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垣先生的學識[1]

 

一、       陳垣先生的史學研究

（一）目錄校勘學

目錄學是搞學問的門徑，是掌握書目、書的內容、版本以及相關書目的一門學問。一個人要搞學問，必須掌握目錄學。清代學者已經認識到這點，像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就很注意目錄學。但當時搞目錄學，講書的源流和版本很多，對書的內容及如何利用這部書就講得很少，而且他們是專門講目錄之學，並非把它作為基礎來搞學問。陳援庵先生搞目錄學，是把它作為工具，作為手段，通過它掌握材料，做科學研究。

陳援庵先生在年輕的時候，就熟讀了《四庫全書提要》與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四庫提要》，對清代搞學問的人來說，確是做了不少的工作，它對每本書都做了介紹，對初學者幫助很大，今天也還要好好利用。張之洞《書目答問》寫於光緒元年（1875），這本書在學術上是有一定貢獻，他對自己看過的書做了介紹和評述，寫明清朝以來重要著作的版本、內容，以及清代的各類學者。陳援庵先生不僅自己對這兩本書讀得很熟、很精，而且也要學生好好去讀。

陳援庵先生辛亥革命後到了北京，曾花很長時間研究《四庫全書》。他寫過兩本書：一是《四庫書名錄》，另一是《四庫撰人錄》。他研究《四庫全書》與別人不同，別人只是看什麼書到《四庫全書》中去找，他確是研究《四庫全書》收編的書是如何寫成的，它有哪些版本。

這裡還有關於陳援庵先生研究《四庫全書》的兩個小掌故。

一個是：陳援庵先生到圖書館去借《四庫全書》時，有時管理員找過後，說沒有此書。陳援庵先生說：“根據我的目錄與《四庫全書》的目錄不會沒有，你到館內某某方向，第幾排、第幾架去找，一定有”。管理員根據他說的去找，居然一點不錯，就是有。為什麼陳援庵先生對《四庫全書》這樣熟悉？因為《四庫全書》有張排架圖，是按照一定次序放置的，管理員不知道，而陳援庵先生掌握了這張排架圖，所以知道得清清楚楚的。

另外一個是：《四庫全書》修成後，有的書很少有人翻過，所以切過後，尚未分開，頁與頁還粘在一起。他曾經帶領幾個中學生到館內，專門去點頁數，兩個人一部，一頁一頁點過，所以陳援庵先生對《四庫全書》中的每本書有多少頁是知道的。1949年後，有人寫文章，提起《四庫全書》中哪部書最大，一般人總以為是《冊府元龜》，實際上，第一部是《佩文韻府》，第二部是《冊府元龜》，第三部是醫書《普濟方》。要不是陳援庵先生經過一番調查研究，是不會知道的。

有人誇大地說陳援庵先生讀過《四庫全書》中的每本書，其實沒有。陳援庵先生也說，我只是帶領學生去翻過，並沒有全部讀。我也不想每一本都去讀，只要外面有的書，我就不去讀《四庫全書》本，外面沒有，我再去讀《四庫全書》本。

陳援庵先生目錄學的知識是極豐富的，並且在他手裡發展成為“史源學”，把“編纂學”向前推進了一步。

他教書時，曾教過《中國歷史名著評論》、《元史目錄》、《中國基督教史資料目錄》、《佛教史籍概論》等課。他教學生讀趙翼的《廿二史剳記》，是要學生自己去找，自己去點，然後到他那裡去對。他要學生核對書中的材料是否真實，來源如何。他曾經要學生去讀顧炎武的《日知錄》。《日知錄》一書把引用別人的話和自己的話混在一起，而且不加標點。陳援庵先生就要求學生去標點，找出哪些是引文，從什麼地方引來的，這樣不僅讀了《日知錄》，而且也讀了其他許多有關的書。這是懂得目錄學的最有效的辦法。

在我讀書的時候，吳士鑒的《晉書斠注》剛出來，我花了半年多的時間從頭讀到底，連小注也不放過，並且鈔出來，對原文，看到底引了多少書來注《晉書》。這樣我不僅讀了《晉書斠注》，而且也讀了不少關於《晉書》的其他書籍。這是要花一些功夫的，必須日積月累地去做，到後來，得益是很大的。

“校勘”是目錄學的一部分，本身不應成為一門學問，但是對我們很重要。古書年份長，版本不同，還有種種原因，使後來的印的與前面印的有很多不同，這就用上校勘了。

清代校勘學家很多，《書目答問》後面就列有校勘學家類目。但清代的校勘學家只是一般地校一校，對一對，只有像王念孫、段玉裁這些人才算得上是比較高明的校勘學家。

校勘學到陳援庵先生時有了進一步發展，他把校勘學總結出一些經驗和規律，寫了一部《元典章校補釋例》，1959年中華書局重印，改名為《校勘學釋例》。

《元典章》是一部研究歷史十分重要的著作，它原是蒙古白話寫成的，很難懂，《四庫全書》沒有收入。但它是研究元史不可缺少的一本書，由於它錯誤很多，而且錯的離奇，陳援庵先生就以故宮中發現的元刻《元典章》，再根據其他書籍，來校對流行的沈刻《元典章》，發現錯誤一萬二千多條。他將其中的一千多條加以歸納，整理。找出錯誤原因，著成《元典章校補釋例》一書。他使學校勘的人知道在校勘中可能遇見哪些情況，如何分辨是非。他不是簡單羅列若干條，而是附有說明，最後總結出四種方法，加以運用。

第一種是對校法。陳援庵先生說，對校法“即以同書之祖本或別本對讀，遇不同之處，則注於其旁。劉向《別錄》所謂：‘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冤家相對者’，即此法也。此法最簡便，最穩當，純屬機械法。其主旨在校異同，不校是非。故其短處在於不負責任，雖祖本或別本有訛，亦照式錄之；而其長處則在不參己見，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別本之本來面目，故凡校一書，必須先用對校法，然後再用其他校法。”[2]

