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笔者读到柴德赓刊于《新华日报》1961年6月11日“新华副刊”上的一篇短文《天堂苏杭说的由来》，此文虽仅两千余字，却有相当的学术含量。作者就“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则流传极广的民谚之由来以及起于何时何人？为什么单称苏杭为天堂？为什么苏杭并称？又何以苏在杭前等相关问题一一进行辨析，文末并指出：

封建时代以苏杭比作天堂，正是反映中唐以后封建经济发展的新的水平。特别是苏州地区从唐中叶以后经济发展很快，一个州发展为三个州府，成为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先进地区，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谚语，其历史意义也在于此。

显然，柴德赓通过对这条谚语由来及相关问题的分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重心南移这一重要问题，提供了一个人们虽然熟悉、但却很少做过深入探讨的实例。

这篇短文，可能因为刊登在《新华日报》的副刊之中，所以并未引起太多关注。“文革”后汇集柴德赓一生主要学术论文的《史学丛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以及刘乃和所编，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史资料》1980年第2期的《柴德赓先生论文目录》均未收录此文。

笔者这次初读《天堂苏杭说的由来》（以下简称《由来》）一文，首先想到，柴德赓当时何以会就这一论题撰写并发表文章呢？回顾柴德赓20世纪60年代初的史学研究，显然应与《史学丛考》中所论中唐以来江南经济发展的另一篇长文——《从白居易诗文中论证唐代苏州的繁荣》（以下简称《论证》）联系起来考虑。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论证》全文，约2万余字，共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白居易与苏州的关系”，考论白氏任苏州刺史的时间、年龄，何时离苏，与前后任苏州刺史的韦应物、刘禹锡等人的交往、关系，并论及白氏与苏州人的深厚感情等。

第二部分“唐代苏州的繁荣”，是全文主体。先生从安史之乱以后苏州地区的州境、户口、赋税、作物产量的增长，农具的改进，物产之丰盛，城市规制与繁荣等多方面引证大量资料，尤其是从白居易和当时人所作多篇诗文入手详加论证，并总结唐中叶以后苏州日趋繁荣的四点原因。先生深刻地指出：“唐中叶以后苏州地区的发展，不仅是苏州的问题，江南的问题，而是整个封建社会发展阶段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值得深入研究。

第三部分“天堂与苏杭”，柴德赓显然希望通过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则流传广泛的民谚的分析，进一步深化前文所阐述的思想。但是，这段文字没写太多，文章也就结束了。不知何故，此文当时没有正式发表。“十年浩劫”之后，柴德赓获得平反，原《江苏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1、2期才发表此文。文末记有“1960年1月8日初稿”的字样。

在了解这些情况之后，我们再来看《由来》一文，其写作缘由似乎就有线索可寻。原来，关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则民谚的渊源，在《论证》一文的第三部分“天堂与苏杭”里已有讨论。柴德赓当时认为：“就现存记载而论，最早的可能就是范成大《吴郡志》，《吴郡志》五十：谚曰：天上天堂，地上苏杭。又曰：苏湖熟，天下足。” 柴德赓指出“范成大南宋初人，当时苏杭天堂之说，成为谚语，可见流传已经很久。”以下继以白居易诗文多篇以证之。但是，《由来》一文关于这则民谚形成过程的讨论，比《论证》的认识明显有深化。柴德赓考证此谚语最早出于北宋人刘焘的《树萱录》，书中记唐高宗时人“员半千有庄在焦戴川，极风景之胜。里谚曰：上有天堂，下有员庄”。后来，清人翟灏作《通俗编》，即根据刘焘之说认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谚是从员庄的谚语仿来的。柴德赓认为“从天堂—员庄到天堂—苏杭，有个过程，最早当在唐中叶以后，和诗人白居易有关联。白居易先做杭州刺史，后做苏州刺史，他对杭州的风景，赞叹不绝于口，对苏州的景物，时时咏之于诗。”两地的风景与经济繁盛在白居易诗中经常并称，像“江南名郡数苏杭”，“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江南忆，其次忆吴宫”等，每每传诵人口，后来很自然地形成范成大《吴郡志》所记“天上天堂，地下苏杭”。再进而演变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综观两文对此民谚渊源的讨论，可见《由来》一文的辨析，较之《论证》一文的认识，无疑大大前进了一步，深化了一步。笔者怀疑，这是否就是导致《论证》一文当时没有公开发表的原因呢？因没有其它资料之佐证，这一猜想难以断定。但是，通过两篇文章所进行的讨论，确实让我们感受到柴德赓治学严谨，一直孜孜不倦地追求科学、追求真理的崇高风范。

