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社会活动家先父柴德赓先生的百岁冥寿，特写此文以示纪念。

1953年，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北师大的几个人借此机会泄私愤、图报复整先父。不仅说他不学无术，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将他和陈垣师及学生刘乃和的关系，说成是搞宗派小集团；并说离开陈校长，他将一事无成。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这时他极端痛苦。一方面，他对由于自己牵连到老师而深感内疚；另一方面，他想离开北京去闯一番事业，用事实给那些整他的人看看，但是这将失去经常向他最崇敬的陈垣老师当面求教的机会，这使他非常矛盾。

在民进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时任江苏省主管文教的副省长、民进中央副主席吴贻芳女士热情邀请他到江苏去工作，并介绍当时江苏省属大学尚无历史系，希望他来创建。同时，还请他协助筹建江苏省民进组织。同时，先父是浙江人，更喜欢江南的生活。

于是，1955年夏，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的任上，他响应党关于支援兄弟院校的号召，来到江苏师范学院，开始了他在苏州的创业生涯，直到在文革中含冤逝世。

到苏州不久，他就喜欢上了昆曲、评弹、手工艺品、园林和苏州小吃。他经常到小公园书场去听书，到太监弄去品尝美食。他向友人并在报刊上不断地推介苏州。他在苏州生活了15年，使他深深爱上了苏州。

 

2005年11月30日，苏州大学校刊以“隆重纪念柴德赓先生创建我校历史系五十周年”为题，出了纪念专版。苏大社会学院召开了“柴德赓先生来校创建历史系50周年纪念会”，在报导和发言中，都高度评价了他的成就和业绩。

50年前，他刚到江苏师院时，学院仅设有历史专修科，不仅规模很小，每年只招收几十人，而且师资力量单薄。柴先生到校后，积极筹建历史系，研究制订规划、加强教材和学科建设，他亲自编写教材并开新课，注重培养和充实师资，增添图书设备，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在原有专修科的基础上，创建了江苏师院历史系。很快历史系就有相当快的发展，每年招收百余人，成为师院的大系之一。

他积极倡导科学研究，并身体力行。他不仅主持完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共8册，320万字）的编写，而且发表了许多论文。他极力主张加强学术交流。几年来利用他的学术影响和广泛的人脉关系，他先后邀请了当时史学界的名流，如尚钺、吴晗、吴泽、韩儒林、沈炼之、翦伯赞、邓广铭、胡华等来校作学术报告与座谈。这些学术交流活动，开阔了师生的视野，丰富了学术知识，提高了教学和科研水平。

由于先父学识博大精深，待人宽厚，博采众长，礼贤下士，产生了极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许多史学界人士纷纷慕名来到江苏师院工作，历史系成为当时教授最多的系。这大大提高了历史系和师院的知名度。

先父治学严谨，严师必出高徒。他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人才，特别是江苏省，桃李遍布。其中大部分都已成为教学骨干，有的成了专家、教授或高级教师，有的成了教育界的领导干部或校长。先父悔人不倦，培育人才的精神和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1962年江苏师院十周年校庆，先父赋诗以志欢庆：“学府宏开岁月更，十年成绩已峥嵘。吴中自古人文地，今使前贤畏后生。”；“水映楼台柳拂丝，弦歌何处不相宜。图书万架花千树，正是人才蔚起时。”；“学海无津一筏航，不迷方向见朝阳。经师难得人师重，相约红专各擅扬。”；“一代风华春不驻，千秋事业史无前。昌明科学今非昔，进步还须志更坚。”这正是当时他心情的写照。

2006年10月，我应邀参加了江苏师院1960届历史系毕业生入学50周年的聚会，看到古稀之年的老人们，深切地缅怀恩师教诲的情景，使我非常感动。

 

先父喜交友，正如启功先生在1988年民进中央召开的“柴德赓同志纪念座谈会”上，以〈尊师重友 真诚待人〉为题的讲话中所述：“柴先生的朋友特别多，几乎当时学术界、教育界不认识他的很少很少。有人说他为什么有那么多朋友，他有一种魅力，和他认识的人自自然然没有隔阂”。到苏州后，他结交的文化、教育界朋友也很多，如汤国梨、周瘦鹃、范烟桥、谢孝思、程小青、陈涓隐、顾公硕、蒋吟秋、黄炳然、李灏等，以及学院的师生员工和许多中小学教师。他们经常到我们家来。我还清楚地记得，章太炎夫人汤国梨女士夏天身穿黑色麻纱短衣和印度绸裤来家中的情景。太炎先生是先父极为尊敬的学者，早在1932年3月31日他还在北平师大求学时，就聆听了章先生关于《清代的学术系统》的讲演，并且由他作记录，予以发表。汤国梨女士提供了不少资料，对先父编写《辛亥革命》极有助益。