第二種是本校法。“本校法者，以本書前後互證，而抉摘其異同，則知其中之謬誤。…… 此法於未得祖本或別本以前，最宜用之。”[3]吳縝《新唐書糾謬》、清代梁玉繩《史記志疑》都是用這種方法。惟此法只能發現矛盾，提出問題，而不能解決問題。

第三種是他校法。“他校法者，以他書校本書。凡其書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書校之；有為後人所引用者，可以後人之書校之；其史料有為同時之書所並載者，可以同時之書校之。此等校法，範圍較廣，用力較勞，而有時非此不能證明其訛誤。”[4]

第四種是理校法。“段玉裁曰：‘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訛不漏之難，定其是非之難。’所謂理校法也，遇無古本可據，或數本互異，而無所適從之時，則須用此法。此法須通識為之，否則鹵莽滅裂，以不誤為誤，而糾紛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險者亦此法[5]。”清代王念孫、段玉裁等人校勘水平較高，用理校得出的結論往往與後來發見的原本相同。

陳援庵先生總結前人與自己工作的經驗，提出這四種方法，綜合運用，基本上解決了校勘學上的問題。在這方面，他還寫有《四庫提要中的周亮工》、《舊五代史輯本發覆》等書。

（二）工具書

學習和研究中國歷史，由於資料特別豐富，頭緒也特別多，單靠腦子記不行，必須依靠工具書，學會利用工具書。陳援庵先生對這方面很重視，做出不少成績。

陳援庵先生發表的重要工具書是《中西回史日曆》和《二十史朔閏表》。

中國與伊斯蘭國家在唐朝就開始往來，但是各自的史實記載都有出入，因為中國與伊斯蘭曆法不同。伊斯蘭的一年比我們的一年[6]要短些。後來又由西方傳入，就更複雜了。陳援庵先生下工夫把舊曆、陽曆、回曆三者一天一天排起來，著成《中西回史日曆》這部大書。這不僅對研究中國史有用，就是研究世界史也用得著。但是範圍太大，於是他又作了一個簡本《二十史朔閏表》，用起來很方便，陳援庵先生這兩本工具書解決了中國史上一個極為複雜的問題，是我們學習和研究歷史所不可缺少的。

此書編排到1940年，後來一些年表的改編，大體依據它。陳援庵先生編寫這本書，花費很多精力，他後來有二十多年不能正常吃飯，就是因為當時一天到晚坐在那裡廢寢忘食地計算曆法搞成了胃病。

陳援庵先生還著有《史諱舉例》。

避諱，是中國歷史上的特點，每一朝有每一朝的避諱。古書上到處都有，觸目皆是，清代學者在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總不全。陳援庵先生精心研究，總結出幾種方法，弄清了在什麼情況下是如何避諱的。在該書第八卷中列出了歷代避諱表，每一朝避什麼，如何避。這是每一個中國史學工作者必須具備的知識。因為中國古書上避諱太多了，不懂它，就不懂校勘學，對歷史上的一些問題也就弄不清。

此外，他為了研究元史，還編出元朝六十家文集的目錄。這書稿沒有印，北京圖書館藏有鈔本。

他在研究《冊府元龜》時，一開始就先作有關《冊府元龜》的工具書，然後再動手研究。

陳援庵先生常說：要想做學問，手裡不能沒有工具書，前人的東西要利用；沒有的，自己動手搞。只有掌握工具書，搞研究才方便。

（三）元史研究

清代學者研究元史的人很多，多少是看到清朝很像元朝。康熙年間，邵遠平著《元史類編》，要把元史重新改編。乾隆間，錢大昕編撰《元史氏族表》與《元史藝文志》，對元史很有研究。鴉片戰爭前後，魏源編了《元史新編》，以後，搞元史的人很多，直到清末，柯劭忞編著《新元史》，集清一代元史研究之大成。清朝一代研究元史，是先後繼續的，到後來更發展到對西北史地的研究。

陳援庵先生研究元史與前人不同，他著重搜集有關元朝民族的歷史與元朝宗教的歷史的資料，進行研究，參考了二百多種書，寫成《元西域人華化考》一書。

元朝把人分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陳援庵先生所指的西域人主要是色目人。他研究這些人在元朝進入中國後，如何被漢族同化了的。

關於“同化”，過去幾年是有爭論的。有許多學者在講中國通史時，談到民族關係，只講“融合”，不講“同化”。現在這問題大家是逐步明確了，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才能談得上民族融合，在封建社會只能說同化。翦伯贊先生是十分強調這點的，他最近在蘇州[7]修改《中國史綱要》初稿，就說：在封建社會只有“同化”，沒有什麼民族“融合”；並且反對有些人所謂的什麼聯合統治或聯合政權。所以，陳援庵先生講“華化”是正確的。

什麼叫“華化”呢？色目人進入中國以後，學中國的東西，他們讀孔子的書，講中國的禮教，懂中國的文學，能填詞、寫詩、作曲，他們的生活、習慣、文化完全和漢人一樣了，這算不算“華化”？當然是“華化”。這中間有很多文學家，如講元曲的貫雲石，他是阿裡海涯的孫子，西域人；但漢名叫貫雲石，把這名字和漢人名字排在一起，誰能知道他是西域人。還有詩人丁鶴年，也是西域人，但他們一進中國，受中國固有文化的影響，完全和中國人一樣了。陳援庵先生把這些人的事蹟都搜集起來，分門別類加以敘述和研究，認為他們完全是受中華民族固有文化的影響而被“華化”了。

陳援庵先生撰《元西域人華化考》用力很大，他採用新的辦法，集中問題，深入研究，作為舊史學家進行考證工作，不能不說是一大進步。

陳援庵先生也肯定了《元史》，認為它保存了原來的材料，沒有擅自改動，所以把它作為史料來看還是有用的。當然，研究元史，不能依靠它，還要利用元朝六十家文集。我們研究歷史，不能只用史部的書，經部、子部、集部的著作都應加以利用。陳援庵先生研究歷史特別注意文集。在著作中應用文集的材料也比別人多，這已成為陳援庵先生研究中的特點。為什麼他特別注意文集呢？由於他在廣東時，曾收藏了很多書，有一次，一位老前輩前來參觀他的書房。過後，陳援庵先生問他有什麼意見，老前輩回答說：“別的都很好，就是文集少了點。”就這麼一句話，對陳援庵先生啟發很大，從此以後，他特別注意文集。

