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丛考》一书，是柴德赓先生生前所撰论文之结集，刘乃和先生整理校订并制序，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选收的27篇文章中，关涉清代学术史方面的研究达13篇。其内容大抵分为两端，一为对清代目录学代表作《书目答问》、《四库提要》的研究，一为对清代学者治学的疏理与评价，后者着墨尤重。读之，益信刘乃和先生于此书序中所赞：柴先生“尤其对清代学术源流，本末支系，传承师法，了如指掌”^[1]。近日，精读其中的《试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2]一文，颇有所悟，写成文字，请读者指正。

乾嘉学者不著当代史，其治史大多为古史之考订、补辑与改编，考据成一代风气，统治整个史坛。章学诚（1738－1801）并不反对考据，认为“考据乃学问所有事”；袁枚反对考据，学诚对他甚至破口大骂“非丧心病狂，何至出此！” ^[3]然而他重议论，不作考据，“与当时学风不适应”，不为时人所重视。

章氏在考据之风笼罩史坛的时候，独树一帜，专讲史法、史意，毕生从事史学理论的探索，尽管不为时人所重，但一遇社会变迁，考据衰歇，学风转换，后人再看他的议论，自然觉得耳目一新。道光以后，开始受到推崇，甚至被认为“每树一义，独开生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1920年，内藤虎次郎首编《章实斋年谱》^[4]，胡适读后觉其简略，做了一部详细的《章实斋年谱》^[5]，来表彰章氏的成就，认为是汉学家的权威使章氏的著作和他的生平事迹埋没了一百二十年。1922年，嘉业堂刘氏刻印《章氏遗书》，几乎搜罗殆尽，章学诚之学成为一时显学。建国前的章学诚研究，除一些围绕《年谱》所作的补充及其著述的考订外，对其史学理论、学术思想的探讨成为亮点^[6]。

新中国成立后，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提倡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研究历史。这确实是新时期史学研究的正确方向。然当时以苏联为榜样，一度事事学习苏联，苏联学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形而上学的态度，也因此渗透进来，引导我国史学走上歧途。否定历史研究要以史实为基础，否定考据，鄙视我国传统史学的优秀成分；大段摘引马克思主义著作，替代对历史事实的切实分析，越来越成为时尚。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世界观、方法论，“以论带史”、“以论代史”盛行。“论”与“史”成为水火不相容的对立面。讲史料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术”，考据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在这种学术气氛里，章学诚虽然尚难戴上“马克思主义”的帽子，但他率先批评乾嘉考据之繁琐，又与乾嘉学派对垒，专讲史学理论，属于“论”的一派，因而进一步备受推崇。

1959年，范文澜先生著文《反对放空炮》^[7]，郭沫若先生、翦伯赞先生带头为曹操翻案^[8]，随后引发了影响整个学术界的大讨论。其目的在于批判弥漫于学界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不正之风，恢复历史资料在史学研究中应有的地位，重建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实践中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是此次大讨论显然存在禁区，重视史料但没有给“考证”正名，讨论仍以“论”为起点，为归结，因而并不能与真正左的倾向决裂。另一方面，以曹操为发端，重评历史人物，大事翻案，难免矫枉过正，一些过去被否定、被忽视的人物，一并成为完人。章学诚的经历和思想，颇与当时的学风契合，于是重评章学诚也成为时尚，响起了“一片赞扬声”。不仅史学思想、目录学、方志学、档案、索引等方面的贡献一一有人阐发，还有专门表彰章氏“对历史高度负责，重调查，治史的态度均非常严肃”^[9] ，甚至有人推崇章氏“临文必敬”、“论古必恕”之“文德”精神^[10]。总之，“人们认为章学诚是当时最进步，并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史学家”。完全是一边倒。

1979年，吴泽先生编选《中国史学史论集》^[11]，收入“建国以来史学界同志们撰述的有关史学史的一些较为重要的专题论文”，选录了章学诚的五篇，其中四篇都是推崇章氏在史学、在目录学、在方志学等方面的贡献，几乎毫无批评，只有柴德赓先生的《试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提出：

评论一个历史人物，或是评论一个学者的学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既要肯定优点，也要批判缺点，才算是全面分析。像章学诚这样一位学者，我觉得近来肯定的过多了些，批判则太少了。这样，会给人一种错觉，引到一种错误的方向上去。

