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先生治学集录
来源: 林荣华,豆瓣网   发布时间: 2013-01-13 21:13   2005 次浏览   大小:  16px  14px  12px
陈垣先生(1880-1971),字援庵,广东新会人。现代著名史学家,与陈寅恪先生并称“史学二陈”。
某昔日于《启功丛稿•题跋卷》得识先生大名,后来找了许多关于先生的著述,经常批阅,常有所获。以为先生学术,有清代朴学之风谊,与乾嘉学者代表人物钱大昕一脉相承。而我于文献学、目录学、考证学、避讳学之所得,亦与先生有莫大的关系。
援庵先生,著述宏富,其学术著作成为中国现代史学之经典,其博学专深的治学道路和朴素严谨的学术风格,为后来学人树立了楷模。我生也晚,未能亲垂先生教诲,而于后人论先生之学,每牵心魂,今集诸家所述,录为一篇,以立楷模,敬进后学。
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初稿,二○○九年七月十七日修订。

 

一、治学门径――从目录学入手

援庵先生的学问,既无家学,又无师承,一生自学,后成其才。据自叙,其自学是从目录学入手的。他在《谈谈我的一些读书经验――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应届毕生谈话纪要》说:

一、从目录学入手,可以知道各书的大概情况。这就是涉猎,其中有大批的书可以不求甚解

懂得目录学,则对中国历史书籍,大体上能心中有数。目录学就是历史书籍的介绍,它使我们大概知道有什么书,也就是使我们知道究竟都有什么文化遗产,看看祖遗的历史著述仓库里有什么存货,要调查研究一下。如果连遗产都有什么全不知道,怎能批判?怎么能继承呢?

十三岁发现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书中列举很多书名,正面注着这书有多少卷,是谁所作,什么刻本好。我一看,觉得这是个门路,就渐渐学会按着目录买自己需要的书看。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过好几遍。

二、要专门读通一些书,这就是专精,也就是深入细致,要求甚解。经部如《论》、《孟》,史部如《史》、《汉》,子部如《庄》、《荀》,集部如《韩》、《柳》,清代史学家书如《日知录》、《十驾斋养新录》等,必须有几部是自己全部过目常翻阅的书。

牟润孙先生在《励耘书屋问学回忆――陈援庵先生诞生百年纪念感言》说:
他研究任何题目,必先罗列必须要读的书目;他教学生也是从目录开始,如《史学名著评论》、《佛教史籍概论》等课都是。他自己治学从目录入手而走上成功之路,所以教学生也要他们由目录入手,希望每个人都有把钥匙。

周祖谟先生在《怀念一代宗师援庵先生》说:
先生幼年即读《书目答问》,进而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于历代古籍知道得很详细,所以学有根柢,左右逢源。

刘乃和先生在《书屋而今号励耘”――学习陈援庵老师的刻苦治学精神》说:
十三岁那年,偶然看到一本《輶轩语》,后附有《书目答问》,他很高兴,因这书不仅列举很多书名,下面还注着这书有多少卷,作者是谁,哪种刻本较好等简单介绍。从此,他对文史书籍就有了较多的了解,眼界大为开阔,渐渐学会按照目录选购经、史、子、集各部中自己所需要的书。

二、提倡专精,兼善博学

专精与博学,是历代学者讨论的问题。蔡尚思先生在《陈垣先生的学术贡献》引用援庵先生的话:

像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之类的所谓名著,很像报刊杂志,盛行一时,不会传之永久。

思想史、文化史等颇空泛而弘廓,不成一专门学问。为足下(指蔡尚思)自身计,……似尚须缩短战线,专业一二类或二二朝代,方足以动国际而垂久远。
援庵先生推尚专精的同时,并没有反对博学。蔡尚思先生在《陈垣先生的学术贡献》又引援庵先生的话:

士各有志,不能强同。且仆所反对者系空泛弘廓之理论,未尝反对,更未尝主张无博之精

启功先生在《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陈垣先生诞生百年纪念》说:
我曾向老师问起:您能知道哪里有哪方面的材料,好比能知道某处陆地下有伏流,刨开三尺,居然跳出鱼来。这是怎么回事?后来逐渐知道老师有深广的知识面,不管多么大部头的书,他总要逐一过目。好比对于地理、地质、水道、动物等等调查档案都曾过目的人,哪里有伏流,哪里有鱼,总会掌握线索的。
他曾藏有三部佛教的《大藏经》和一部道教的《道藏经》,曾说笑说:唐三藏不希奇,我有四藏,这些大块文章老师都曾阅览过吗?我脑中时常泛出这种疑问。一次老师在古物陈列所发现了一部嘉兴地方刻的《大藏经》,立刻知道里边有哪些种是别处没有的,并且有什么用处。即带着人去抄出许多本,摘录若干条。怎么比较而知哪些种是别处没有的呢?当然熟悉目录的首要的,但仅仅查目录,怎能知道哪些有什么用处呢?我这才考证出老师藏的四藏并不是陈列品,而是都曾一一过目,心中有数的。