陳援庵先生著作目錄年表第一部著作是《元也里可溫教考》，雖然這是研究宗教的，但實際上也是一部元史著作。

“也里可溫”是什麼？過去一直搞不清，一翻開《元史》，就看見“也里可溫”與“和尚”常連在一起，但究竟是什麼，一直沒有人肯定。陳援庵先生根據《聖旨碑》……這是一種用蒙古白話寫成的碑，非常難讀。凡是基督教的“廟”（教堂）裡，都有《聖旨碑》，確定“也里可溫”即基督教。“也里可溫先生和尚每”就是基督教徒、道士、和尚們。陳援庵先生這一發現和考定，解決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日本研究元史的學者，對陳援庵先生很欽佩，他們承認《元西域人華化考》、《元也里可溫教考》這兩本書日本人都搞不出的。抗戰前，有人要到日本去留學，只要陳援庵先生寫封信給日本某某老博士推薦一下，就可以免考，這是因為陳援庵先生的著作，在日本很有威信。

（四）宗教史研究

人們都稱陳援庵先生是宗教史專家，這是事實，他幾乎是沒有一門宗教不研究。除了《元也里可溫教考》外，他還有《開封一賜樂業教考》、《火祆教入中國考》、《摩尼教入中國考》、《回回教入中國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國佛教史籍概論》、《釋氏疑年錄》等著作。

陳援庵先生研究宗教是有計劃、有系統經行的。他對各種宗教的研究幾乎同時安排、全面搜集資料。然後分門別類寫成專著。宗教史研究在當時來說，還是一門新東西。從前人一般是不研究專史的，清代學者一般都是抱住二十四史，或重修一下，或校訂一下，或補充一下。要與重點研究一個問題，清代校訂之學就達不到這個地步了。陳援庵先生跳出了這個框框，專門深入研究宗教史。

陳援庵先是深入生研究宗教史，特別注意民族團結，注意正確處理宗教與政治的關係，漢族與少數民族的關係。

陳援庵先生對伊斯蘭教的研究用力很大，他認為伊斯蘭教與漢人在宗教上從未發生過衝突。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與土生土長的道教是反對外來的佛教和天主教的，但並不反對伊斯蘭教。因為它在中國是不傳教的，也不反對孔子，所以在人民之間，在思想上、學術上沒有衝突。如果有過，那是統治階級造成的。雖然陳援庵先生不信什麼教，但他與佛教、道教中的人事來往很密，他們常找陳援庵先生商討宗教史上的一些問題，陳援庵先生也常告訴他們不要仇恨漢人，人民之間是沒有仇恨的。

陳援庵先生研究宗教史，界限劃得很清楚。他只研究宗教的歷史，研究與政治、社會的關係，研究宗教發展的情況，而不談教義；即使在讀《道藏》、《大藏經》這類大書時，也只讀其中有關歷史的部分。他不是只讀這些由教徒自己寫的書，還利用其它材料，如一般史書，文集等等。

陳援庵先生研究宗教史是為政治服務的。他著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實際上是講西南明末抗清的歷史，《清初僧諍記》是講清初東南一帶抗清的歷史，《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是講在金人佔領下的北方人民如何生活和他們反抗金人的歷史。這些書名義上是宗教史著作，而講的內容卻都是政治史，他是通過宗教史形式來講政治的。

陳援庵先生的著作很多，我想，初學者可以先看一看《湯若望與木陳忞》這篇文章。比較容易懂，而且比較有興趣。湯若望是一個到中國來的天主教傳教士，木陳忞是清代國師大和尚。這篇文章實際是講天主教與佛教的關係，講清朝宮廷生活，以及順治皇帝的思想。

另外，陳援庵先生還寫了一篇《語錄與順治宮廷》，從和尚語錄中發現了順治宮廷中的許多迷，它是上面那篇文章的副產品。

 

二、   陳垣先生的治學精神

（一）治學認真

陳援庵先生做學問很認真、很嚴格，讀書真是一字不苟。他常說：“要是不認真，是發現不了問題的。”他對學生要求也很嚴格，上課要提問、要背書，而且一定要背的滾瓜爛熟。

陳援庵先生寫文章，首先是搜集材料，材料不到手，不動筆寫文章。主要材料不到手更不能動手。材料鈔下以後，一定要對過，要逐條逐條核對。有一手材料，決不用二手材料。不像有些人那樣拾來就用。這對他來說，是有嚴格的規定的：此書比彼書早，比彼書可靠，那就堅決用此書，不用彼書。在這點上，陳援庵先生是繼承和發揚了清代優良的學術傳統的。陳援庵先生搜集了很多清代學者的手稿，其中有王念孫的《廣雅疏正》手稿。從這份手稿可以看出王念孫是如何搞學問的。他著《廣雅疏正》第一次用的材料往往是對的，但是後來又發現了新的材料，他並不是把第一次的劃掉，而是將後來發現的新材料寫在小紙條上貼在上面，再發現再貼，而用到書上去的，就是那最新、最可靠的材料。有些後人不懂王念孫做學問的這種方法，往往找到一條材料，一看現在的《廣雅疏正》沒有，就批評他不全面，要給他補，實際上王念孫早已有了，而沒有用上。陳援庵先生是非常欽佩王念孫的這種做法的。由於陳援庵先生版本目錄學根底好，可以用這方法，並且用得很好。

陳援庵先生一般不輕易下結論，要下結論總是大致靠得住。他前期著作議論多一點，馬列主義分析少一點，這是事實。但是他的著作所下的結論如果是全部錯的，或大部分是錯的，那很少。至於所引的材料有什麼差錯，那更不可能。因為這對他來說，凡是可以避免的一定要避免。所以，大家都稱讚陳援庵先生的著作是功夫深、嚴密，這與他的治學的認真和嚴格是分不開的。

