，治学没有虚心的态度。柴德赓写道：“问题是西庄自己并不谦虚。他对同时学者是否敢骂，虽不了解，他骂古代史学家，可不留余地。”“这种轻率口气，挥笔即来，实在是看不起人。”[55]由此可见王西庄对待学术的态度就很有问题。其次，王西庄对待学术既不专也不精，而钱竹汀却与之相反将精力完全倾注于史学领域。对此柴德赓曾说：“竹汀于宋辽金元四史，用功较深，元史尤为专门。这方面是西庄力所未及的。竹汀精于算学，对古代历法研究极有心得，著《三统术衍》、《四史朔润考》等，这是西庄未曾致力，引以为憾的。文字音韵之学，竹汀和西庄都用过功，但竹汀对古无轻唇音等比西庄有所发明。此外，地理、官制、金石、目录之学，两人各有专门，诗文亦工力悉敌。竹汀所以史学著作较西庄为多，专精亦过之，主要的一点，他把治经的功夫移来治史。”[56]

第三，二人的代表作《十七史商榷》和《二十二史考异》在当今社会的地位不同。这两部著作都是史学名著，后者对学术界的作用要大于前者，“西庄和竹汀著述传世，都是卓然可以自立的，从经学的考据转到史学的考据，竹汀关系最大，考证最精，其影响也最深远，他和王西庄同而不同就在于此。”[57]关于章实斋与汪容甫，从柴德赓的文章可以看出二人虽同为当时的著名学者，但是二人却生活艰辛，在仕途上也不得志。关于章实斋柴德赓如此写道：“实斋乾隆四十三年成进士，已四十一岁。他自知‘迂疏’，不敢入仕，以后也未正式授官。”“他是一个仕途不得意的人，生活完全依靠朋友帮助，或是主持书院讲席，或是帮人修书来维持，有时很拮据。”对于汪容甫生活艰辛和仕途坎坷柴德赓也有说明：“容甫七岁丧父，母亲携他乞食……他比实斋更不得意，学问名气越大，他越不想去应考，以明经终。他生活很艰苦，事母很孝顺，主要靠做幕宾及校书来过活。”[58]以上论述可谓二人的相同之处。虽然二人同为出身清苦、仕途坎坷，且二人曾三次共事，但并没有因为共同的经历惺惺相惜，相反二人之间并不和睦，主要体现在章实斋对汪容甫的批评，或许是因为章实斋心胸狭窄汪容甫大度，汪从没在书面上评论过章。章实斋在写给朱少白的信中就曾故意攻击汪容甫，他说：“汪中恬不知耻，李惇铭云：‘是时古学大兴，元和惠氏、休宁戴氏，咸为学者所宗。自江以北，则王念孙为之唱，两君和之，中与刘台拱继之，并才力所诣，各成其学，虽有讲习，不相依附。’”[59]

此外，章实斋对汪容甫的学术成就也予以否定，“不许汪容甫谈学问，不许他入儒林”，章实斋非常自负，他认为自己的学问是“正宗”，而其他人都不如他，所以在他的那个时代与他意气相投的人不多甚至没有，实质上他的学问在当时也并不是显学。章实斋是封建正统思想的卫道士，他尊崇儒学，但汪容甫却支持墨家的观点，这也是和章实斋相背而驰的。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章实斋为人狭隘，对待不同观点不能辩证的分析，而是一概否定，他对待学术的这种态度是不可取的。正如柴德赓所说：“我们今天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同时学者各抒所见，互相尊重，已形成风气，看到封建时代文人相轻的恶习，觉得好笑。”

（二）研究局限及主要领域

柴德赓做为中国知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和历史教师的培养做出重要贡献，他治学严谨，其研究成果有一定的史学价值。但是，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使其含冤逝世，此时其历史造诣正值纯熟期，他的过世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损失，由于他辞世过早，其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中不足之处是其思想中有偏激的成分。举例来讲，比如对章学诚的评价问题，当代学者对章学诚的评价其积极的方面要多于消极方面。多数史学家认为章学诚在史学领域有开创性贡献，如他首倡“六经皆史”说，首次提出史家要具备“史德”的观点和在当时比较进步的进化的历史观点。柴德赓肯定章学诚在史学领域的贡献，他说：“他自负甚高，好与人争论，但著书立说，学问上有卓然可以自立的价值”“总起来说，章学诚在乾嘉年间的学者中是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见解的，对当时和后世都有一定的影响，这是无可怀疑的。”对于一位严谨的、实事求是的历史学家，柴德赓对章学诚的评价更多提出的是批评的观点，但是语言过于激进。首先，他对章学诚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批评说：“‘名教罪人’的字样，是理学家常用的评语，但至雍正以后就赋以新的内容了……章学诚是乾隆时人，他当然知道这四个字的分量，他这种义愤填膺的议论，除了说他出自拥戴‘时王’的热忱以外，又能说什么呢？”[60] 其次，从柴德赓的文章中可以分析出，他认为章学诚的气度小，不能容忍与他不同的学术观点存在，而且还会言辞不逊的对其攻击。第三，柴德赓批判章学诚在学术上的错误，和其知错不改的治学态度。柴德赓在文章中说：“关于章学诚的学业水平，也是有问题的。他在《文史通义》中也好，在《遗书》其他部分也好，常常有些错误，也有常识方面的错误。”[61]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我们是该做到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但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只要指出其缺点，在以后的治学中避免犯类似的错误，只是指出古人缺点的目的所在，而用严厉的语言苛责古人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而柴德赓的批判就太过于严厉，对章学诚的错误所产生的影响估计过坏。对此他说：“象章学诚这样一位学者，我觉得近来肯定的过多了些，批判则太少了。这样，会给人一种错觉，引到一种错误的方向上去。”

