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在论文中，多次列举全祖望《鲒埼亭集》对谢三宾异称十三处，并举同时黄宗羲《南雷文约》等书对谢三宾异称亦十三处。在《鲒埼亭集》中，除直指其名外，有谢氏、谢太仆、故太仆、谢阁学、降臣、降绅、降人、降臣夫己氏、降绅夫己氏、夫己氏、老奸、谢昌元诸名。这些异称或直著其名，或隐约其词，大抵因时代不远，子孙犹存，且文集非史传，故随手应用。至于《南雷文约》等书所称，如鄙夫、乡绅、乡老、富绅、绅某、东山、降人、降臣、降臣无己氏、逆绅、叛儿、逆竖、贼臣等，多为遗民对谢三宾之痛贬。其与全祖望同者，有降人、降臣、降绅、夫己氏数种。

    最可使人注意者，全祖望对谢三宾的一个异称为谢昌元，见于《鲒埼亭集外编》卷八《族祖苇翁先生墓志》：“苇翁讳美闲，先宗伯公之孙，二何先生子也。国变后，自以明室世臣，不仕异姓，集亲表巨室子弟为弃 社，吾家族祖木千先生暨先曾王父兄弟皆豫焉。谢昌元闻而恶之，曰：‘此辈不复求死所耶！’”

    谢昌元名，见《宋史·文天祥传》。天祥被执至燕，“（王）积翁欲合宋官谢昌元等十人请释天祥为道士，留梦炎不可，曰：‘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即此谢昌元也。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文天祥书〈谢昌元座右自警辞〉》长卷，纸本，纵36.7厘米，横335.7厘米，纸三接，草书七十一行，其间《座右自警辞》44行，315字，字体较大，文跋27行281字体较小，款署“咸淳癸酉六月吉日，后学文天祥书。”下钤“文天祥氏”篆书朱文方印。卷后有南宋王应麟书赞；元蒋岩，明万韫辉、邾智、廖驹、程启充跋，并有谢源（字孟本）小楷书渠远祖谢昌元《行实》。包首有乾隆题签“文天祥书谢昌元座右辞，内府鉴藏”，下钤“神品”、“乾隆宸翰”篆书朱文方印。明都穆《寓意编》，清吴升《大观录》、安岐《墨缘汇观》、《石渠宝笈续编》著录。

    此卷为文天祥于咸淳九年（1273）所书以赠昌元，时昌元年六十岁，天祥年三十八岁，故有“后学”之谦称。是年正月，天祥除湖南提刑，辞免不允，三月领事。《文山先生集》卷四有《湖南提刑到任谢皇后表》，则此时天祥、昌元皆在湖南也。昌元以东汉冀州刺史苏章公法私恩之辩，而以敦友道、扶世教为己任，斥世之卖友求荣、钓名干进者，置之座右以自警。天祥跋谓：“足以树大伦，敦薄夫，救来学之陷溺而约之正”，并赞昌元为“真仁人”。（此跋文《文山先生集》未收）王应麟赞此卷：“敬斋（谢昌元字）述之，矫薄归焉，文山健笔，立懦廉顽。”

此卷据《寓意编》所记，长期为谢氏子孙保存。至明初为谢源所有，据源所撰昌元《行实》：“昌元字叔敬，号敬斋，资州资阳人，淳佑四年以《易经》魁蜀省，登进士第，累官至秘书少监。宝佑五年以知施州除太常博士。南宋亡后，至大都大安阁里朝见，圣旨劳问甚悉，分付平章：‘他是直南好秀才，你好看觑他者。’……又奉圣旨，随驾上都。嗣是，日蒙宣问，因得历陈时政得失，无所顾忌。奉圣旨：‘将谢秀才所奏各事遍天下。’累蒙圣问，欲得何官，尚书累辞不拜，曰：‘陛下安用此亡国之臣。’至当年七月，内忽承宣命，赐以前职，勾当专一讲究中书省里公事，尚书再拜。……留京十有四年，……至元二十九年卒，年七十九。葬鄞邑翔凤乡之原。”

