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学史志向

 

又继读初中。镇上有位前清秀才蔡东藩，曾以优贡生朝考入选，分发江西以知县候补。但蔡先生看不惯那些官场习气，称病回家，在初中班教历史。蔡先生史学知识渊博，讲课生动，深受学生欢迎；授课之余还撰写《历代通俗演义》,此书现名《中国历代演义》，至今不断再版，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在蔡先生的熏染下，柴德赓对历史很感兴趣，由此，“确立了学史的志向”。

后临浦初中班停办，柴德赓转学到西子湖畔。由于文史知识丰富，他在同学中有了“柴秀才”的美誉。一天，有位姓俞的同学，去看了场电影，片名叫《美人计》，讲的是三国时期刘备招亲的故事。电影一开始，银幕上映出长篇字幕，“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俞履德同学见了很高兴，认为如此佳句，还未读过。但银幕上的字，一闪而过，哪记得住啊！回校后，就去问“柴秀才”词句出于何处？他答：“《三国演义》以词起，以诗结，你看到的字幕，恐怕就是《三国演义》开始的这首词。”俞找来《三国演义》一看，果然不错，“柴秀才”的名声就更响了。

他是位全面发展的好学生，高中时是省立杭州一中足球队队长，还是出席杭州学联的代表。师母陈璧子是惠兴女中的代表。两人同被选为常委，从此相识相知，后来结为终身伴侣。

1929年，柴德赓高中毕业，由于热爱历史学，又仰慕史学大师陈垣，故选考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进入我国著名高等学府深造。他怀着兴奋的心情迎接新学期开学，在第一堂课上，陈垣老师先提了些有关史学的问题，叫学生回答。他都对答如流，陈老师非常满意。接着又拿出四份入学优秀试卷给大家看，在他的试卷上批了“以柴生为第一”的评语。从此，他在陈老师的教导下，勤奋攻读，数载寒窗，遨游在史籍里，奠定了雄厚的史学基础。也与陈垣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后他在辅仁执教，又与陈老家住得很近，常在晚饭后到陈老家中夜谈，“研讨文史，讲论学术”。柴主任自己也说：“三十年来，我在老师身边的时间有二十多年”。他得到陈老的真传，是公认的陈垣先生的学术传人。

 
                    著名史学家和教育家

 

大学毕业后，柴德赓执教于北平辅仁大学。“七七”事变，抗战军兴，北平沦陷。柴德赓获悉曹汝霖将任辅仁大学董事长，便忿忿地说：“曹汝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我们怎能在这种人手下工作呢？”毅然率全家辗转去了重庆，在国立女子师院历史系任教。八年抗战胜利后，他仍为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解放后，任母校北师大历史系主任、教授。1955年9月，调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筹建历史系，并任第一任系主任。从此，他在姑苏工作和生活了十六个春秋。

    由于柴主任在史学界知名度高，交友面广，所以他的到来不但加强了学术力量，而且提高了历史系的知名度。用今天的话说，即提升了品牌。他重视教学，给学生开《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课，讲课内容丰富，又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指点彼此之间的异同因革，深受学生欢迎。北大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得知后，请柴主任去北大历史系讲学一年。他重视科研和学术交流，到校一年后，举办了历史系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邀请上海、南京、杭州等地专家、学者前来参加。还经常邀请著名史学专家如吴晗、翦伯赞、吴泽、邓广铭等来校作学术报告，他自己也应邀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北京中央党校等地作学术报告。这样，既交流活跃了学术空气，又开阔了师生眼界，对办好历史系大有裨益。他非常重视社会实践，经常组织师生参观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查访苏州山塘街等以及参加江苏十年史的调查。1957年夏，经批准江苏师范学院历史、数学、物理三系四教授招收研究生。柴主任是历史古籍专业的导师，由于他的著名度高，全国报考柴主任研究生的多达59人，经考试最终录取3名。由于柴主任长期在高校从事史学研究和教学，尤其是对五代史、宋史、清史等都有很高的造诣，并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成为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

    他的著作有中华书局出版的《史学丛考》，这是一部史学论著选编，收入了他解放前后发表的史学研究成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史籍举要》是根据柴主任在江苏师院和北大历史系讲课的手稿和部分讲义，由北大许大龄教授领衔与江苏师院历史系的三位毕业生一起，经精心整理而成。出版后受到专家、学者的好评，一版再版，备受欢迎，并被国家教委列为文科教材，获全国高校优秀教材奖。此外还有求实出版社出版的《资治通鉴介绍》等。