周瘦鹃伯伯与先父的关系更为密切，我经常陪同朋友到周家花园看盆景。周伯伯很客气，总让我在他的嘉宾题名录上签名。当我在其上看到朱德、陈毅等名人后，觉得一个无名小辈难登大雅之堂，就婉拒了。周伯伯常给我讲培育盆景的奥妙，做到“活而不长，老而不死”的关键在于浴露水及不能日晒。他每天晚上将盆景搬到露天处，白天搬回廊下并放下竹帘，以免日晒。这样还可健身。1958年他当选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非常高兴，他深知其中有先父大力推荐之功。

从先父的诗中，可以看出他与这些文友的交往。1963年他和范烟桥赴宴怀仁堂，作有：“谁向华筵问夙因，喜同改造更相亲。明分憎爱两条路，誓作光荣一代人。柱触共工天未塌，星高北斗道逾真。长歌祖国心随党。总觉江山到处春。”他为程小青祝七十寿，作有：“丈夫七十未称稀，笔底澜翻逸兴飞。雁宕天都来复去，疾风惊浪是耶非。花前鹤舞宜添寿，世上龙游（指程先生骑车）已见几。一昨与公论赫秃，奋呼直欲老拳挥。”1964年7月，他借调在京协助陈垣校长校点新、旧《五代史》，还曾作诗寄怀烟桥、小青、瘦鹃、吟秋、涓隐、公硕诸同志：“十载相从百尺楼，离情况复忆苏州。明时共识有生乐，老子当先天下忧。海外文章惊蛱蝶，江东人物肯沉浮。未能接席参高论，一著同争最上头。”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经先父介绍加入了民进组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先父有灵岩山的和尚朋友，为他提供了珍贵史料。他还有两位农民朋友：一位是胥门外小桥浜的王根福；一位是葑门二郎巷的罗和尚。在文革中他被批斗后，很少有人敢理睬，他们却一如既往，说：“柴先生是好人，我们贫农怕什么！”常来家看望，并让孩子们送来新鲜蔬菜，使父母倍感温暖。先父逝世时，母亲正在赴京的列车上，从广播中听到噩耗，急忙在苏州下车，直奔罗家。当时师院无人敢出头料理丧事，火葬场因其为大名鼎鼎的“反动分子”而拒绝火化。后来，还是王伯伯靠私人关系才得以火化，当时他的骨灰就安葬在王家的自留地上。直到1979年江苏师院为他平反昭雪后，才移葬北京八宝山人民公墓。这种纯朴、深厚的感情使我们永志不忘，直到现在，我们和王、罗二位伯伯及其孩子们仍然保持密切的联系。

 

2006年10月，苏州市民进组织迎来了50华诞，不仅隆重召开了庆祝大会，还出版了《苏州民进成立五十周年纪念集》。在纪念集的序言中，刘振夏.主委对第一任主委柴德赓先生作了客观评价，说：“他以高度的使命感和巨大的热情忘我地投入工作，在创设江苏师院历史系的同时，根据民进中央的指示，着手筹建民进苏州地方组织，广泛吸收当时苏州文化界有影响的人物——范烟桥、谢孝思、程小青、周瘦鹃、顾公硕等等。组织成立之始，就团结会员，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发挥自身优势，为建设新苏州，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应当说他广交朋友，为民进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他曾任民进中央委员、民进江苏省副主任委员、民进苏州市主任委员、江苏省政协常委、苏州市政协常委、苏州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在各项社会活动中，他尽心尽力，积极建言献策，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由于他在苏州市乃至江苏省的巨大影响，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关注，他特别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平易近人，乐于助人，从而赢得了校内外广泛的尊重。

苏州大学沈雷洪副校长在民进中央的纪念会上说：“柴老爱我们的国家，爱社会主义，他是中国共产党的诤友。许多和他共事的江苏师院忠贞为党的老干部，常常同柴老同论国事，共商校政，情切义深，水乳交融，堪称‘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楷模。”。他和历届中共苏州市委统战部长相交亦甚笃。

 

先父不仅对中国史学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对苏州地方史也有突出贡献。他考证过网师园建成和发展的历史，并请人拓过钱大昕《网师园记》石刻。他引导学生进行地方史研究，为发掘碑史资料，带学生去参观苏州当地的碑刻和太平天国遗址等。还特别带领学生步行七里山塘（访五人墓碑）、访祠宇、会馆，发现一碑一记，必仔细考察内容、年代。他还教学生如何利用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中的地方志等资料，研究地方史，从而培养出一些地方史的研究人才。

他十分留意苏州地方文献，在探讨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时，觉得苏州历史文物中应有所记载。后来，看到苏州图书馆藏旧钞本清道光年间苏州学者顾震涛的《吴门表隐》中，提到在玄妙观机房殿有块雍正十一年立的《永禁机匠叫歇碑》，引起了他的重视。可惜这碑的文字从未有著录，连《玄妙观志》中也不载。1955年12月25日，他去玄妙观访碑，经道士的指引，终于在机房殿的南墙下，找到了这块碑。该碑现保存在苏州碑刻博物馆。这一发现为十八世纪中国手工纺织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对于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城市手工业工人与市民运动的研究更有重大意义。