（二）幹勁大

陳援庵先生年紀大了，但工作勁頭很足。我跟他讀書時，他已經五十多歲了，三十年來幾乎一直在他身邊，接觸較多，他的工作勁頭，我們年輕人還不如他。他有個習慣，每天都是天不亮四點鐘就起來寫文章。一直要寫到六七點鐘，然後稍事休息，繼續再幹，天天如此，真是一天到晚手不釋卷。

抗戰時期，他發現一塊地方有明末遺民的語錄，但這些材料在一座小廟裡，不能借出來，而這座小廟破破爛爛，有幾百年沒有人進去啦，灰塵很厚，蚊子特別大、特別多，老先生他就打了預防針，然後進廟裡去翻材料，一早就去，在那裡翻啊看啊，吃了飯又去了。凡是什麼地方發現有材料，他總是不管遠近，不辭辛苦，跑去搜集；一找到什麼書，他就廢寢忘食地去讀。

陳援庵先生生活很簡樸，特別在抗戰時期更艱苦，但是他還是花錢買了不少書，他自己有個書庫，一發現什麼問題就跑的書庫裡去查，去對。有時候晚上同他在書房裡聊天，一談到有什麼問題不清楚，他就會打開書庫去找資料，有時找不到，寧可不睡覺。

陳援庵先生是一輩子精力都集中在搞學問上，直到八十多歲，還是孜孜不倦地搞學問。1960年他負責重印《冊府元龜》，我到北京去，就看見他用放大鏡在很仔細地校對。現在他又在點校新、舊《五代史》[8]了。陳援庵先生常常說：“前人給我們留下不少成績，我們也一定要給後代留些東西。”所以他要求自己每年都寫文章。

（三）謙虛

許多人對陳援庵先生說，你是這個專家、那個專家。他回答說：“我就是只懂這一點，這一方面，其他很多東西我都不知道。”

陳援庵先生能虛心向別人請教。例如他研究湯若望時，不僅向翻譯家請教，還向懂基督教的人請教，只要有一點長處，他就虛心向別人學習，吸收成為自己的長處。他家裡的座上客，不相干的人是很少的，大多是搞學問的。這時期他在準備寫什麼著作，那談的就是這方面的情況。

他常說，寫了一篇文章，一定要請人看看，要給三種人看：老師輩、朋友輩和學生。我作為他的學生，近幾十年來他發表的東西都是看過的。看了他的文章不能白看，一定要提意見。有時候晚上他叫人送來了稿子，並說：“我是心急的，明天早上就想知道結果。”那你晚上就一定要鼓鼓幹勁，替他看，並且要查對材料，提出意見。有些學生第一次不知道這種情況，看過以後只講好，講要向老師學習。那陳援庵先生就會說：“下次不給你看了，怎麼看了會沒有意見呢？近身人看了不提，何必一定要等印好了再提。”所以他送來了稿子，我們總是要吹毛求疵給他提一些意見。他常說：“只要找出個標點錯，就好；有字鈔錯，小好；有引文錯了，那是大好。”從這可以看到陳援庵先生是非常謙虛的。

別人提了意見，他一般都是改的，他認為至少這問題講得不清楚，別人看了有疑問，那就得改。

我雖然住的地方離他不遠，而且天天見面，但還常常送稿子來叫我看，並且附了張小條子，上面寫得很誠懇：“我文章有錯，你一定要給我提意見。”改過一遍後，又送來再徵求意見。他常說：“做學問一點也不能驕傲。”他的稿子總是一改再改，一般總要四稿再定下來。關於上面那種小條子當年陳援庵先生送來很多，現在我還保存了一些。

陳援庵先生很少議論別人的短處。對青年人更是熱情鼓勵。我有時也寫寫文章，那他就熱情地鼓勵我、幫助我。

1949年以後，陳援庵先生格外虛心了，他常說：“我過去不懂馬列主義，著作中問題和錯誤一定不少，希望大家多提意見，多幫助我。”

陳援庵先生這種認真、嚴格、謙虛的治學精神是值得我們好好學習的。

 

三、抗日戰爭時期陳垣先生的愛國思想和主要著作[9]

辛亥前，陳援庵先生在青年時代曾辦過《時事畫報》和《震旦日報》的副刊 ──《雞鳴錄》，宣傳革命。馮自由在其著《革命逸史》中稱陳垣先生為革命辦報人。

辛亥革命後，他轉而把全部興趣、精力放在學問上，不過問政治，不參加政治活動，也不在所謂政治性的報刊上發表文章。後來抗戰勝利了，《現代評論》、《國防月刊》等雜誌老是要他寫文章，並且說不管什麼，只要寫點都可以，陳援庵先生就是不給他們寫。蔣介石召開廬山會議，請他去，他也不去。陳援庵先生就是這樣一種人。

陳援庵先生在抗戰時期的態度與思想如何呢？下面一些事情可以說明這點。

抗戰一爆發，北京很快就淪陷了。白天大家還在談論宋哲元打到哪裡了，一到晚上，宋哲元一溜，日本鬼子就進了城。大家都感到突然，毫無精神準備。原先總以為能像上海那樣，維持個把月是沒問題的。北京淪陷後，很多朋友都千方百計、陸陸續續準備離開北京，陳援庵先生對此很支持，說應該走。而他自己呢？想走，但又覺得自己是個讀書人，一天也離不開書，拋下書庫出走，就不能做學問了，划不來；同時又相信中國是個大國，歷史如此悠久，決不會亡，一定能恢復（在八年中，他一直堅信這點）。由於這兩個原因，陳援庵先生沒有離開北京，而是留下來了。

不久，北京組織了漢奸政府。當初敵偽分子一直動他的念頭，找陳援庵先生，要他出去做事。陳援庵先生拒不見客，敵人老是麻煩他，要他參加東洋史地學會（這學會名義上是學術團體，實際上是漢奸組織），他拒絕；敵人要他出來擔任當時敵偽最高文化團體──大東亞文化同盟會會長，他也堅決拒絕。這在敵偽時期是很勇敢，很不容易的。