刘乃和先生在《书屋而今号励耘”――学习陈援庵老师的刻苦治学精神》说:
他认为读书要多,范围应广,在自己专业内的书更要知道得多,他自己就是因为广泛阅读经、史、子、集,才能在博里求精。

他说只有在博里求精才能扎实,有一年他对我校历史系毕业生谈读书经验时,曾讲到博与专的问题,主张要博览自己专业范围之内的书籍,不博就不能全面,有时因为知识面窄,就成了以管窥天,孤陋寡闻,得出的结论也易于片面褊狭,只有有了宽广的专业知识,才能融会贯通,举一反三,解决问题。但不专则战线太长,也不能得到学问的精华。博和专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在广博基础上才能求得专精,二者要很好地结合,不能偏废。

他平日也常教导我们,不仅看书、读书应有博有专,作研究工作也应能博能专,不能只愿作专题论文,不愿搞广泛的概括的研究,或者不愿做编纂资料等工作。

三、校勘四法

援庵先生在《通鉴胡注表微·校勘篇》说:

校勘为读史先务。日读误书而不知,未为善学也。
援庵先生著有校勘学第一部专著――《校勘学释例》(初名《元典章校补释例》),书中提出校勘四法:

一为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刘向《别录》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者,即此法也。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故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

二为本校法。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决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吴缜之《新唐书纠缪》,汪辉祖之《元史本证》,即用此法。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别本以前,最宜用之。予于《元典章》曾以纲目校目录,以目录校书,以书校表,以正集校新集,得其节目讹误者若干条。至于句字之间,则循览上下文义,近而数页,远而数卷,属词比事,牴牾自见,不必尽据异本也。

三为他校法。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丁国钧之《晋书校文》,岑刻之《旧唐书校勘记》,皆此法也。

四为理校法。段玉裁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所谓理校法也。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昔钱竹汀(大昕)先生读《后汉书·郭太传》,太至南州过袁奉高一段,疑其词句不伦,举出四证,后得闽嘉靖本,乃知此七十四字为章怀注引谢承书之文,诸本皆搀入正文,惟闽本不独失其旧。今《廿二史考异》中所谓某当作某者,后得古本证之,往往良是,始服先生之精思为不可及。经学中之王、段,亦庶几焉。
正因为援庵先生提出校勘四法和著有《元典章校补》、《校勘学释例》,才奠定了古老又崭新的校勘学。

牟润孙先生在《励耘书屋问学回忆――陈援庵先生诞生百年纪念感言》说:
先师最称赞汪辉祖,认为他的《元史本证》作得好,以纪、传、志互相考证,不出本书之外,找出它本身矛盾之处,作者当无辞以自解。

四、严格的文风

蔡尚思先生在《陈垣先生的学术贡献》引援庵先生的话:
文学家不善著史书,如欧阳修是文人不是史家,所以他写的《新五代史》是借史作文,有许多浮词。写作应当像顾炎武的《日知录》,一字一句能够表达就不要再写了出第二个字第二句话。

启功先生在《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陈垣先生诞生百年纪念》说:
唐代刘知几作的《史通》里边有一篇《点烦》,是举出前代文中啰嗦的例子,把他所认为应删去的字用标在旁边。流传的《史通》刻本,字旁的点都被刻板者省略,后世读者便无法看出刘知几要删去哪些字。刘氏的原则是删去没用的字,而语义毫无损伤、改变。并且只往下删,绝不增加任何一字。这种精神,是陈老师最为赞成的。屡次把这《点烦》篇中的例文印出来,让学生自己学着去删。结果常把有用的字删去,而留下的却是废字废话。老师的秘书都怕起草文件,常常为了一、两个字的推敲,能经历许多时间。

老师常说,人能在没有什么理由,没有什么具体事迹,也就是没有什么内容的条件下,作出一篇骈体文,但不能作出一篇散文。老师六十岁寿辰时,老师的几位朋友领头送一堂寿屏,内容是要全面叙述老师在学术上的成就和贡献,但用什么文体呢?如果用散文,万一遇到措词不恰当,不周延,不确切,挂在那里徒然使陈老师看着别扭,岂不反为不美?于是公推高步瀛先生用骈体文作寿序,请余嘉锡先生用隶书来写。陈老师得到这份贵重寿礼,极其满意。自己把它影印成一小册,送给朋友,认为这才不是空洞堆砌的骈文。还告诉我们,只有高先生那样富的学问和那样高的手笔,才能写出那样骈文,不是初学的人所能摇笔即来的。才知老师并不是单纯反对骈体文,而是反对那种空洞无物的。