 解放初，他还接受中国史学会的委托，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册，1957年初出版。受到史学界的普遍欢迎，为辛亥革命史的教学与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柴主任治史治学，还有个显著的亮点，就是积极贯彻“双百”方针，展开学术争鸣。早在新中国诞生一周年的前夕，他在《光明日报》发表《对吕著〈简明中国通史〉的几点意见》一文，约五千字。“吕”即吕振羽先生，湖南邵阳人，大学毕业后在北平高校任教，曾参与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去延安，著作颇多，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柴主任的此文，就是以1949年光华书店的再版本为主写成的。文章从年代、地理、人名、事实等几方面，分别举例，提出近五十条意见。由于柴主任熟悉古籍与史料，说得有根有据，深受吕先生的欢迎。著者利用工作之余，于1951年7月，完成对《简明中国通史》的第一次修订。

柴主任既是位历史学家，又长于书法，钟情于我国有悠久传统的书法艺术。但新中国诞生后，还来不及用更大的力度抓这门艺术的继承和发扬。56年10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百花齐放中论一花独不放》一文。他从丰富我国民族文化的艺术品种、增强民族文字的造型美和满足人们对书法艺术的喜好，呼吁要办书法展览、出版书法名家的作品，提倡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的书法艺术，让这朵奇葩在“百花齐放”中开得更加鲜艳夺目。柴主任所盼望的，都早已实现了，他一定会感到欣慰。

1961年9月1日，我校钱仲联教授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陆游和陆秀夫的新材料》一文。说借到《会稽陆氏族谱》四册，“乃尽数日之力，细阅全谱一过，收获喜出望外”，“乃知秀夫为放翁第六子子布之孙”。还说“《宋史 陆秀夫传》仅载秀夫为楚州盐城人，不载其原籍本是山阴，更不载其父祖以上名字。”故此新材料“特别可补正旧史之阙漏”。还介绍“陆氏谱系”及陆放翁、陆秀夫画像。继之又吟诗、索和，对此新材料“特笔大书”。认定“这一族谱所载放翁家世事迹，是宋人的记录，完全可靠。”

柴主任虽尚未见到此族谱，但就报上发表的新材料，觉得“还有疑问，似不宜马上作出结论。”因此，本着“双百”方针，他写就《陆秀夫是否放翁曾孙》一文。从陆秀夫的先世、秀夫的名字与放翁子孙排行不符、陆秀夫图像等三方面提出质疑。由于柴主任对宋史研究颇有造诣，熟悉有关的的史料与彼此关系。如对陆秀夫的先世，他以秀夫为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年）进士，便举《宝祐四年登科录》所载：秀夫为“二甲二十七名，年十九。曾祖荣，祖大有，父（阙名），本贯淮安州盐城县长建乡长建里”人。指出“《登科录》所载三代名字、里贯、年岁，自是根据应试者自陈。”但与《陆氏族谱》所记秀夫曾祖、祖、父三代名字，“竟无一相同，显然可疑”他又进一步考查陆放翁是否别名荣，“则自来志放翁名字者皆未及此”。又指出“史传与墓志不同，祖、父若非仕宦及著名之士，概不全录”。又如《陆氏族谱》载列祖遗像有陆秀夫画像。柴主任根据“题识”指出：“凭梦作像，事已可笑：梦中人并非自道姓名，遽以年齿相当归之秀夫，更属荒唐无稽。”即以年岁论，“题识作三十九，不知何据”。实际陆秀夫是四十有二。柴主任将此文投寄〈光明日报〉，同年9月15日，即全文刊出。从此，这新发现的“新材料”就不那么显眼了。

柴主任对贯彻“双百”方针，他常教导学生说：“写文章别发火，------要摆事实，讲道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自己也言行一致。1962年11月，他又在文章中说：“我们今天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同时学者各抒己见，互相尊重，已形成风气”。其态度积极而端正。

 

 

    苏州是吴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柴主任莅任后，对苏州怀着深深的爱，浓浓的情，十分关心苏州地方文献。当时史学界正在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一天，历史系纪庸教授去拜访他，两人也就自然地谈到这个问题。他们都“想象苏州历史文物中应该有些记载”。

