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6年8月，我一个速成师范毕业的小学教师，从苏北江海之滨的农村考入江苏师范历史系，来到苏州上学。苏州城，苏州园林，东吴校园，大学课堂，一切都那么新鲜、美好，而最满意的是有一批好老师给我们讲课。刘桂东先生、纪庸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张梦白先生的《世界古代史》等等都非常受欢迎，而柴德赓先生的《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是最受同学们欢迎的一门课。

柴师讲课发讲义，后来出版的《史籍举要》就是在这份讲义基础上整理而成。但他讲课完全不看讲义，常常是双手叠放在腹前，背倚黑板侃侃而谈，声音清朗，很富亲和力。间或板书数字，飘逸流畅，极其漂亮。听他的课，看他的字，确实是一种美的享受。

柴师对所讲内容早已烂熟于心，文献的作者、流传、内容、得失、版本以及相关书目，娓娓说来，如数家珍。常常三言两语对某个文献作评价，尤其精粹，令听者终生难忘。由于学识渊博，“尤其对清代学术源流、本末支系，传法师承，了如指掌”，①老师讲课学术视野特别开阔，旁征博引，收放自如。与要籍相关的学术著作、学术公案在不经意中一一作了介绍，知识密集度极高。时时穿插一些学术掌故，让我们领略历代杰出学者的风范，听来兴味盎然。课堂气氛紧张而活跃。

《史籍举要》的前言说：“史书源流，史事常识，因事附见，以求实用为主”。老师讲课的确贯彻了这一特点，且有通盘设计，他有机地将学术史、目录学、版本学、校勘、辩伪、辑佚等分散在相关地方作简洁、扼要的讲解。听完他的课，实际已经掌握了文献学最基本的知识。

老师讲课还有一个特点，不仅传授知识，更重视培养学生的能力。他善于“因事附见”，将治学的态度、门径、方法渗透在讲课内容之中，极有感染力。教导我们治学要刻苦，要下功夫，要实事求是，要谦虚谨慎，持论平和，切忌走极端。他“因事”而论，还教导我们搞研究如何从史料，从第一手史料入手；如何运用目录学知识；如何仔细读书、发现问题；如何作考证。凡治学要点，都有生动的解说，有时还作示范。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讲阎若璩如何发奋将《尚书》读烂，如何冥思苦想，最后豁然开朗，终于写出《古文尚书疏证》的掌故，侃侃道来，看似平平，却在轻松的故事中让我们领略了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路数。他的这种努力， “润物细无声”，使我们在进入史学领域的启蒙阶段，就受到极有感染力的熏陶。

 

 

1960年7月毕业。同学们都走了，我“待分配”。系领导本意是要安排更适合的工作，但阴差阳错，在学校等了三个多月，尚不见眉目。迫于家庭经济困难，我要求尽快工作，然而只剩内蒙古一个指标，于是来到了呼和浩特。离校前去老师家辞行。看得出柴师颇有难言之处，但还是鼓励我好好读书，不要浪费青春，说有事可以来信找他。他告诉我，内蒙古师院有位刘仁成老师，原在北师大任教，支边去了那里，立即挥毫写了一封介绍信，请刘老师照顾。几年里，我们同学都喜爱老师的板书，也知道他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常务理事，辞行是个机会，于是事先买了一幅扇面，请他为我父亲题字。他欣然同意，并记下我父亲的名字。到内蒙不久，父亲来信，说老师的墨宝已经收到，字特别漂亮，他非常喜爱。文革抄家，扇面被付之一炬，特别可惜。