老师对于行文,最不喜见下文。说,先后次序,不可颠倒。前边没有说明,令读者等待看后边,那么前边说的话根据何在?又很不喜在自己文中加注释。说,正文原来就是说明问题的,为什么不在正文中即把问题说清楚?既有正文,再补以注释,就说明正文没说全或没说清。除了特定的规格、制定的条件必须用小注的形式外,应该锻炼,在正文中就把应说的都说清。所以老师的著作中,除《元典章校补》是随着《元典章》的体例有小注;《元秘史译音用字考》在木板刻成后又发现应加的内容,不得已刓改板面出现一段双行小字外,一般文中连加括弧的插话都不肯用,更不用说那些注一”“注二的小注。但看那些一字一板的考据文章中,并没有使人觉得缺少什么该交待的材料出处,因为已都消化在正文中了。另外,也不喜用删节号。认为引文不会抄全篇,当然都是删节的。不衔接的引文,应该分开引用。引诗如果仅三句有用,那不成联的单句必然另引,绝不使它成为瘸腿诗。

五、用极平常的方法,影响则是极巨大的

牟润孙先生在《励耘书屋问学回忆――陈援庵先生诞生百年纪念感言》说陈援庵先生教人:用极平常的方法,而其影响则极为巨大。

胡适先生在《元典章校补释例·序》说:
我要指出援庵先生的《元典章校补》及《释例》有可以永久作校勘学的模范者三事:第一,他先搜求善本,最后得了元刻本,然后用元人的刻本来校元人的书。他拼得用极笨的死工夫,所以能有成绩……

六、不乱发表著述

牟润孙先生在《励耘书屋问学回忆――陈援庵先生诞生百年纪念感言》说:
先师要我作学术研究,但一再告诫我不可乱发表文章。说:写学术文章,不可不力求慎重,对一个问题没有研究成熟,就拿出去发表,将来极可能有悔其少作之感。

援庵先生写好的文章,也会让三种人看。柴德赓先生在《陈垣先生的学识》说:
他常说,写了一篇文章,一定要请人看看,要给三种人看:老师辈、朋友辈和学生。

赵光贤先生在《回忆我的老师援庵先生》说:
先生又教导我们说,文章要写,但不要轻易发表。文章写出来,放在抽屉里,一二年,三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都可以,学术性文章没有时间性,多放些时间,过后拿出看看,可以检验你的学问有无进步。如果觉得不满意,需要修改,说明你有进步;如果经过几年时间,没有发现什么不妥,那说明你这篇文章可能站得住,然后再发表,或请师友们看看,提提意见,然后发表。
文章不要怕改,甚至重写都可以,字句也要仔细推敲,一字不妥,不能放过。

杨殿珣先生在《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励耘书屋问学忆记》说:
  先生讲到自己发表文章,一般是在写好之后要修订若干次,经过两三年后,才拿出去发表的。(指学术文章而言)
启功先生在《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陈垣先生诞生百年纪念》说:
老师常说,一篇论文或专著,作完了不要忙着发表。好比刚蒸出的馒头,须要把热气放完了,才能去吃。蒸得透不透,熟不熟,才能知道。
还常说,作品要给三类人看:一是水平高于自己的人,二是和自己平等的人,三是不如自己的人。因为这可以从不同角度得到反映,以便修改。

七、重视史源学

牟润孙先生在《励耘书屋问学回忆――陈援庵先生诞生百年纪念感言》说:
先师教学生作研究工作,最重要的是寻求史源。如果研究唐以前的历史,学生引了《资治通鉴》,他一定要问为什么不引正史,是否只见于《资治通鉴》而正史中没有。或者研究南北朝时期的正史,引用《南史》、《北史》而不检对八书,他一定不通过。即使研究唐史,引《通鉴》而不检寻两《唐书》及别的书,又不说明那段材料确不见于两《唐书》、《唐会要》、《唐大诏令集》、《册府元龟》等书,也不能通过。

先师曾多次讲《廿二史札记》,要学生们用正史去核对,结果找出不少引书之误。
先师盛赞冯桂芬的《说文段注考证》,认为冯氏能追根寻源,核对原书,找出段玉裁引书无心之误,以及段氏有意的改古书以就己说之谬,认为冯氏之作,大可为考证史源的人作示范。
  
