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恩师柴德赓先生
来源: 《百年青峰》   发布时间: 2012-10-18 19:30   1901 次浏览   大小:  16px  14px  12px
季羡林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老师对学生都是有恩的。教导是恩;虽未亲炙,知遇提携之恩也是恩。都是恩师。
我很幸运曾经遇到过好几位恩师。柴德赓先生对于我,既有教导之恩,兼具知遇之恩,是影响我一生的恩师。

 

(一)
 
1956年8月,我一个速成师范毕业的小学教师,从苏北江海之滨的农村考入江苏师范历史系,来到苏州上学。苏州城,苏州园林,东吴校园,大学课堂,一切都那么新鲜、美好,而最满意的是有一批好老师给我们讲课。刘桂东先生、纪庸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张梦白先生的《世界古代史》等等都非常受欢迎,而柴德赓先生的《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是最受同学们欢迎的一门课。
柴师讲课发讲义,后来出版的《史籍举要》就是在这份讲义基础上整理而成。但他讲课完全不看讲义,常常是双手叠放在腹前,背倚黑板侃侃而谈,声音清朗,很富亲和力。间或板书数字,飘逸流畅,极其漂亮。听他的课,看他的字,确实是一种美的享受。
柴师对所讲内容早已烂熟于心,文献的作者、流传、内容、得失、版本以及相关书目,娓娓说来,如数家珍。常常三言两语对某个文献作评价,尤其精粹,令听者终生难忘。由于学识渊博,“尤其对清代学术源流、本末支系,传法师承,了如指掌”,①老师讲课学术视野特别开阔,旁征博引,收放自如。与要籍相关的学术著作、学术公案在不经意中一一作了介绍,知识密集度极高。时时穿插一些学术掌故,让我们领略历代杰出学者的风范,听来兴味盎然。课堂气氛紧张而活跃。
《史籍举要》的前言说:“史书源流,史事常识,因事附见,以求实用为主”。老师讲课的确贯彻了这一特点,且有通盘设计,他有机地将学术史、目录学、版本学、校勘、辩伪、辑佚等分散在相关地方作简洁、扼要的讲解。听完他的课,实际已经掌握了文献学最基本的知识。
老师讲课还有一个特点,不仅传授知识,更重视培养学生的能力。他善于“因事附见”,将治学的态度、门径、方法渗透在讲课内容之中,极有感染力。教导我们治学要刻苦,要下功夫,要实事求是,要谦虚谨慎,持论平和,切忌走极端。他“因事”而论,还教导我们搞研究如何从史料,从第一手史料入手;如何运用目录学知识;如何仔细读书、发现问题;如何作考证。凡治学要点,都有生动的解说,有时还作示范。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讲阎若璩如何发奋将《尚书》读烂,如何冥思苦想,最后豁然开朗,终于写出《古文尚书疏证》的掌故,侃侃道来,看似平平,却在轻松的故事中让我们领略了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路数。他的这种努力, “润物细无声”,使我们在进入史学领域的启蒙阶段,就受到极有感染力的熏陶。
我1960年毕业以后,按老师的教导,认真读前四史,摘资料,勤思考,有所得便写成札记。1963年春有了灵感,领悟出有关匈奴史的几条札记之间的联系,写成《战国历史上的“匈奴”》一文,并很快在《光明日报·史学周刊》发表。后来老师来信说,北京大学的一些先生称赞文章作者“会读书”。“会读书”三个字正是先生循循善诱、悉心教导的结果。毕业后我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和魏晋南北朝史、明代蒙古史研究。1980年内蒙古大学副校长胡钟达先生要我给他们学校历史系77级学生讲“中国古代史史料目录学”。我非常胆怯,不敢接受。胡先生鼓励说:“你是柴德赓先生的学生,你能行!”当年《史籍举要》尚未出版,有关同类书和参考书也很少,我就是凭当年听先生讲课学到的东西作基础,广泛阅读,认真备课,完成了任务,也受到了学生欢迎。此皆后话,讲这些是为了说明,我所以能够在教学和研究中做一点事,是老师给我打下的基础,是他将我引进了门,并指出了一条正确的路。
柴师平易近人,对学生满腔热情,特别亲切。同学们经常去他家请教。我也随同学去过几次,每次他都会给你讲书,讲治学,讲掌故。我当时很腼腆,去的次数很少。毕业后,常常很后悔,当时为什么没有多多地去请益!
1960年春,四年级最后一学期,开学不久突然得了结核性胸膜炎,入苏州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一天,柴师突然步行来病房探望。我十分意外,也十分感激,此情此景至今记忆犹新。
 
(二)
 