    谢昌元史无专传，除了谢源所撰《行实》外，元人袁桷《清容集》卷三十三《师友渊源录》称：“谢昌元，资州人，淳佑甲辰别院第一，守封州，提举广东常平。幼岁见刘文节公光祖，能道蜀士大夫言行，可传录，言蜀中亡事甚惨，侨居于鄞。入朝，为礼部尚书。”

又袁桷《延祐四明志》卷五称：“谢昌元字叔敬，西蜀资州人，幼岁见刘文节公光祖于简州，应对敏解，为题扇赠之，且勉以学。见魏文靖公了翁，复奇之。类试四川第一，调绍庆府教授，守施州，筑城以备御。开庆元年，除太学博士，迁太常博士，知封州，新学校。提举广东常平茶盐，奏蠲盐银，以宽民力，疏入不报，卒捐俸代偿之。为沿海参议官，因家于鄞。德佑元年，以著作郎迁秘书少监。……（至元）十四年，世祖平宋，乃命子召昌元入朝，上深器之，呼为南儒，预议中书省事。……为礼部尚书。……至元浑一之际，凡所朝议，昌元诸人皆得预闻，后以老归，卒，葬于鄞。”

    自《延祐四明志》后，所修四明诸志仍之。至清康熙间，邑人闻性道修《鄞县志》，始削去昌元传。观《延祐志》所载，昌元除以降臣为新朝谋治外，似无大过可议。全祖望以昌元名三宾，尚有大事可查。

    《鲒埼亭集外编》卷六《陆宇墓碑铭》称：“夫己氏贻书定海镇将，有请杀六狂生以靖乱之语。当时六狂生皆空儒，独先生以贵公子毁家输饷，夫己氏尤欲杀之，不料其计之不行也。先生贻之书曰：‘昔德佑之际，谢昌元赞赵孟传诱杀袁进士以卖国，执事之家风也。今幸总戎不为孟传，遂使初事不得收昌元效顺之功，以是知卖国之智，亦不能保其万全也’。夫己氏得书，咋舌而已。”谢昌元所赞赵孟传诱杀之袁进士即袁镛。《乾隆鄞县志》、陆心源《宋史翼》皆有传。万斯同《宋季忠义录》卷八：“袁镛字天与，鄞人，有大志，邃于《春秋》，登咸淳进士第，以父忧未即仕。见国势日蹙、窃叹曰：‘生则宋臣，死则宋鬼。顾无寸兵尺地，不能捍御以固社稷，得仗义执言，从常山、睢阳于地下，不失为宋臣，足矣。’适元将遣游骑十八骑驻西山之资教寺，镛悲愤激烈，约沿海制置使兼知庆元府赵孟传、将作少监谢昌元共出御敌。二人曰：‘尔第先往，我二人当以兵继。’镛遂奋然独往，厉声言曰：‘汝主无故谋起干戈，残我土宇，使我人民宛转锋刃之下，天下鬼神所不容，四方忠义之士日夜愤惋，勤王之师四至，吾恐汝北归无日也。’言未竟就执，而二人已密往车厩献版图迎降矣。元将奇镛才，胁令降，曰：‘从则富贵，不从则烧戳汝！’镛骂曰：‘我为宋臣，死则死耳，终不从汝也。’元将怒，纵火燎之。须发殆尽，词气愈厉，至死不稍变。其日，家人惊悼，赴水而死者十有七人。”《宋史翼》据蒋景高撰传，言“北兵闻之，疑信犹未决，明日元兵四集，孟传、昌元惧，乃以兵献于慈溪之车厩。镛失援被困，因挺身与接战，自辰至酉，力不支，为所擒。”此说与万斯同《宋季忠义录》同。谢昌元赵孟传之降元，卖友求荣，昭然若揭。