我学了先师的方法,以正史与《通鉴》相比对,不仅了解了《通鉴》的史源,更进一步认识清楚司马温公如何剪裁史料,如何安排史料,如何组织成书,也了解了他的史料聚会标准。

赵光贤先生在《回忆我的老师援庵先生》说:
先生在研究所开的一门课,名清代史学考证法,办法是教我们读《日知录》。同学五六人,每人买一本《日知录》,从卷八开始(卷八以前是关于经学的,先生从不搞经学,故从卷八开始),要我们自己读,主要工作是要我们将书中每条引文都找原书查对一遍,并写出笔记。查原书出处,有的很容易,比如在正史里的;有的则很难,比如只有一个人名,年代、籍贯、行事、著述全不知道,简直像大海捞针。我们每读一卷,即翻检群书一遍,然后写出笔记。
记得有一次查一条故事,我走了捷径,翻一下《辞源》,说见《说苑》,一查《说苑》,果有此条,即写见《说苑》某篇,自以为得计。先生看了说,不对。这条最早见于《吕氏春秋》某篇,不能用《说苑》。
有一次,一位同学写了某条见于《辞源》,先生说不行。说,自《康熙字典》以下,这类的字典辞典,只能供翻阅,不能引用。又说,古人的字典,比如《说文》可以引用,因为许慎所见的书,大半亡佚了,我们见不到,因此《说文》对我们来说,就可看作有权威的出处。清人所见的古书,我们差不多都能见到,因此要从我们能见到的古书中去找来源,何况当时这类字典辞典,错误常见,不核对原书是要上当的。

援庵先生非常重视第一手资料。柴德赓先生在《陈垣先生的学识》说陈先生搜集材料:

材料抄下以后,一定要对过,要逐条逐条核对。有第一手材料,决不用第二手材料。这对他来说,是有严格的规定的:此书比彼书早,比彼书可靠,那就坚决用此书,不用彼书。

史念海先生在《忆先师陈援庵先生》说:
就史料价值来说,《硃批谕旨》(指清代初年诸帝的硃批谕旨)当然是第一手的史料,不仅是《东华录》望尘莫及,就是当时《实录》的有关段落,也是由《硃批谕旨》中得来的。《硃批谕旨》是批在臣下的奏折上面,当时臣下的重要奏折,在《实录》撰修时,是可以被采辑收入的。就是其他的史籍中也往往可以看到的。但不能说就都能完全移录,而没有稍作删改。

援庵先生在讲授到这个问题时,就以唐史作为例证,阐述其中的道理。
唐代初年承六朝的余习,重视骈体文字,当时奏牍及其他官方文书,皆以四六行文,视为常例,及韩愈、柳宗元出,文风才有巨大的变化。然当时政府文告,积习犹未尽革。欧阳修撰《新唐书》于所撷引,率为改动,就文体而言,自是为功匪细,然作为史料,究不能说是都属于第一手。《旧唐书》的撰修者在文体方面确实没有欧阳修的魄力,未能细加厘正,但就史料价值来说,其属于第一手史料却是无可非议的。

刘乃和先生在《书屋而今号励耘”――学习陈援庵老师的刻苦治学精神》说:
  他曾不只一次提到过:我们应当深深记取《史讳举例》的教训。他写《史讳举例》时,因是为钱大昕诞生二百周年纪念日而作,仓促成书,有些材料就是转引于钱氏,未及细检原书,不免有些错处。该书木雕版时,虽有所发现,但已不及改刻,因此1958年科学出版社重印时,他让我将全书引文一一检对,他说以钱氏之精,尚且错简、脱落、谬误甚多,用其他人的引文,就更应亲自动手、勤查勤找了,这是省不得的。

八、比较史料

牟润孙先生在《励耘书屋问学回忆――陈援庵先生诞生百年纪念感言》说:
先师经常鼓励学生以《史记》、《汉书》相对勘,他主张先用墨笔抄录《史记》中与《汉书》相同的几篇纪传,然后用红笔依照《汉书》去改,这样就可以看出两位大史学家剪裁字句安排材料的异同来了。
他更主张将《三国志》与《后汉书》相同的传,也这样比对一番。他说,前人有《史汉方驾》、《班马异同》,我们可以自己动手作一部,更可以作一部《陈范异同》。

柴德赓先生在《陈垣先生的学识》说:
他曾经要学生去读顾炎武的《日知录》,《日知录》一书把引用别人的话和自己的话混在一起,而且不加标点,陈先生就要求学生去标点,找出哪些是引文,从什么地方引来的。这样不仅读了《日知录》,而且也读了其他很多有关的书。

九、著述体例

牟润孙先生在《励耘书屋问学回忆――陈援庵先生诞生百年纪念感言》说:
先师对叶昌炽《藏书记事诗》颇为爱好,但批评它说:叶氏找到了这么多材料,却用诗表示出来,未免减低了价值。
对叶德辉的《书林清话》,也说:书是很好,只是体例太差。

十、读书少的人,好发议论

牟润孙先生在《励耘书屋问学回忆――陈援庵先生诞生百年纪念感言》说:
先师很少批评人,时常诵不薄今人爱古人这句诗。
五四以后,梁任公(启超)、胡适都大捧章实斋(学诚),我曾问过先师章学诚学问如何,先生笑着说乡曲之士。我当初不明白为什么说他是乡下人,后来看到章氏著《史籍考》,自称仿朱彝尊著的《经义考》,却不知朱氏之书是仿自僧佑的《出三藏记集》。所见不广,岂不是乡下人?
先师时常说读书少的人,好发议论