初读《由来》这篇短文并结合与之相关的《论证》一文，还可以看出，柴德赓在分析、研究和阐述唐中叶以来苏州地区和整个南方的经济发展时，充分运用“以诗证史”的方法，十分重视引用白居易等人的诗文资料来说明问题。他在《论证》第二部分的最后指出：“白居易和一般诗人专写风景的感想有不同，他写了一些有实际内容的东西，对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启发。”先生写《由来》一文，不过2千余字，引用白氏诗文却有8则，另有苏轼、苏辙等人诗亦引8则。《论证》一文篇幅较长，直接引用白氏诗句70余则，加上韦应物、刘禹锡、陆龟蒙、范仲淹、范成大等人诗文竟有一百余则之多。笔者曾将两文所引诗文资料稍作归纳，主要可分11类：

（1）考史事之时间：如白居易做苏州刺史是唐敬宗宝历元年（825），但据《吴郡诗石记》等，知其初至苏州是在39年前的贞元二年（786）。

（2）考人物之交游：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三位唐代姑苏诗太守的佳话中，白、刘二人为好友自不待言，而“白居易只是年轻时见过韦应物，刘梦得根本未见到韦应物。”

（3）补史志之阙漏：如《送王卿使君赴任苏州因思花迎新使感旧游寄题郡中木兰西院一别》及陈直斋《白氏年谱》，会昌三年（843）应有一任苏州刺史，姓王，但为《苏州府志•职官表》所缺载。

（4）记苏州州境与户口：如《自到郡斋走笔题二十四韵》：“甲郡标天下，环封极海滨，版图十万户，兵籍五千人”。

（5）记苏州城的规模与繁荣：如《齐云楼晚望偶题十韵兼呈冯侍御、周殷二协律》：“复叠江山壮，平铺井邑宽。人稠过扬府，坊闹半长安”。

（6）记苏州物产之繁盛：如《和微之四月一日作》：“泥新莺影忙，蜜熟蜂声乐，麦风低冉冉，稻水平漠漠。”又《池上篇序》云：“罢苏州刺史日，得太湖石、白莲、折腰菱、青板舫以归。”

（7）记苏州城多水多桥：如《正月三日闲行一首》：“绿浪东西南北水，红阑三百九十桥。鸳鸯荡漾双双翅，杨柳交加万万条。”

（8）记苏州地区偶发的自然灾害：如《答刘梦得白太宁行》：“为郡已周岁，半岁罹旱饥，襦裤无一片，甘棠无一枝。何乃老与幼，泣别尽沾衣，下惭苏民泪，上愧刘君辞。”

（9）记杭州之盛：如《余杭形盛》：“余杭形胜四方无，州傍青山县枕湖。绕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树一千株” 《答微之夸越州州宅》：“知君暗数江南郡，除却余杭尽不如”。

（10）兼夸苏杭二州：如《见殷尧藩侍御忆江南诗》：“江南名郡数苏杭，写在殷家三十章”。

（11）反映下层民众之境况：如《代卖薪女赠诸妓》：“乱蓬为鬓布为巾，晓踏寒山自负薪，一种钱塘江畔女，著红骑马是何人？”

从以上归纳的情况可知，柴德赓在两篇文章中唐中叶以来苏州地区和整个江南经济发展，对所涉及的各方面，几乎无一不以白居易等人的诗文资料作为支持其学术观点的主要依据进行阐述。既然如此，将《论证》、《由来》两文称为“以诗证史”的典范应无疑义。