《叫歇碑》发现后，他还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他在给尚钺先生的信中说：“我为研究这碑，曾经去苏州图书馆借来康熙二十五年的〈织造府志〉，对当时官营手工业的组织作了一些了解，肯定这碑所记的机户，都是私营手工业的资方。为什么碑要立在玄妙观机房殿？因为这是工人聚集之所。明末葛贤率众抗税就是在玄妙观集会的。” 。《永禁机匠叫歇碑》还被收入尚钺先生的专著《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中，他还说：“从柴德赓教授发现此碑的经过，使我们体会到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即一切的机会和材料，都是为有思想准备的人而设的。”

他常上灵岩山，找和尚朋友探讨佛教文化，了解灵岩寺的历史。后来，写出了《明末苏州灵岩山爱国和尚弘储》一文。

他还发挥“以诗证史”的特长，写出了《从白居易诗文中论证唐代苏州的繁荣》的论文。1963年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天堂苏杭说的由来》一文，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个谚语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单称苏杭为天堂，为什么苏杭并称而苏在杭前等一连串的问题。

 

先父非常喜爱苏州园林，他经常陪同友人去游览。市政府的交际处也常请他陪同重要宾客游览园林。有一次，前日本首相片山潜来苏州，就是由他陪同讲解的。由于他十分熟悉园林中的历史、碑刻、掌故，令片山先生很佩服，很高兴。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在香港《大公报·艺林》上，发表过不少介绍苏州园林及其掌故的短文。记得有一篇是关于虎丘千人座、点头石的掌故《生公说法顽石点头》，说的是南朝高僧竺道生在虎丘山寺讲经说法的事迹。和父亲一道游园林特别有意思，能够增长见识。对园林中的碑刻、掌故、历史人物等，他都会说出来龙去脉。一次，在虎丘山门旁他让我读衙门告示碑（此碑今仍在），原来那时候就开始禁娼了。

他特别喜欢拙政园、网师园、留园和沧浪亭。他还为拙政园的三十六鸳鸯馆题写了匾额，文革前一直挂在那里。随着父亲被打倒，此匾已不知去向。他还喜欢苏州的山山水水，1956年10月与友人同游洞庭东山时，一反七年不作诗的常态，诗兴大发，吟诗三首：

其一为《席家河中书所见》：“云作生涯水作乡，舟如蚱蜢稳如床。儿童对倚虾笼卧，双桨飞时浪满舱。”；其二为《入太湖》：“扁舟浩荡入鸿濛，乍见湖山气象雄。天外灵岩孤塔影，秋风何意友相逢。”；其三为《游雨花禅院》：“半涧西风古寺秋，水云初上暗危楼。凭栏忽睹天开处，一角湖光散百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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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父是苏州在文革中第一个被游斗的人，当时闹得满城风雨。1966年文革开始，他正借调在北京协助陈垣老校点《五代史》，师院内的“造反派”要求把他从北京‘揪’回来。6月14日回到苏州，下车后乘三轮车回校，刚到十梓街，就被戴上高帽游街示众。接下来，是无休止的批斗，罪名是‘三家村’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说来可笑，因为吴晗是明史专家，父亲请他到师院讲学并在我们家吃过饭；邓拓是书法协会的会长，父亲是书协的常务理事，和他仅在一起开过书协的会，就被打成了‘三家村’黑帮。学有专长并有名气，就是‘反动学术权威’。这就是‘造反派’的逻辑。尽管他不断遭批斗，在校内是众矢之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充满谎言和无限上纲，检查没完没了，遭打骂、住牛棚、人格侮辱，确实难以忍受。不少人信守‘士可杀不可辱’，自杀了。但他能够泰然处之，认为事情总会水落石出，深信党和政府最终一定会按政策办事。使我最为感动的是，我因患大叶性肺炎和肠伤寒，病情危重，正在苏州医学院附一院住院，他白天挨斗，晚上却若无其事地到医院来照顾我。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更优国优民，觉得运动不正常。到了1967年夏天，苏州城踢、支两派武斗，母亲带着小孙子避到上海。在螺丝浜八号的小楼上，只有我陪伴他。他以历史学家深邃的目光，看到江青出笼对国家前途的危害。他给我讲了不少关于武则天和吕后的故事。后来，我们家被从小楼赶出，迁到学校北边的一间小平房。他白天坐牛棚，挨批斗，晚上回家，依旧读史书。母亲气愤地说：“你还读这些书，有什么用？这次运动不就是从批吴晗开始的吗？”。他却说“你不要看现在，将来学历史的还有用，还可以做许多事。”

文革不堪回首，在他学术上最成熟，本可为史学研究和教育事业作更大贡献之年，却含冤早逝。所幸打倒四人帮后，拨乱反正，父亲得以平反昭雪。1979年5月23日江苏师范学院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张乃康院长代表组织致悼词，对他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还特别指出：“柴德赓同志的逝世是我国史学界的损失，更是我们江苏师院的一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