由于学校给我的鉴定不错，加上大病初愈，尚须定期复查治疗，到内蒙古报到后，教育厅留我在普教处工作。只身来到塞外，下班后无事可作，于是写信给柴师，希望系统读点书。老师很快复信鼓励，并与苏州专售古籍的“文学山房”联系，不久就寄来涵芬楼影印殿版前四史一部。我如获至宝，花二三年时间，认认真真地基本通读一过，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1961年3月，我从教育厅调内蒙古师范学院工作，读书的时间多了，开始按老师指引的路子学写札记，学写论文。1963年《战国历史上的“匈奴”》在《光明日报·史学周刊》发表，时柴师正在北京大学讲课，他借此向北京大学的先生作推介，并请他们给我关怀和帮助。从此我开始受到吴荣曾先生、胡钟达先生、田余庆先生、周一良先生的器重和提携，他们也成为对我有知遇之恩的恩师。

也是1963年，东晋末年农民起义的性质问题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界讨论的热点，也引起我的兴趣。在读书之余，花一年多时间前后六稿，写成《试论东晋末年农民起义的变质》一文，请老师指点。老师将论文送请北京大学田余庆先生审阅。不久老师来信，将田先生审阅后写给他的信和稿件一并寄来。田先生热情地给予表扬，并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老师当然很高兴。有老师和田先生的鼓励，胆子大了，修改以后便送给《历史研究》杂志。完全出乎意外，竟然收到了录用的通知，根据编辑先生的意见再作修改，成第八稿，发表在1965年第二期。我曾在1964年定稿的文后写上感谢老师和田先生的附言。时值文革前夕，山雨欲来，左的倾向越发严重，写文章感谢之类明显属于批判之列。我出身不好，已经被认为是只专不红的另类，考虑再三，怕引起麻烦，对谁都不好，便在编辑寄来的校样上将附言删去。②对此我后悔至今，深感对不起老师和田先生。

60年代前期，我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或在苏州，或在北京看望过老师几次，每一次聆听教诲，都感到有一股动力催我上进。1965年夏，我去内蒙古东部地区招生，途经北京，利用转乘间隙去看望老师。当时他正协助陈垣先生点校新旧《五代史》，住北师大旧校区的一栋普通平房。老师见我十分高兴，滔滔不绝地谈治学，谈他的工作，我也汇报自己的读书情况，前后畅谈两三个小时。午餐后怕影响他休息，方才告辞。当时老师不满六十，我只以为是寻常的别离，还筹划下次再见面。不料到一年以后文革开始，老师惨遭迫害，1970年含冤逝世，这次见面竟成了永别。

 

（三）

 

柴师对我授业、奖掖，恩重如山。他不仅循循善诱给我启蒙，领我入门，想尽各种办法帮助我成长；他还为我树立了作为学人、作为教师平凡而伟大的榜样。如果说五十年来我在史学领域从事教学和研究，还有些许成绩的话，追本溯源，是老师心血浇灌，是老师榜样的引导的结果。

对于柴师的师恩，我一直无以为报，每每想起总是深深感到内疚。但我也深信，他只是付出，丝毫不要求回报。柴师是陈垣老的入室弟子，他的最高愿望是将陈垣老的学术传火于薪，代代传承。在他内心，学生的进步和成绩就是对他的最好的报答。

1965年见面时，许多话我都记不清了，但是他在表扬我取得成绩以后，说了一句话：“还是多写短文章好。”对于这八个字，我时时的反省，至今记忆犹新。《东晋末年农民起义的变质》在《历史研究》发表，柴师当然高兴，此文虽是以史料为基础，讲史事，但毕竟议论多，且长达2万字。他担心我乐此不疲，渐渐游谈无根，走上空论的歧途，背离师法。我理解老师的苦心，因此几十年来都是坚持读书得间，方才落笔为文；文章多是考证性的短文；即使极少数几篇超过2万字，亦必以实证为本。绝不炒冷饭，绝不假大空。我的成果不多，水平也有限，会让老师失望；但可以告慰老师的是，它们都是按老师教导踏踏实实，从辛苦中得来，不敢有违师命，辱没师门。

作为教师，我也时时以老师为榜样。关爱学生、传道授业，甚至板书样式都模仿老师。还可以告慰老师的是，我的学生，特别是一手教出来的硕士研究生，已有不少在高校任教，他们也都在浮躁成风的环境里，沿着老师教导的治学之路，默默地读书、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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