赵光贤先生在《回忆我的老师援庵先生》说:
  先生有一次在课堂上说:王西庄(鸣盛)好骂人,但他著书往往开口便错。例如《十七史商榷》开卷第一条就有四个错误。

十一、为古文断句

那志良先生在《忆吾师援庵先生》说:
上课的前一天,由教务处油印一篇他(陈垣)指定的古文,不加小注,上课时分发给学生,他便指定一个学生,立起来念,遇有读错了的时候,他还指点一下,叫第二个人再读时,再读错了,他便开始批评了。所以在第一个读时,大家都小心地听,暗中点上句子。两三个人读过之后,他便指定一个人讲解了,讲不对时,也要挨骂。

他这种教学法,在当时,大家都觉得太过分了,大家背地里都喊他叫老虎,殊不知到了现在,我们才知道,一篇文章无论有没有点句,我们都能读得下来,讲得出来,都是他训练出来的。

十二、研究《四库全书》

援庵先生从目录学入,曾得益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后来又进一步研究《四库全书》,撰有《四库书名录》、《四库撰人录》等。

刘乃和先生在《书屋而今号励耘”――学习陈援庵老师的刻苦治学精神》说:
有人说他通读过《四库全书》,其实倒不是通读过,而是全面研究过。

他开始研究《四库》,是在民国初年定居北京以后。当时他家住在北京城内西南角,贮存文津阁本《四库》的京师图书馆在城东北角。当时紫禁城前后的东西街道还是宫廷禁地,没有直达道路,必需绕道走,来回路程需要三个多小时,逢阴雨风雪,甚至要四个多小时。他每天清早,带着午饭,到图书馆看《四库》,图书馆刚开馆就赶到,下午到馆员下班时才离开。就这样前后读了十年,把这部包括三千多种、三万多册的大丛书作了详尽地了解。把这部丛书著录的书名和撰者作了索引,并将当时流行的赵怀玉本《四库简明目录》与实际存书相考核,校出有书无目、有目无书、书名不符、卷数不对等情况,了解了《四库》收集、编纂、焚毁、抽换的变化过程,写成《四库书目考异》五卷。又因纂修《四库》的掌故,私人多不记载,乃利用乾隆御诗文集注,写成《四库全书纂修始末》一卷。
经过这样反复细致的钻研,不但对《四库》的情况非常熟悉,而且对我国浩瀚的文史图书了如指掌。他下过这样扎实的苦功夫,有了这样坚实深厚的基础,所以后来不论是讲课还是撰著,对资料的掌握就自然得心应手、左右逢源了。

柴德赓先生在《陈垣先生的学识》记载了援庵先生与《四库全书》的两个小掌故:
先生到图书馆去借《四库全书》时,有时管理员找过后,说没有此书。陈先生说:根据我的目录与《四库全书》的目录不会没有,你到馆内××方向第×排第×架去找,一定有。管事员按照他说的去找,居然一点不错,就是有。为什么陈先生对《全书》这样熟悉?因为《四库全书》有张排架图,是执照一定次序放置的,管理员不知道,而陈先生掌握这张排架图,所以知道得清清楚楚的。
《四库全书》修成后,有的书很少有人翻过,所以切过后,尚未分开,页与页还粘在一起。他曾经带领几个中学生到馆内,专门去点页数,两个人一部,一页一页点过,所以陈先生对《四库全书》中的每本书有多少页是知道的。解放后,有人写文章提起《四库全书》中哪部书最大,一般人总以为是《册府元龟》,实际上,第一部是《佩文韵府》,第二部是《册府元龟》,第三部是医书《普济方》。要不是陈先生经过那一番调查研究,是不会知道的。

柴德赓先生在《陈垣先生的学识》还记载了援庵先生有没有通读《四库全书》:
有人夸大地说陈先生读过《四库全书》中每本书,其实没有。陈先生也说:我只是带领学生去翻过,并没有全部读,我也不想每一本书都去读,只要外面有的书,我就不去读《四库全书》本,外面实在没有,我再去读《四库全书》本。
白寿彝先生在《要继承这份遗产――纪念陈援庵先生诞生一百周年》说:
他认为目录学是治史的门径。他为了掌握中国历史文献的概貌,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亲自查对了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编写了《文津阁〈四库全书〉册数页数表》、《〈四库〉书目考异》、《〈四库全书〉纂修始末》、《〈四库全书〉名录》、《〈四库〉撰人录》等。

十三、利用工具书

柴德赓先生在《陈垣先生的学识》说:
先生发表的重要工具书是《中西回史日历》、《十史朔闰表》。
他在研究《册府元龟》时,一开始就先作有关《册府元龟》的工具书,然后再动手研究。

