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

　　抗战时期史学家陈垣先生身在北京，著《清初僧诤记》。考订清初黄宗羲为何没有像当时一批遗老为了明志，不惜出家为僧，免得被剃对国人来讲，至今仍为最为时尚的男士半边头。据陈垣先生考证，是因为当时所有寺庙为了避祸，在庙堂树立了一块牌子：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故而黄宗羲先生也就有了不出家的理由。其实在当时情况下，除了自我了断，还能如何？都是苟活而已。只是满清贵族有没有善待汉人的问题。对此倒是现在那些康熙、雍正、乾隆的电视故事中，编剧们已经替这些皇帝作了回答，而历史的真相如何，反而没有人关心，真是有点奇怪。再则，不知当时有没有为了不致生灵涂炭而为民请命者？但当时的满洲贵族肯定是豺狼无疑。因此黄宗羲先生不出家的理由事实上乃是自欺欺人而已。而且如此说来，反倒是那些出家者有问题？身处乱世，其生存法则自然不同于和平年代，这一点都搞不清楚，才是真正的悲哀。（2013年2月22日）

之二：

柴德赓先生提出了历史年代学的概念，同时认为历史年代学有四大研究领域：历法问题，年号问题，干支问题和人物生卒年月问题。在今天看来历法问题，因为西历已经得到推广应用，农历则成陪衬，恐怕除了沉渣泛起的算命看风水外，已经没有人在理会。正因为如此，这方面知识的忽视，正成为文化上的一大缺失。去年闹得不可开交的世界末日说，其实按照中国历法根本不成立。年号自袁世凯复辟时一用后（洪宪年号），被彻底废止。但年号究竟为何意，同样已经为人陌生了。年号在封建社会可是重大事件，新皇帝上台要改年号，谋反的一大标志就是启用年号。吴三桂启用年号就是彻底的谋反了，此前只是和清廷矛盾尖锐。关于干支问题，现在除了十二生肖依然被炒得火热，十多亿人口，分属十二种动物，其中一种还是图腾。此事到如今未见学者有完整考订。我们的学术真不知在搞些什么。其实天干地支才是关键。陈垣先生的一大学术成就就是搞清了中西历的对照换算——《二十四史闰朔表》。现在我们查找年代十分方便了，那是民国时期一帮史学家的千秋伟业。上述问题的解决，自然也就较好解决了历史人物的生卒年月问题。这些在今天已经基本搞清了，但恐怕很那说完全。可惜民国的学术传统至今未能很好续上，令人遗憾。柴德赓们在文革时期的不幸离世，对中国文化的损害，恐怕是很难估价，很难补上的。（2013年2月23日）

之三：

学点避讳知识，对文物收藏有好处。时下伴随国人开始富裕和文化回归热的出现，加之媒体的推动炒作，文物收藏甚热。但是人们的古史知识，或者说常识却十分有限，因此对古董大致就是看看外形而已。包括央视寻宝等栏目的专家们，大致也就凭肉眼在鉴定古董。其实对于真正的古董鉴定是需要完整的古史知识的。柴德赓先生在分析避讳时，举了一个例子，有点意思。据说有人买到一本清初画家吴渔山摹古画册。画上题有“李营邱秋渡图”，意思是吴渔山临摹宋代画家李成（号营丘）的画。这位买主不知避讳，以为是宝物，而事实是清初不可能有“李营邱”的落款。因为“丘”字乃大圣人孔丘的名讳，而“丘”字避讳为“邱”字，是在清雍正时的事情。此前人们写“丘”字，避讳方式为缺笔画。清代应该是自嘉庆开始，皇帝上台，把自己名字改了，这样就可以省去很多避讳的麻烦。比如乾隆名弘历，结果把历法的名称都改了，而雍正兄弟很多，一上台兄弟名字都得改。封建礼法确实是繁琐的勾当，但也因此为后代留下许多作伪的难题，为考据留下空间。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而要玩古董，不学点这方面的知识，恐怕很难玩好吧？千万不要以形似玩古董哦。（2013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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