在敵偽時期，麻煩的確不少。陳援庵先生真正做到“杜門謝客，不見生人”。他是輔仁大學校長，家裡有個電話，他幾次三番要拆掉它，因為老是有人打電話來麻煩他。有一天，北京漢奸頭子王克敏打電話來，說：“陳先生，我們是老朋友，好久不見了，我想來看看你。”

陳援庵先生故意問他：“你是誰？”

王回答：“我是王克敏，我們是老朋友啊！”

陳援庵先生立即說：“我不認識你！”就把電話掛斷了。

有一次，不知為了輔仁大學什麼事，敵偽對陳援庵先生很不滿意，派警察到陳援庵先生家門口，說是警察局長請陳先生去見見面。陳援庵先生回答說：“自辛亥到北京來以後，從未去過什麼警察局。說是逮捕，我立刻就走。說是局長請我，那不去！”給敵人碰了個大釘子。

前面我講過，陳援庵先生在日本學術界很有聲望，也有不少學術界的朋友，但是抗戰一爆發，陳援庵先生立即與他們斷絕往來，態度很堅決。怪不得當時日本報紙要提出這樣的問題：“聽說北京秩序已經恢復，我們在那裡與支那人關係很密切，合作得很好，但是，為什麼像陳垣這種人不和我們合作呢？”

有一次，一個日本“帝大”的講師到了北京，要見陳援庵先生。陳援庵先生按老規矩，不願見他。那人說自己是研究中國思想的，不談政治，並且說受“帝大”老師的委託，一定要見見陳先生。那天，我正與陳援庵先生在書房談話，陳援庵先生就到客廳裡去接見他。先問他是幹什麼的，那人回答是研究東方和中國的思想的。陳援庵先生又問他，到北京來見過哪些人，那人回答自然是見過一些漢奸之流的人。陳援庵先生就嚴厲地說：“你來錯了，既然你研究中國思想，那就應該到抗戰前線去，不應該留在這裡。” 那個人被陳援庵先生說得只好支支吾吾地說：“對，對，陳援庵先生的一番話對我來說還是第一次聽到，教育很大。”等等。後來，他受“帝大”老博士的委託，要請陳援庵先生題幾個字，陳援庵先生進書房來，給他題了曹子建的一首詩：“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那人拿了就立即走了。等那人走後，陳援庵先生回到書房，我就說：“這首詩題得很好，但是叫他怎麼拿回去呢？”陳援庵先生說：“就是要他拿回去。我們對這些人要特別注意，一點不能妥協。我們說的話，他們回去可以造謠。但寫在紙上的東西，他們就沒有辦法了。一定要注意，不能有半點客氣。”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陳援庵先生在當時是很勇敢、很堅強的。

當時北方有兩派人：一方面是漢奸投降派，這中間有兩種人，一種是北洋餘孽，他們在政治上失意很久了，認為這下子可以東山再起了，是班無恥之徒；另一種是日本留學生，他們認為過去自己不及西方留學生，現在日本人來了，可以吃香了，這更是典型的漢奸思想。這些人蠢蠢欲動，先後下水了。陳援庵先生為此很感慨地說：“抗戰時間不能拖得太長，否則跳下去的人將越來越多。”另一方面是抗戰派，當時有愛國思想的進步教授大都團結在燕京大學與輔仁大學周圍。後來，太平洋戰爭爆發，燕京被迫關門，教授也被捕了，只剩下輔仁大學一個單位，而漢奸學校卻日益增多。這時，我們非常盼望抗戰早日勝利，日夜打聽消息，有時聽了一點半點假消息也很高興。那時候，日子真難過，八年時間，真有些度日如年的感覺。在當時，陳援庵先生把自己的生活問題也擱在一邊，不去考慮，關心的就是整個國家的命運，關心的是抗戰的前途。

陳援庵先生這種思想充分地反映在他這時期的著作中。

在抗戰初期，因為手頭還有不少東西尚未結束，如關於天主教的歷史、佛教的歷史以及《舊五代史》，他便繼續搞下去。

（一）《明季滇黔佛教考》

陳援庵先生著作的文風開始有很大變化，是始自1940年出版的《明季滇黔佛教考》。此書寫於1938—1940年。

陳援庵先生在早些時候寫了一篇《湯若望與木陳忞》，發現了不少和尚的語錄，這些和尚大多是明末清初有愛國思想的和尚，大多到過西南，而這些語錄很多都是記錄明末清初西南抗清鬥爭的事情，或是記政治，或是記與政治有關的人。而當時中國抗戰的情況又是怎樣呢？

蔣介石步步退讓，一直退到西南。陳援庵先生聯想起明末有個桂王也在西南，他很怕走上桂王這一著，桂王后來是失敗的。但他又感到當時的中國不同于桂王時代。因此他一方面覺得有必要，另一方面也有勇氣來研究這個問題，最後寫成《明季滇黔佛教考》一書。

陳援庵先生寫《明季滇黔佛教考》是繼承了全祖望、莫友芝的寫作方法。

全祖望是清代有名的學者，是清代研究晚明史，特別是明末東南一帶反清鬥爭歷史的專家。他研究晚明史是有感情的，並非一般的客觀的敘述。我們在抗戰時期很喜歡讀他的著作，陳援庵先生對全祖望更是推崇。

全祖望曾編過《續甬上耆舊詩》一書，這是一本詩選，是一部講明末浙江一帶抗清鬥爭的歷史的著作。他收某個人的詩，很重要的是詳詳細細給他寫小傳，講他的歷史。如著名抗清人物張煌言，以往人們只知道他幾首詩，全祖望在這本書裡就收了他八十多首詩，給他寫了一個很詳細的傳記。