1960年7月毕业。同学们都走了,我“待分配”。系领导本意是要安排更适合的工作,但阴差阳错,在学校等了三个多月,尚不见眉目。迫于家庭经济困难,我要求尽快工作,然而只剩内蒙古一个指标,于是来到了呼和浩特。离校前去老师家辞行。看得出柴师颇有难言之处,但还是鼓励我好好读书,不要浪费青春,说有事可以来信找他。他告诉我,内蒙古师院有位刘仁成老师,原在北师大任教,支边去了那里,立即挥毫写了一封介绍信,请刘老师照顾。几年里,我们同学都喜爱老师的板书,也知道他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常务理事,辞行是个机会,于是事先买了一幅扇面,请他为我父亲题字。他欣然同意,并记下我父亲的名字。到内蒙不久,父亲来信,说老师的墨宝已经收到,字特别漂亮,他非常喜爱。文革抄家,扇面被付之一炬,特别可惜。
由于学校给我的鉴定不错,加上大病初愈,尚须定期复查治疗,到内蒙古报到后,教育厅留我在普教处工作。只身来到塞外,下班后无事可作,于是写信给柴师,希望系统读点书。老师很快复信鼓励,并与苏州专售古籍的“文学山房”联系,不久就寄来涵芬楼影印殿版前四史一部。我如获至宝,花二三年时间,认认真真地基本通读一过,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1961年3月,我从教育厅调内蒙古师范学院工作,读书的时间多了,开始按老师指引的路子学写札记,学写论文。1963年《战国历史上的“匈奴”》在《光明日报·史学周刊》发表,时柴师正在北京大学讲课,他借此向北京大学的先生作推介,并请他们给我关怀和帮助。从此我开始受到吴荣曾先生、胡钟达先生、田余庆先生、周一良先生的器重和提携,他们也成为对我有知遇之恩的恩师。
也是1963年,东晋末年农民起义的性质问题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界讨论的热点,也引起我的兴趣。在读书之余,花一年多时间前后六稿,写成《试论东晋末年农民起义的变质》一文,请老师指点。老师将论文送请北京大学田余庆先生审阅。不久老师来信,将田先生审阅后写给他的信和稿件一并寄来。田先生热情地给予表扬,并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老师当然很高兴。有老师和田先生的鼓励,胆子大了,修改以后便送给《历史研究》杂志。完全出乎意外,竟然收到了录用的通知,根据编辑先生的意见再作修改,成第八稿,发表在1965年第二期。我曾在1964年定稿的文后写上感谢老师和田先生的附言。时值文革前夕,山雨欲来,左的倾向越发严重,写文章感谢之类明显属于批判之列。我出身不好,已经被认为是只专不红的另类,考虑再三,怕引起麻烦,对谁都不好,便在编辑寄来的校样上将附言删去。②对此我后悔至今,深感对不起老师和田先生。
60年代前期,我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或在苏州,或在北京看望过老师几次,每一次聆听教诲,都感到有一股动力催我上进。1965年夏,我去内蒙古东部地区招生,途经北京,利用转乘间隙去看望老师。当时他正协助陈垣先生点校新旧《五代史》,住北师大旧校区的一栋普通平房。老师见我十分高兴,滔滔不绝地谈治学,谈他的工作,我也汇报自己的读书情况,前后畅谈两三个小时。午餐后怕影响他休息,方才告辞。当时老师不满六十,我只以为是寻常的别离,还筹划下次再见面。不料到一年以后文革开始,老师惨遭迫害,1970年含冤逝世,这次见面竟成了永别。
 
(三)
 
柴师对我授业、奖掖,恩重如山。他不仅循循善诱给我启蒙,领我入门,想尽各种办法帮助我成长;他还为我树立了作为学人、作为教师平凡而伟大的榜样。如果说五十年来我在史学领域从事教学和研究,还有些许成绩的话,追本溯源,是老师心血浇灌,是老师榜样的引导的结果。
对于柴师的师恩,我一直无以为报,每每想起总是深深感到内疚。但我也深信,他只是付出,丝毫不要求回报。柴师是陈垣老的入室弟子,他的最高愿望是将陈垣老的学术传火于薪,代代传承。在他内心,学生的进步和成绩就是对他的最好的报答。
1965年见面时,许多话我都记不清了,但是他在表扬我取得成绩以后,说了一句话:“还是多写短文章好。”对于这八个字,我时时的反省,至今记忆犹新。《东晋末年农民起义的变质》在《历史研究》发表,柴师当然高兴,此文虽是以史料为基础,讲史事,但毕竟议论多,且长达2万字。他担心我乐此不疲,渐渐游谈无根,走上空论的歧途,背离师法。我理解老师的苦心,因此几十年来都是坚持读书得间,方才落笔为文;文章多是考证性的短文;即使极少数几篇超过2万字,亦必以实证为本。绝不炒冷饭,绝不假大空。我的成果不多,水平也有限,会让老师失望;但可以告慰老师的是,它们都是按老师教导踏踏实实,从辛苦中得来,不敢有违师命,辱没师门。
作为教师,我也时时以老师为榜样。关爱学生、传道授业,甚至板书样式都模仿老师。还可以告慰老师的是,我的学生,特别是一手教出来的硕士研究生,已有不少在高校任教,他们也都在浮躁成风的环境里,沿着老师教导的治学之路,默默地读书、耕耘。
.
①柴德赓《史学丛考·序》,刘乃和作。中华书局,1982
②记得1966年冬在北京串连,偶见《江苏师院》院刊,上有“批判”柴师的文章。老师的“罪状”之一,是要将“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拉进历史系”。估计我很可能也在“孝子贤孙”的名单之中。
 
Sky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