柴先生的这篇文章原本刊登1963年5月8日《光明日报》，他在文章中所持既予肯定又作批判的态度，在当时的确绝无仅有。无怪刘乃和先生说“此文有独到见解”^[12] 。

《试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首先充分肯定章学诚在史学上的贡献。

文章分六经皆史说、论著作体例、关于方志学的主张、关于校雠学四个方面，对章氏的学术成就作了评价。其范围大体涵盖章氏的学术活动，评价亦基本上与当时的一般认识相同。柴先生认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学诚对校雠学的要求，正是当时的校勘学家所没有做到的。”并说“他讲学术源流，深得刘向父子校书精神，在当时校勘学家中是别开生面的。”给予了充分全面的肯定。其余数点，文章则在肯定的同时，一一指出了它的局限性，与当时的看法颇有不同。尽管如此，文章还是认为“章学诚在乾嘉年间的学者中是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见解的，对当时和后世都有一定影响，这是无可怀疑的。”这种一分为二，肯定主流的态度，显然要比不加分析，一味赞扬，更加符合科学精神。

章氏本人重议论，后世亦推崇他的学术思想。针对近年来，“章学诚是当时最进步，并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史学家”的说法，柴先生着重讨论了章氏思想是否真是如此。由于先生深入研究过明清之际的历史，并“对清代学术源流本末支系、传法师承了如指掌”，因而他的分析说服力很强。

章学诚好谈经世致用。本文列举顾炎武、黄宗羲的经世之学，与章氏作比较，指出前二人反对专制剥削，批判封建政治得失，而章氏身上则找不到这些因素。文章还将章氏与戴震作比较。程朱理学发展到雍正以后，已成为统治者杀人的理论武器，戴震因而反对朱熹，章氏则指斥戴震“诽圣排贤”，大逆不道。章学诚不同意说《史记》是谤书，他说“以一身坎坷，怨悱及于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诛，又何著述之可传乎！^[13]”名为给《史记》辩护，实际是积极拥护时王，拥护现存的封建统治。章学诚还特别宣传“自唐虞三代以还，得天下之正者，未有如我大清”^[14]。柴先生反问“如果真是自来得天下者，都不及清朝来得正，真是天与人归，那么多少慷慨抗清的烈士，在斗争中杀身成仁；多少坚决反清的遗民，老死乡里不入城市，还有什么意义？”文章说“清代学者中，讲这种话的，除了章学诚以外，倒很少见。”

在列举章氏思想中的种种局限以后，文章的结论仍然只是，“章学诚的思想在当时不能算是进步的”，也并未完全否定。

文章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章学诚的治学态度和学业水平。

关于治学态度。前述“文德说”者，认为章氏主张做文章要心平气和，对于气势要有所节制，要为古人设身处地。殊不知实斋这样说是一回事，真正做又是另一回事。章学诚自己的话就是凭证：“平日持论，关文史者，不言则已，言出于口，便如天造地设之不可摇动。”柴先生反问“难道他关于文史的言论都是对的？为什么一点不留有余地？”

论及学业水平，柴先生首先指出章学诚著作中常常出现错误，甚至是常识性错误。余嘉锡先生曾指出好些条错误，本文也举了不少例证。但柴先生认为，他是不会认错的，章氏早就在评价郑樵时说过：“学者所见多怪，不究其发凡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言，为史学要删，而徒摘其援据之疏略，裁剪之未定者纷纷攻击，势若不共戴天，古人复起，奚足当吹剑之一吷乎？” ^[15]只要大方向正确，小毛小病不值得一提。他可以如此来为自己辩护，然而用这种态度治学还有什么严谨可言。

既然援据之疏略不足为病，那么“言出于口，便如天造地设，不可摇动”的学术主张又如何呢？章氏指责宋濂修《元史》，不为南宋唐仲友补传，且曲为之说。柴先生指出，断代为史不应补前代人物，自是体例所定，此论不应该出于熟悉史学体例的章氏。又，《旧唐书·经籍志》无韩愈、柳宗元、李白、杜甫等人之诗文，章氏认为是“本志有残缺不全” ，并呼吁校雠学家“历稽载籍，补于艺文之列者” 。柴先生说：“《旧唐志》抄自毋煚《古今书录》，《古今书录》止于开元，自然不会有李杜韩柳集，志序中本来说明白了的，他自己不注意看。”另外，《新唐书·艺文志》已经补作了这件工作，不应再向校雠家呼吁。