先生常说:要想做学问,手里不能没有工具书。前人东西要利用,没有的,自己动手搞。只有掌握工具书,搞研究才方便。

十四、利用文集

柴德赓先生在《陈垣先生的学识》说:
他为了研究元史,还编出元朝六十家文集的目录。这书没有印,北京图书馆藏有抄本。

我们研究历史,不能只用史部的书,经部、子部、集部的著作都应加以利用。陈先生研究历史特别注意文集,在著作中应用文集的材料也比别人多,这已成为陈先生研究中的特点。
为什么他特别注意文集呢?由于他在广东时,曾收藏了很多书,有一次,一位老前辈前来参观他的书房,过后,陈先生问他有什么意见,那人回答说:别的都很好,就是文集少了点,就这么一句话,对陈先生启发很大,从此以后,他特别注意文集。

十五、谦虚

柴德赓先生在《陈垣先生的学识》说:
他常说:只要找出个标点错,就好;有字抄错,小好;有引文错了,那就大好。
别人提了意见,他一般都是改的。他认为:至少这问题讲得不清楚,别人看了有疑问,那就得改。

他常说:做学问一点也不能骄傲。他的稿子总是一改再改,一般总要四稿定下来。

解放后,他常说我过去不懂马列主义,著作中问题和错误一定不少,希望大家多提意见,多帮助我。

杨殿珣先生在《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励耘书屋问学忆记》说:
当时的青年喜欢把研究两个字作口头禅,先生却不以为然。先生说研究工作首先要打好基础,有了较好的基础之后,再好好读上十年书,研究也不为迟吧。
先生说自己撰写的《史讳举例》,只是史讳的举例而已,名之为《史讳研究》,还不能名副其实。

后来在1955年出版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名之为概论”……

十六、竭泽而渔的收集资料、严于取舍的利用资料

柴德赓先生在《陈垣先生的学识》说:
先生写文章,首先是搜集材料,材料不到手,不动笔写文章。主要材料不到手,更不能动手。

白寿彝先生在《要继承这份遗产――纪念陈援庵先生诞生一百周年》说:
他研究一个问题,总是尽可能广泛地搜集材料,严于取舍。两万多字的《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三卷是由三尺多厚的稿本中提炼而成。《元典章校补释例》只用原来收集的材料的一千多条,而不用者竟有一万多条。

杨殿珣先生在《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励耘书屋问学忆记》说:
先生常常讲,资料的搜集是问题研究的开始,资料搜集的过程就是问题研究的过程。

搜集资料,要懂得目录学,懂目录学才能懂得一个问题的过去和现在,才能开阔自己的眼界,不然,搜集资料也是无从下手的。
对于搜集资料,他主张无妨借用竭泽而渔这句话的精神去做,竭泽而渔,对于捕鱼,当然是岂不获得,而晚年无鱼,但是研究问题搜集资料,必要力求完备,资料搜集得越充分,对问题的各个方面才能考虑得周到,比较有深度,得出的结论才比较真实而可靠。怎样才能搜集得比较充分就要依靠了。
启功先生在《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陈垣先生诞生百年纪念》说:
老师最喜欢收学者的草稿,细细寻绎他们的修改过程。客厅桌上常摆着这类东西。当见我们看得发生兴趣时,便提出问题说:你说他为什么改那个字?
又说:

老师研究某一个问题,特别是作历史考证,最重视占有材料。所谓占有材料并不是指专门挖掘什么新奇的材料,更不是主张找人所未见的什么珍秘材料,而是说要了解这一问题各个方面有关的材料,尽量搜集,加以考察。在人所共见的平凡书中,发现问题,提出见解。自己常说,在准备材料阶段,要竭泽而渔,意思即是要不漏掉一条材料。至于用几条,怎么用,那是第二步的事。

周祖谟先生在《怀念一代宗师援庵先生》说:
先生的文章使人感触最深的是无一语虚设,每考证一人一事最重年代时间,每举一书必罗众本,详考各本同异,定夺是非,从中发现问题。所论穷源竟委,如剥笋,如抽茧,无不从根本中来,示人以规范。常说:判断要审慎。研究讨论一事,如果证据不充足时,决不可妄下断语。还要把未见未有分别清楚,不能将未见误为未有,这话更切中时弊。

我进一步体会到论史事说其有易,说其无难,有些事情没有真实广博的证据,不考情实,放言高论,往往出问题。

援庵先生研究元代也里可温教也是这样,刘乃和先生在《书屋而今号励耘”――学习陈援庵老师的刻苦治学精神》说:

撰写《元也里可温教考》时,就是因决心要把元朝也里可温教研究清楚。他首先要先看看《元史》对也里可温教是怎么记载和评价的,所以在动手撰写前,先把这部二百一十卷、二百多万字的《元史》全部阅读一遍,其中凡是提到也里可温的地方,先在书上作出标志,然后全部录出,加以研究。先搞明白这些基本史料,再参阅其他有关书籍,再动手撰写。他认为这是基本功夫,是必不可少的过程,不能怕麻烦。掌握的资料如不详尽,便得不出确当的结论来。

十七、对待考证的态度

援庵先生在《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说:
  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学之能事者固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