当然，回顾柴德赓一生治学经历，其注重“以诗证史”并不仅仅表现于以上这两篇文章。我们看《史学丛考》一书，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先生已运用“以诗证史”撰成重要论文。例如，发表于1943年的《<鲒埼亭集>谢三宾考》，大量利用《续甬上耆旧诗》、《鲒埼亭诗集》、《句余土音补注》、万斯备《深省堂诗集》、《郑寒村诗文集》以及丁传靖《明事杂咏》、程嘉燧《松园浪淘集》等诗文，详考晚明江浙历史的关键人物谢三宾，对其晚节不保、二次降清的行迹予以批判。五六十年代，柴德赓关注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发表了《王西庄与钱竹汀》、《王鸣盛和他的〈十七史商榷〉》、《章实斋与汪容甫》、《跋顾亭林〈致归元恭札〉墨迹》等一系列文章。其中频频引据《潜研堂诗续集》、《瓯北诗抄》、《卷葹阁集》、《汪容甫遗诗》等书，条缕剖析清代尤其是乾嘉之间重要学术人士的行事、成果及相互关系，并给予公允平实之评价。《史学丛考》还收有未载写作年月的一篇遗文—《明末苏州灵岩山爱国和尚弘储》，这篇长文充分利用《明遗民诗》、《居易堂集》、《树泉集》、《归庄集》、《南雷诗历》、《南雷余集》、《读甬上耆旧诗》、《明诗综》、《南浔镇志》、《退翁年谱》等数十种诗文资料，详细考察并热情表彰明末江南遗民领袖弘储及其弟子中的著名人物，兼及与黄宗羲之关系，为后人研究明清之际江南政局变动以及抗清斗争提供极富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些都说明，注重“以诗证史”确是柴德赓治学风格的重要表现。

论及于此，联系20世纪末以来，学术界围绕史学大师陈寅恪的杰出成就日渐兴起对“以诗证史”的讨论，尤其是近年来，著名文史学家卞孝萱就此连续撰文，可谓新论迭出。例如，卞孝萱认为在陈寅恪以外，邓文如（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一书，亦足为“以诗证史”之重要代表。邓且与陈不同，其上承黄宗羲之绪，“采用纪事形式”；陈则继钱谦益之法，“主要采用笺释形式”^[1]。卞孝萱又撰《以诗证史的典范——<柳如是别传>》一文，详论陈氏治学方法中最具特色的四个方面 ^[2]。最近，有幸再承卞孝萱赐示新作《刘师培<读全唐诗发微>书后》 ^[3]，此文进一步揭示，在陈寅恪先生动手写作以唐诗证史的代表作《元白诗笺证稿》之前25年，“二十五岁的刘师培（申叔）先生，已发表唐诗可以证史的主张，并撰文示范。”卞先生这些研究成果，把“直至近现代始大显于世”的“以诗证史”治学方法的探讨大大向前推进一步，对于近现史学史研究无疑有重要意义。在此启发下，笔者以为，讨论二十世纪以来日益受到重视的“以诗证史”问题时，继陈、邓等大师以后的柴德赓的贡献，也不应该忽视，他在“以诗证史”上亦取得相当成就。卞孝萱在《邓之诚“诗证史”的理论与实践——<清诗纪事初编>书后》中指出：“以诗证史，需要多方面的知识。简言之，一要深于诗，二要深于史。……非文史兼擅的学者，不能胜任以诗证史的工作。”此论至为精当。柴德赓自三十年代初受知于陈援庵（垣）先生，一生治史成果斐然，同时兼擅诗词书法。一九八八年先生八十冥寿时，启功先生为纪念册题签并称柴先生为“故友”，赞其“精于文史，敏于词章”。这本纪念册裒集先生所撰《青峰诗存》和《偶存草》二集之残稿，保留了1926年至1964年创作的部分诗作，共134题185首。包括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间的咏时、咏事、咏史、咏友等各方面作品，其中不乏佳作。显然，作为二十世纪中期（40-60年代）中国史学界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柴先生是完全担得起“文史兼擅”和“胜任以诗证史”之誉的。在陈、邓等大师之后，包括柴德赓在内的一批史家继承发扬“以诗证史” 的史学风格，对现、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这也是史学史上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问题。鉴于当今史学界熟悉了解柴德赓的同仁实已寥寥，故以此文略作介绍。至于对柴德赓包括“以诗证史”等各方面治学成就与风格的深入研究，笔者当另外再写专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