莫友芝編《黔詩紀略》也是用此手法。陳垣先生著《明季滇黔佛教考》就是繼承了全祖望、莫友芝的這種方法。

陳援庵先生寫《明季滇黔佛教考》利用了三部分資料：明季、滇黔和佛教語錄。雖然仍像過去一樣，是搞宗教史，有考證，但內容與過去大不同了，裡面感慨多了，議論也多了。此書寫成後，陳寅恪先生從雲南昆明寄來了一篇序，他在序裡引用了《世說新語》中的一個故事來比喻陳垣先生和自己。他說：

昔晉永嘉之亂，支愍度始欲過江，與一傖道人為侶，謀曰：“用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後此道人寄語愍度云：“心無義那可立，治此計權救饑耳，無為遂負如來也。”憶丁丑之秋，寅恪恪別先生於燕京，及抵長沙，而金陵瓦解，乃南馳蒼梧瘴海，轉徙於滇池洱海之區，亦將三歲矣。此三歲中，天下之變無窮，先生講學著書于東北風塵之際，寅恪入城乞食於西南天地之間，南北相望，幸俱未樹新義，以負如來[10]。

並認為此書“雖曰宗教史，未嘗不可作政治史讀也”。

這本書裡確實充分表達了陳援庵先生的愛國思想，很多西南朋友讀了，非常感動。

    《明季滇黔佛教考》內容很豐富，不可能一一介紹。陳援庵先生在書中寫了很多典型人物，都與政治有關，而這些典型人物，不是和尚，就是和尚的朋友。

他在“明季滇南高僧輩出第二”中寫了一個和尚，名叫見月讀體，是滇僧，但住在南京寶華山。清兵來時，有許多男女難民逃到他廟中避難，清兵要殺，見月出而阻止，以嚴詞責之，救下了這些難民。同時見月和尚也很反對木陳。當木陳做了清朝國師大和尚，路過南京時，來看見月，見月對他很冷淡。木陳走後，見月和尚對徒弟說：“他是以國師大和尚的身份來對我驕傲，真是一錢不值！”陳援庵先生寫見月讀體，依我看，實際上是寫自己，因為當時有很多情況與這相似。

陳援庵先生還寫了個錢邦芑，這是個知識份子，為了不願剃頭屈服清朝，出家做了和尚。當時有個余慶縣令鄒秉浩曾向孫可望告密過錢邦芑。陳援庵先生在評鄒秉浩時寫下了這樣一段話：“鄒秉浩小官僚，奉命作走狗，可憐人也。[11]”此書出版前，有些老先生建議陳援庵先生刪掉這“不雅之詞”，而不知道陳援庵先生的用意。陳援庵先生說這話是有所指的。當時北京有個小漢奸老是纏著陳援庵先生，陳援庵先生恨極了，常罵他是“小官僚”、“走狗”。所以陳援庵先生在寫《明季滇黔佛教考》時，發現鄒秉浩這類小人。就很自然地用上了這些話。

陳援庵先生還在這本書中給馬士英翻案。馬士英是楊文驄的親戚，陳援庵先生在“士大夫之禪悅及出家第十”談到楊文驄時有這樣一段文字：

……其戚馬士英當國，干士英者輒緣以進，故為世所詆；然其不屈也，世亦亟稱之。[12]

陳援庵先生在這裡認為馬士英對外不投降，這點就應該肯定，別的可以暫時不管。要不是處在抗戰時期，陳援庵先生是不會特別想到馬士英，也不會給他翻案的。從這裡可以看到陳援庵先生那時候的思想情況。

陳援庵先生在書中還寫了一些人要想投降，想想以後，又沒有投降的事。他在“遺民之禪侶第十五”寫的吳中蕃就是這種人。吳中蕃是明末遺民，在清朝待了五十多年，曾經一度動搖，想投降清朝，但“幸能臨崖勒馬，猛然回頭”。陳援庵先生認為吳中蕃所以能這樣，“唯有佳子弟，則必有道義交，不然，豈易至此。[13]”當然，吳中蕃走回頭路不一定就是這個原因，但陳援庵先生總覺得是這樣，因為在淪陷區陳援庵先生就親眼看到過這類的事情：一些動搖的人由於兒子主持正義，或經過好朋友的勸導，沒有陷下去，所以陳援庵先生對這點很有感慨。他在這裡是借歷史發表自己的看祛，不是寫歷史，而是寫生活。

陳援庵先生對青年人的看法，到抗戰時期也有了很大的改變，過去只是勉勵青年好好讀書。這時候，他看見一些老官僚、大漢奸家裡有很多子女大多是反對老子當漢奸的，抗日情緒很高漲，陳援庵先生認為青年人有希望，中國一定不會亡！

陳援庵先生對一批壞透、髒透的人，原先是不想寫，把他們拋掉的。後來他就搜集起來，寫成“釋氏之有教無類”一篇，當作反面材料。這裡面人不少，譬如他寫馬寶，這人一生反復無常，猶如《三國演義》中的呂布。陳援庵先生很恨他，就在書中罵他：“若而人者，可謂無佛性也。然狗子有佛性，馬寶何得無佛性！[14]”

《明季滇黔佛教考》不僅解決了佛教史上過去不能解決的許多問題，而且也解決了雲貴兩省歷史上一直未能解決的許多問題。最近雲南修通志，差不多把此書所考證的東西全部收進去了。更重要的是這本書反映了陳援庵先生的愛國思想。也可以這樣說：從這本書起，陳援庵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開始大量發表議論，抒發自己的愛國感情。

（二）《清初增諍記》

1940年底陳援庵先生在《輔仁學志》第九卷第二期上發表了《清初增淨記》，這是一部宗教史著作，實際上是寫清初東南一帶人民抗清鬥爭的歷史。這是一本專門的書，我不多作介紹，只講其中兩個問題。

一個是弄清了黃宗羲為什麼不願做和尚的原因。在清初有很多人為了不願做清朝的順民而剃頭，寧可為做和尚而剃頭；但黃宗羲堅持不出家，不做和尚，這是為了什麼呢？原來當時廟中都保存有一塊牌子，上面寫著“當今皇上萬歲萬萬歲”。和尚每天都必須對此朝拜。而當今皇上是誰？那是清廷統治者，這豈不是天天要向清廷統治者叩頭嗎？不幹！這就是黃宗羲不願做和尚的原因，過去一直不清楚，到抗戰時候那就看得很清楚了。