十八、重视写读书笔记

赵光贤先生在《回忆我的老师援庵先生》说:
  先生说,写笔记的方式是治学的一种好方式,读书有得,就记下来,集腋成裘,就是一条。这种方式始于王应麟的《困学纪闻》,盛于顾亭林的《日知录》。又说,《日知录》是第一流的,但还不是第一;第一应推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

十九、读书的秘诀捷径”―― 有志、有恒、勤奋

杨殿珣先生在《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励耘书屋问学忆记》说:
读书有秘诀吗?先生说。读书的秘诀就在于,古人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不哪里能得其义呢?
读书有捷径吗?先生说没有。读书而想找捷径,就等于不读书而想得到读书的效果,其结果是你想骗他,他也就骗你,骗来骗去,最后是自己骗自己。读书没有径,但还是有的,这就是由自己走,自己用辛苦劳动去获得的。自己不走,便永远没有可言。
  
刘乃和先生在《书屋而今号励耘”――学习陈援庵老师的刻苦治学精神》说:
他做学问,首先就是要下决心去做,然后就是持之以恒地做下去,最后终能完成。
 
这也就是他经常和同学们说的两句话:
天下无难事,有志者成之;天下无易事,有恒者得之。
他说有志、有恒是先决条件,具体读书、做学问时,更要突出一个字。
他的一个学生,在外地教学,有一次来看他,问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说:我没有什么秘诀,只不过做到一个字。
他认为读书必要眼到、口到、手到、心到,这当然也就是勤,即是勤看、勤读、勤写、勤作,照他的话说就是四勤,看、读、写、作四者缺一不可。
  
他经常教导我要随手写,勤笔免思,不管是材料或想法,有时稍纵即逝,不及时记下,考虑的问题就会忘掉,翻到的东西,当时未写下,再找时会很久也找不到。

二十、藏书的目的――浏览、备查、熟读
  
刘乃和先生在《书屋而今号励耘”――学习陈援庵老师的刻苦治学精神》说:
当他年轻时按着《书目答问》买了许多书的时候,有人问他:买这么多书,念得完吗?他回答说:书不都是为念的,有的是浏览翻阅的,有的是参考备查的,有的是应熟读甚至背诵的。他认为有的书可以不求甚解,但有的书则必求甚解。
他自幼已熟读四书五经,诸子古文能背诵的也不少,所以他一直到老年,有些历代有名的文章仍能背诵。九十岁那年,仍能把骆宾王《讨武后檄》从头到尾背得一字不差。

二十一、著述与爱国

陈述先生在《回忆陈援庵老师的治学和教学》说:
援庵先生在课堂上讲:近世国外研究汉学主要指中国历史的中心在巴黎、在东京,我们要从法国、日本夺回来。中国史研究,我们不能落后于国外。
启功先生在《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陈垣先生诞生百年纪念》说:
在抗战时期,老师身处沦陷区中,和革命抗敌的后方完全隔绝,手无寸铁的老学者,发愤以教导学生为职志。环境日渐恶劣,生活日渐艰难,老师和几位志同道合的老先生著书、教书越发勤奋。
老师曾语重心长地说:从来敌人消灭一个民族,必从消灭它的民族历史文化着手。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不被消灭,也是抗敌根本措施之一。

二十二、一字之考证

启功先生在《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陈垣先生诞生百年纪念》说:
老师读书,从来不放过一个字,作历史考证,有时一个很大的问题,都从一个字上
 
突破、解决。以下举三个例:
北京图书馆影印一册于敏中的信札,都是从热河行宫寄给在北京四库馆的陆锡熊的。陆氏那时正在编辑《四库全书》,于的信札是指示编书问题的。全册各信札绝大部分只写日子,缺少月分,更没有年分。里边一札偶然记了下雨,老师即从它所在地区和下雨的情况勾稽得知是某年某月,因而解决了这批信札大部分写寄的时间,而为《四库全书》编辑经过和进程得到许多旁证资料。这是从一个字解决的。

又在考顺治是否真曾出家的问题时,在蒋良骐编的《东华录》中看到顺治卒后若干日内,称灵柩为梓宫,从某日以后称灵柩为宝宫,再印证其他资料,证明梓宫是指木制的棺材,宝宫是指宝瓶,即是骨灰坛。于是证明顺治是用火葬的。清代《实录》屡经删削修改,蒋良骐在乾隆时所摘录的底本,还是没太删削的本子,还存留宝宫的字样。《实录》是官修的书,可见早期并没讳言火葬。这是从一个字解决的。