柴德赓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清代，对宋朝的史家和书籍也有涉及，明朝也有几篇考证文章，对当代的史家研究不多，而对于其他朝代则没有涉猎。他对清代的研究最为精深，参加编修《辛亥革命史》，还写过如下文章，《〈四库提要〉之正统观念》、《记贵阳本〈书目答问〉兼论〈答问补正〉》、《重印〈书目答问补正〉序》、《万斯同之生卒年》、《全谢山与胡稚威》、《王西庄与钱竹汀》、《王鸣盛和他的〈十七史商榷〉》、《章实斋与汪容甫》、《试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跋顾亭林〈致归元恭札〉墨迹》、《跋〈邵念鲁年谱〉》、《严绳孙手札》、《记〈永禁机匠叫歇碑〉》。宋朝的研究其次，主要文章有《宋宦官参预军事考》、《论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资治通鉴〉及其有关的几部书》、《陆秀夫是否放翁曾孙》。对明朝的研究文章有《明季留都防乱诸人事迹考上》、《〈鲒埼亭集〉谢三宾考》、《关于〈杜臆〉的作者王嗣奭》、《明末苏州灵岩山爱国和尚弘储》。对当代史家的研究仅限于他的老师写过《蔡东藩及其〈中国历代演义〉》、《〈通鉴胡注表微〉浅论》、《我的老师——陈垣先生》。对唐代的文章仅有一篇《从白居易诗文中论证唐代苏州的繁荣》。从以上的统计可以看出柴德赓对中国古代史学的研究并不均衡，其原因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受其师陈垣的影响。陈垣精通清朝史学，所以柴德赓对清朝的学术传承了解比较透彻。第二，清朝的史料比较好搜集。柴德赓生于1908 年，此时清朝还没有灭亡，他真正研究史学时清朝灭亡也不过半个世纪，史料保存的比较完好，此外，清朝史料来源的途径也比较多，如，亲自采访调查等。第三，由于柴德赓逝世过早，其精力有限，还没来得及对其它朝代进行精深的研究其学术生涯就戛然而止了。柴德赓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注重实事求是，对每篇文章的史料都进行过其认真的考订，所以他的文章都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

结语

纵观柴德赓先生的一生，其毕生都致力于史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在史学研究方面，擅于运用考证的方法论证史实，其成果丰硕、翔实可靠。从其著作中可归纳出，他本人对“经世致用”和“实事求是”的史学传统非常推崇。他认为陈垣、司马光和欧阳修的“经世”思想尤为突出，这种思想的形成与史家所处的社会背景是密切相关的。在史学研究领域做到“秉笔直书”、“实事求是”更是必不可少的，他对清代考史三大家王鸣盛、钱竹汀和赵翼的“实事求是”史学传统大加赞赏，视为其研究学术的榜样。柴德赓在学术研究中注重运用这一传统，但他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新时期的“实事求是”，这在史学研究领域是种新的突破。

从柴德赓与老师陈垣的交往中可见他尊师重教、注重师承的优良传统，与学生的交往中可知他又是一位治学严谨、诲人不倦的教师典范。终其柴德赓的一生，他对中国史学史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为中国教育尤其是历史教师的培养工作，其成果也是卓然可见的。尤为可贵的是柴德赓为有志于学习史学和研究史学的人提供了读史的“门径”和治史的方法，如，他的《史籍举要》一书，便为学习史学研究史书的人提供了便利，他提出的解决纪年问题的方法为研究史学的人提供极大的便利。此外，柴德赓的治学方法、治史态度和教学态度，都是后学之人应当推崇备至的，他的治学和为人为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12届研究生 王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