第二是解決了什麼是“投降”的問題。清初清廷統治者規定人人都要剃頭，做它的順民。這樣剃了頭是否就算是投降了敵人呢？不算！因為這是被迫的，雖然也是恥辱，但還可以原諒。如果出去做官，那就是主動向清朝投降，是漢奸。這問題是因為在抗戰時期淪陷區要劃清界限而提出來的。在淪陷區中受恥辱的事很多，如打手印，領良民證等，但這些都是被迫的，不能算是投降。凡是在敵偽大學教書，在敵偽機關工作的，那就是漢奸。《清初僧諍記》不僅解決了歷史上的問題，而且也解決了現實中的問題。

（三）《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

接著，在1941年陳援庵先生又寫成了《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一書。

陳援庵先生對道教早就開始研究了，除《道藏》外，他還收集了很多道教碑的拓片，並著《道家金石略》。抗戰爆發後，陳援庵先生身處淪陷區，就想到這樣一個問題：“我們生活在異族統治下，思想很苦悶，簡直活不下去。那宋亡于金人後，淮水以北的人民是如何生活的？他們的思想又是如何？”過去這段歷史很少有人注意，因為這時陳援庵先生也處在淪陷區，不由想到此事，於是他根據收集到的材料，對這段歷史進行了研究。他發現南宋北方有四種道教：一是江西龍虎山的正一教，這是張天師傳下來的老牌道教。另外，在三個地區產生了三種新道教──全真教、大道教、太一教，這都是在北宋末，南宋初先後形成的。原來北宋的一班讀書人不願做金人的官，便出外講學，以此反抗金人，由於亡國時間長，後來便逐漸形成了上述三種新道教。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這本書實際上是記載了北方人民在金滅北宋以後的生活與思想情況，也是抗戰時期淪陷區人民生活與思想的寫照。

（四）《通鑑胡注表微》

陳援庵先生在抗戰後期還寫了一本很重要的書，那就是《通鑑胡注表微》。

《通鑑》是我國古代史上的一部極重要的著作，胡三省花了幾十年功大作了詳詳細細的注，給後人留下了不少功德。但是對胡三省這人卻很少研究，只知道他是天臺人，寶祐四年（1256），與文天祥、陸秀夫為同榜進士。南宋滅亡後，不願做元朝的官。究竟胡三省活了幾歲也不知道，清代錢大昕根據胡三省《通鑑注序》，知道乙酉年（1285）時胡三省是五十八歲，往後的事就不清楚了。不僅不知道胡三省的生平歷史，就是對他的學問一般人也不大清楚，以為他只是個地理學家，或是考據學家。到抗戰時期一個朋友從《寧海縣誌》中找到了胡三省兒子寫的一篇墓誌，方才對他的歷史有個眉目。

陳援庵先生從小就讀《通鑑》，但過去雖然讀得很熟，卻沒有多大感覺；現在處在抗戰時期，再讀現三省《通鑑注》就不同了。有一天，陳援庵先生讀《通鑑注》，看見胡三省在後晉開運三年（946）下一面有這樣的評注“臣妾之辱，唯晉宋為然，嗚呼痛哉！ 又曰：“亡國之恥，言之者痛心，矧見之著乎！此程正叔所謂真知者也。天乎人乎！”陳援庵先生就考慮為什麼胡三省要如此痛哭流涕地下這個注。原來這些地方都是記載少數民族入侵中原的事。胡三省身處南宋被元滅亡之際，看到前代亡國的歷史，不由寫道：“呜呼痛哉！” 陳援庵先生讀到這個也不禁“淒然者久之”，於是決心搞《通鑑》，研究胡三省的思想。從1944年開始，經過兩年多時間，寫成《通鑑胡注表微》一書，旨在表揚胡三省微妙之處，抒發自己感慨之情，這部書是陳援庵先生史學思想的集中表現。

《通鑑胡注表微》全書二十篇，前十篇著重講史法，後十篇著重講史事。自從陳援庵先生發現了胡三省的思想後，他就常常把自己的思想寄託在胡三省的思想上，拿胡三省比作自己，所以有些話，你說是胡三省說的也可以，說是陳援庵先生說的也可以。陳援庵先生還常說：“我們理解胡三省的注要比前人理解得更清楚、更深刻。因為我們和胡三省的思想、生活更接近，大家都處在異族的殘酷統治下。”

《通鑑胡注表微》的主要內容：

（1）講恢復，中國不亡。

陳援庵先生寫此書引用了二百五十多種書，作了詳細的考證。此書的特點是：議論更多；講恢復，講中國不亡的思想很突出。

過去一般人講劉裕，總說他篡位而貶他。雖然胡三省在《通鑑注》中還是肯定他的，但文字很少。陳援庵先生講到這裡就大發議論，替劉裕翻案。他認為不管如何，篡位是內部的事，是內亂；而五胡亂華是外亂。劉裕北伐要恢復中原，這是好事，要肯定。陳援庵先生在這裡大力鼓吹恢復。

當時有一部分漢奸嘲笑有愛國思想的人，說：“我們是當漢奸了，不過你們也沒有什麼了不起，還是照樣要吃北方的糧，要淪陷區養活你們。”陳援庵先生聽了十分氣憤，就在書中反駁他們，說：“我們吃的用的都是自己國土上長出來的東西，並不是敵人帶來的。我吃之用之，毫不慚愧！”

（2）強調熱愛祖國，講民族意識。

陳援庵先生非常熱愛自己的祖國，他在《感慨篇》裡有這樣一段話：“人作甚無良，何至不愛其國？特未經亡國之慘，不知國之可愛耳！[15]”的確，這對淪陷區的人來說是特別容易理解的。