    《鲒埼亭集》卷二十三《宋忠臣袁（镛）公祠碑》云：“呜呼！袁公死之，盖见卖于赵孟传、谢昌元，而清容作（四明）志，不立公传。初意以为《五代史》缺韩通之例！出于嫌讳，欧公且然，又何怪乎清容。既而见其为赵、谢二降臣有佳传，乃知其党于降元之徒也。盖清容之父处州，亦降元，故清容之纪先友也，凡降元者多称之。而且作《幽兰操》以吊崖山降将吴浚，可谓失其本心也已。夫抗元者一立传，或有可原，降元者反传之，岂非党哉！吾读清容之文，未尝不爱其才，而心窃薄之。”全祖望此文，义正词严，与万斯同、陆心源皆明指谢昌元卖友求荣及袁桷不为袁镛立传原因所在。

    此外，蒋学镛《乾隆鄞志稿》卷五《袁士传》：“士元一名宁老，宋忠臣镛之孙，父泽民。镛既死国，家人咸赴水死。仆沈兰出泽民水中，藏之大冢，兵退乃还。其后，赵孟传、谢昌元耻己卖友也，复多方谋所以灭孤者，而竟得全。”蒋氏此文注云：“兼采家传，”则宋末昌元之行径与明末三宾并无二致，无怪陆宇以昌元责三宾，全祖望以昌元射三宾，此四明本乡典故，史家不可不知也。

从上述事实，可知谢昌元一生，前期倡言周、孔之道，人伦之本，论文谈兵，济时捐俸，为文天祥所景仰，且书昌元所撰《座右自警之辞》以赠之。并赞昌元“足以树大伦，敦薄夫，救来学之陷溺而约之正。”誉之为“真仁人”。熟料物换星移，世更事改，曾几何时，一贯以敦友道、扶世教为己任之君子，竟成为卖友求荣、钓名干进之降人。此天祥生前所未及料，昌元有负亡友多矣。

阅《书法丛刊》第二辑（文物出版社1981年），载有艾烨《宋文天祥书谢昌元座右辞卷》，谓谢昌元“累官至秘书少监，南宋亡后，不事元朝，元至元二十九年病逝故里，时年七十九岁。”对谢昌元生平历史，歪曲过甚。此有关昌元出处大节，因据师说，撰为小文，冀关心宋元之际历史者有所资考。至于文天祥生平以及书法之神采韵致，有目共鉴，故不详述云。

 

附：文天祥书谢昌元《座右自警辞》录文

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弛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孔子曰：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周公传国，孔子立言，恳恳于亲戚故旧者，皆所以厚风俗、善教化也。世远人亡，经残教弛。汉苏章为刺史，行部，有故人为清河太守，设酒肴陈平生之好甚欢，乃曰：今日故人饮酒，私恩也，明日刺史案事，公法也。不知太守谓谁，厥罪惟何？观其一天二天之说，是必巧言令色之鲜仁，而非直谅多闻之三益也。既然与之有平生故旧，适然相逢，亦当忠告善道，委曲劝勉，使之悔过迁善，或使之自作进退。何乃待之以杯酒，加之以刑责，盖卖友买直，钓名干进尔。而论章者多，亦不复用，然则何益哉？世变愈下，人心愈非，至唐韩子则叹有反眼下石，为禽兽之所不为者。宋苏子则谓争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者。观韩、苏之言，则苏章杯酒殷勤之欢亦无之矣。周、孔垂训，必归之成德，君子有旨哉！

右敬斋谢先生座右自警之辞。人之所以为人者，以有人伦也。朋友居人伦之一，其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虽其情礼有隆杀，而义之所起皆天性之不能自己者。惟其出于天性，是以均为人道之大端，亲者无失其为亲，故者无失其为故，各尽其分，所以为人也。自汉苏章有刺史故人，私恩公法之语，世以为固然，而莫知其非，传为故实，流俗雷同千余年，于此，先生本之人心，按之经义，用春秋诛心之法，以卖友买直，钓名干进，以发其微。于是知章之不可干以私，乃自私之尤者也。正使当时由是而为公为卿，外物之得，曾何足以救本心之失，况不必得乎？语曰：观过斯知仁矣！先儒谓：君子过去厚，小人过于薄，章不足云也。先生之论，足以树大伦、敦薄夫，救来学之陷溺而约之正，先生真仁人哉！咸淳癸酉六月吉日后学文天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