又当撰写纪念吴渔山的文章时,搜集了许多吴氏的画迹影印本。老师对于画法的鉴定,未曾作专门研究,时常叫我去看。我虽曾学画,但那时鉴定能力还很幼稚,老师依然是垂询参考的。一次看到一册,画的水平不坏,题仿李营邱,老师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说:这册是假的!我赶紧问什么原因,老师详谈:孔子的名字,历代都不避讳,到了清代雍正四年,才下令避讳字,凡写字时,都加旁作,在这年以前,并没有把孔丘”“营丘写成孔邱营邱的。吴渔山卒于雍正以前,怎能预先避讳?我真奇怪,老师对历史事件连年分都记得这样清,提出这样快!在这问题上,当然和作《史讳举例》曾下的功夫有关,更重要的是亲手剪裁分类编订过那部《柱下备忘录》。所以清代史事,不难如数家珍,唾手而得。伪画的马脚,立刻揭露。这是从一个字解决的。

二十三、立身之道

周祖谟先生在《怀念一代宗师援庵先生》说:
他曾经叮嘱过青年学生:立身应以品德为先,其次要注意身体,再次是学业,最末是金钱。

二十四、学习八股文的方法

光绪二十三年(1897),援庵先生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因不合八股规格,落榜,于是发愤将八股文作好。刘乃和先生在《书屋而今号励耘”――学习陈援庵老师的刻苦治学精神》说:

他买回十科《直省闱墨》,从头到尾细读,读到自己合意的,即在这文章上画一个圈;再从头读第二遍,把更好的画两个圈;再读第三遍,再选一批认为最好的画三个圈,然后把三个圈的抽出,装订成四本,仔细研读,集会其文究竟好在哪里,认为满意的甚至把它背熟。两年后,八股文大有进步。
后来由于政治形势和他思想的变化,他参加了反清活动,不再致力于科考。但他自此养成的钻研到底、以抵于成的勤奋精神,一直保持、延续,贯串在他的一生。
1961
年他和我校毕业班同学曾谈过此事说:这次可惜白白糟蹋了两年时间,但也因此得到一些读书方法。他说当时的方法就是苦读,即现在所说的刻苦钻研,专心致志。从此逐渐养成刻苦读书的习惯。

启功先生在《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陈垣先生诞生百年纪念》说:
曾说年青时为应科举考试,把许多八股文的书全都拆开,逐篇看去,分出优劣等级,重新分册装订,以备精读或略读。后来还能背诵许多八股文的名篇给我们听。

二十五、学习《廿二史札记》的方法

陈乐素先生在《陈垣同志的史学研究》说:
他熟读了赵翼的《廿二史札记》,1903年,二十三岁时,他曾将《札记》剪缀成两部分,并作了说明:

赵瓯北(翼)札记廿二史,先考史法,次论史事。其自叙云: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牴牾处,自见辄摘出,所谓史法也。又云古今风云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所谓史事也。今将原本史法之属录于前,史事之属隶于后,各自分卷,以便检阅。
读其他书也多采用这种方法。启功先生在《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陈垣先生诞生百年纪念》说:

老师自己曾说年青时看清代的《十朝圣训》、《朱批谕旨》、《上谕内阁》等书,把各书按条剪开,分类归并。称它的《柱下备忘录》整理出的问题,即是已发表的《宁远堂丛录》。可惜只发表了几条,仅是全份分类材料的几百分之一。

附录:怎么教书

援庵先生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先后在辅仁、燕大、北大、北师大从事教学数十年,学生遍布海内外,他培养出来的学生,许多人都成为现代的名家,如白寿彝、蔡尚思、柴德赓、郭预衡、牟润孙、史树青、启功、李瑚、刘乃和、赵光贤。
关于怎么教书,启功先生在《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陈垣先生诞生百年纪念》转述援庵先生的话说:

一、教一班中学生与在私塾屋里教几个小孩不同,一个人站在讲台上要有一个样子,人脸是对立的,但感情不能对立。

二、万不可有偏爱偏恶,万不许讥诮学生。

三、以鼓励夸奖为主。不好的学生,包括淘气的或成绩不好的,都要尽力找他们一小点好处,加以夸奖。

四、不要发脾气。你发一次,即使有效,以后再有更坏的事情发生,又怎么发更大的脾气?万一发了脾气之后无效,又怎么下场?你还年轻,但在讲台上即是师表,要取得学生的佩服。

五、教一课书要把这一课的各方面都预备到,设想学生会问什么。陈老师还多次说过,自己研究几个月的一项结果,有时并不够一堂时间讲的。

六、批改作文,不要多改,多改了不如你替他做一篇。改多了他们也不看,要改重要的关键处。

七、要有教课日记。自己和学生有某些优点都记下来,以备比较。

八、发作文时,要举例讲解。缺点尽力在堂下个别谈,缺点改好了,有所进步的,尽力在堂上表扬。

九、要疏通课堂空气,你总在台上坐着,学生总在台下听着,成了套子。学生打呵欠,或者在抄别人的作业,或看小说,你讲得多么用力也是白费。不但作文课要在学生座位行间走走,既回头看看自己的板书效果如何,也看看学生会不会记,有不会写的或写错了的字,在他们的座位上给他们指点,对于被指点的人,会有较深的印象,旁边的人也会感兴趣,不怕来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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