不久，柴主任读到一本旧钞本《吴门表隐》，作者是清道光年间的苏州学者顾震涛。顾对苏州“凡史无传，志无纪者，网罗遗漏”，加以补充，编成二十卷，故名“表隐”。其中对苏州城市手工业和商业，尤其是纺织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资料，颇有价值。据该书记载在玄妙观机房殿有块清朝雍正十二年立的《永禁机匠叫歇碑》，可惜没有记录碑文内容。但从碑名来看，“机匠”，即机织工人，“叫歇”意为罢工，碑由机户所立，那是资方利用官府势力禁止织工罢工的事，是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资料。他想从其他有关书籍寻找碑文内容，没有查到，为此他专程到玄妙观访碑。在一位老道的陪伴下，终于在机房殿南墙脚，找到了一块上半部分已被涂抹得不成样子的石碑。经过清洗擦拭和辨认，正是他所要找的那块碑。欣喜之余，他赶忙请人拓下碑文。此时，他到苏州任教还未满三月。随后，柴主任对碑文进行研究，写成《记〈永禁机匠叫歇碑〉发现经过》一文发表，介绍发现经过及碑文内容，受到有关专家、学者的重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尚钺教授说：“柴德赓教授发现此碑的经过，使我们体会到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即一切的机会和材料，都是为有思想准备的人而设的。”此话颇有道理。

    白居易是我国唐代的大诗人，宝历元年（825），时年54岁的他出任苏州刺史，在职一年半左右，对苏州有很深的印象，在白居易的诗文里时有记述。柴主任撰写了《从白居易诗文论证唐代苏州的繁荣》一文，还有《明末苏州灵岩山爱国和尚弘储》等文。

    学术上如此，在政治上更是热爱苏州，热爱新中国，热爱社会主义。1950年底，柴主任由马叙伦等介绍，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后任民进中央委员。参加过第二次赴朝慰问团。到苏州后，任江苏省民进筹委会副主任，又和谢孝思等一起筹建苏州市民进组织，并任主任委员，省、市政协常委，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的挚友，积极参政议政，为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奉献智慧和力量。

 

 

    柴主任既是位史学家和教育家，又长于书法和精于诗。他自幼用毛笔习字，及长，仍保持着这一习惯，凡写信、写讲稿和文章，都不例外。当然写字和书法不能划等号，书法是我国一种优秀的传统文化。他曾任中国书法协会常务理事。著名书法家启功评价他的书法“潇洒流畅，得张阆生先生宗祥之传”。1956年10月，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呼吁发扬我国有悠久传统的书法艺术。他的代表作有手书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这“可能是他逝世前最后写下的长卷了”。

他也精于诗，遗作有《青峰诗存》和《偶存草》两本手稿。从1926年起至1964。经其子女搜集整理，共得诗134题185首。连同柴主任所珍藏的《师友墨缘录》，合编成《柴德赓教授纪念册》，由香港影印出版，很是精美。

 柴主任的诗自有其特点，我对诗一窍不通，不敢妄议。在此只想说说他的佚诗五言二首，诗作于1957年5月2日，当时著名历史学家尚钺来校作学术报告，柴主任主持。他在报告会结束时说：“我想用八句话，两首不成韵的诗，作为大会结束。”诗曰：

那边大讲台，这里小讲台；

讲台虽然小，文章大于天。

你说我教条，我说你教条；

哪个说的对，事实见分晓。

诗随口吟来，朗朗上口，通俗易懂，意味深长。现想对诗作的背景略为介绍。

1957年3月25日，翦伯赞教授在北京大学开设“历史问题讲座”，第一讲由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主讲，题目是《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听讲的有三千多人，其中还有埃及、瑞典等国家的外宾。同年5月2日，尚钺先生应邀来我校作《关于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听讲的有历史系师生和苏州市中学历史教师，约计七百人左右。柴主任在致词中说：“北京大学是大讲台，我们是小讲台。”故诗有“那边大讲台，这边小讲台”之说。范老在报告中说：“教条主义者写文章为什么也能骗一些人呢？就是因为他们也是以‘理论联系实际’的面貌出现的。”顺便批评了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说它是一本以西欧历史为蓝本的书，没有将理论很好地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3月底，上海《文汇报》对北京大学“历史问题讲座”作了报告。尚钺教授也看了这个报导。因此，在报告中讲“理论与实际结合”问题时，也顺便举例批评范老的西周封建论“是中国教条主义”。所以柴主任诗中有“你说我教条，我说你教条”。柴主任在总结时还说：“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真理只有一个，社会分期，归根就只有一个对，……这个问题还是要争论，让事实来见分晓。”所以诗的最后有“哪个说的对，事实见分晓”之句。

    柴主任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史学专家，他的道德学问是令人钦佩和景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