陳援庵先生強調民族意識，反對外來侵略，對那些賣國求榮的漢奸痛恨極了，他常說：“寧為亡國遺民，不做異國新民。”他在《感慨篇》中與寫道：“借外力以戕宗國，終必亡于外人。” 陳援庵先生在書中批評得最厲害的是那些勾結外族、統治國人的敗類，如石敬塘、趙德鈞、肖詧等人，他常以“人之恨之，不比人類”；“千人所指，無疾而死”等語痛斥這些漢奸。

（3）反復說胡三省淡薄、不貪富貴，不愛上書，不喜多說，亡國後與政治斷絕。

陳援庵先生在書中再三表揚胡三省，我認為實際上是在說自己，這可以說是陳援庵先生的寫照。
    當時陳援庵先生個確實有些置生死於度外。他說，人有死或不死，有應該死或不應該死。應該死而下死，不該死而死，都無是處。他認為人總有一死，但要死得有價值。為什麼陳援庵先生會有這些議論呢？因為他當時所處的地位很危險，在敵人的包圍下，隨時都有可能遭到不測，但是陳援庵先生很勇敢，鬥爭越來越堅決，他對生死的看法也越來越清楚。他在《生死篇》中說：

    人生須有意義，死須有價值，平世猶不甚覺之，亂世不可不措意也。…… 胡身之生亂世，頗措意於生死之際，故注中恒惜人不早死，以其生無意義也；又恒譏人不得其死，以其死無價值也。[16]

又說：

    死貴得其所，身之此論甚精，…… 則凡幾不愛宗國，謂他人父，謂他人昆，而為之出死力者，身之不取也。[17]

這裡陳援庵先生以此痛駡那些認賊作父、賣國求榮的漢奸。

陳援庵先生這種對生死的看法，是繼承了南宋以來具有強烈的殺身成仁的民族意識的浙東學派優良傳統。

《通鑑湖注表微》是在抗戰後期開始寫的，當書快要完成時，抗戰已經勝利了，鑒於新的形勢，陳援庵先生在書中加了兩篇，《民心篇》與《貨利篇》，從這很可以看出陳援庵先生當時的思想。

他在《民心篇》中認為：民族意識是對外而言的；內戰，起作用的則是民心的背向。這時正當國民黨撕毀停戰協定，發動內戰，他就反復說明得民心的重要。這時他對共產黨並不一定很了解，但他總認為誰得民心，老百姓喜歡誰，誰就能成功。他說國民黨大失民心。有一次他寫信告訴我這樣一件事：在勝利後的一個元旦團拜會上，陳誠說北京這地方沒有一點民族意識。別人聽了也罷，陳援庵先生聽了十分氣憤，便站起來反駁他，說：“陳部長，你過去來過這裡沒有？我們在日本人統治下進行鬥爭，你知道嗎？可惜你來得太遲了！”於是憤然離席，並說今後再也不參加這種集會了。陳援庵先生《通鑑胡注表微》中大罵這班到淪陷區來以新統治者自居的接收大員。

陳援庵先生看見這班新統治者拜到淪陷區後，不管人民死活，只知道搜刮民脂民膏，非常氣憤，為此增寫了《貨利篇》。

《通鑑胡注表微》是一部大書，陳援庵先生在書作了很新的考證，發表了很多新的議論，從中可以看出他在抗戰時期，特別是後期，以及解放戰爭初期的思想狀況，這是陳援庵先生抗戰時期思想的總結，是他史學思想的集中表現。

 

四、 陳垣先生思想發展情況

《通鑑胡注表微》發表後，內戰已經爆發，北京學生掀起了反饑餓、反內戰的愛國運動。陳援庵先生認為學生是愛國的，支持他們的行動。有一次，教會要干涉學生開會，陳援庵先生出來反對。後來有些學生被捉去了，他就去保釋，說：“不放學生，我就不回去。”結果政府當局只好答應第二天就釋放學生。總之，經過抗日戰爭後，陳援庵先生覺得青年是最有希望的，他相信青年，支持青年。

陳援庵先生十分關心國家的命運，對國民黨反動統治非常不滿，但是並沒有找到一條應該走的道路，確實有點苦悶。後來逐步閱讀了一些進步書籍，如《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解放區出版的《毛澤東選集》、《西行漫記》等。他讀這些，也像讀史書那樣，很認真，日日夜夜讀。他說：“有意思。過去我從來沒有見過這些新東西。”

1949後，他親眼看到解放軍的進城[18]，共產黨幹部的樸素，毛主席思想的正確，自己也逐漸地進步起來。1949年5月11日他在《人民日報》發表了《給胡適之的一封公開信》，宣佈與胡適劃清界限。

1949年後，他更多地接觸了馬列主義，逐漸明白了這是真理，便一心一意地去追求。從這時起，他廢寢忘食地學習毛主席著作。他常說：“我是聞道太晚了。但，雖是晚了，只要自己努力，還來得及！”陳援庵先生眼睛不好，小字看不清，他就叫助手把資料工作停下來，幫他把經典著作鈔成大字本供他讀，這種手鈔的經典著作他那裡很多，一堆一堆的，和他搞的工具一樣，的確很多。

陳援庵先生不僅積極學習馬列主義，而且在黨的教育下參加了政治鬥爭。他是輔仁大學校長，而輔仁大學是天主教會辦的，教會總想把陳援庵先生拉進教會，陳援庵先生一再拒絕。而且他在黨的教育下，與外國天主教會展開了鬥爭，最後終於勝利。輔仁大學便是第一個脫離教會轉向內國家辦的大學。

以後陳援庵先生又參加了土地改革，擔任西南土改工作團團長，很積極。

陳援庵先生年輕的時候就參加革命，為追求真理而鬥爭，但都很有限。在抗戰時期，也只是追求孔夫子、孟夫子他們的所謂真理，但就是這麼一點，他就能置生死於度外。所以在1949年後，一旦知道了馬列主義確實是真理，他便再也沒有懷疑、猶豫過，而是全力以赴去追求這個真理。終於在他七十九歲那年（1959）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陳援庵先生有愛國思想、民族意識，到追求真理，一直向上發展，這很合乎規律。我們作為學生輩，應該向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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