写文章难免出点错，谁都有可能，本不足为怪，问题是章氏自诩出口之言不可动摇，且标榜“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柴先生说他对“这些书籍的源流并未清楚，又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

学业水平的另一点是，脚踏实地的功夫较差，想的多，做的少。章氏“以方志名家，偏偏他自己所作的方志多不传，这与学诚重视方志编写的理论和体例研究，重点在各类大小序文的写作，于史料及事实注意不够有一定的关系。”柴先生指出，实斋曾“劝邵晋涵治《宋史》，自己也跃跃欲试，看来这种工作他是不相宜的”。

柴先生的最后结论是，“当然时代不同，各有特点，章学诚也自有他一定的学术地位。”

纵观《试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一文，柴德赓先生针对近来“肯定的过多了些，批判则太少了”的现象，对章学诚的学术遗产在肯定的基础上作了切实、细致、很有说服力的批判，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1979年吴泽先生主编《中国史学史论集》，收录讨论章学诚学术的论文五篇，柴先生的文章列于五篇之首，这是对本文学术地位的肯定。

《试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虽然在讨论章学诚，其实也是柴德赓先生本人学术思想的体现。

人所共知，柴德赓先生是陈垣先生的得意弟子。陈老早年服膺乾嘉学派，继承了乾嘉学术优秀的考据学遗产，博学多识，严谨谦虚，实事求是。但是陈老又不为乾嘉所局限，把它引到新的境地。乾嘉考据虽然精审，但往往只是对具体记载的孤立的考证，他则视野广阔，不仅摆脱了为考证而考证的繁琐学风，还善于将具体考证组织成为一体，以阐明某个重大的社会问题，真正做到了微观功力与宏观眼光的完美的结合。《元西域人华化考》就是典型的例证。如此体大思精的著作，乾嘉诸老是写不出来的。抗战爆发，他的思想进一步升华，《通鉴胡注表微》等一系列著作，尽情抒发先生的爱国主义情怀，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抱负。陈老做学问还特别谦虚，文章写成必请三种人看：老师辈、朋友辈和学生。一再征求别人意见，希望挑出错误，以期完善 ^[16] 。如此写出来的作品，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至今仍是我国史学的经典之作。“校雠捐故技，不为乾嘉作殿军”，陈垣先生因此成为史学界公认的大师。

柴德赓先生在陈老身边工作长达二十余年。刘乃和先生说柴先生“在辅仁任教时，他和援庵老师住得很近，每有疑难，就去请教。师生谈文论史，往往直到深夜，不计时间早晚。谈到高兴时，索性把椅凳移到励耘书屋的书库里，一面谈论，一面翻书。有时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有时为查找论据，搬出多少典籍图书。后来他常常喜欢提起这时期难忘的‘夜谈’，他说他就是在这几年的登门求教和谈笑争论中，学问才有了显著的进展和提高。” ^[17]柴先生因此得陈垣先生的真传，是陈老的学术传人之一。

1943年柴先生精心撰著《<鮚埼亭集>谢三宾考》，时陈垣先生讲“史源学实习”课正用《鮚埼亭集》作课本，“柴先生受陈老影响撰写这一篇文章，对晚节不保、两次降清的谢三宾予以批判，以表达他热爱祖国的民族意识”^[18]。柴先生批评章学诚拥护时王，并对章氏“三代以还得天下之正，未有如我大清”云云表示愤慨，正是他一贯思想的表露。

柴先生继承了陈垣先生的考据特长，精研目录之学。考证之学是综合性很强的学问，需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踏实勤奋的工作，以及相应的治史素养。考据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是研究过程中一个虽然初步却极为重要的阶段。它对史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进行加工，以求得历史的真貌，有了这个基础，才能进入研究工作的第二阶段，对上述史料进行分析，才谈得上探讨历史的规律性。陈垣先生《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序录》写道：“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学之能事者固非；鄙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19]柴徳赓先生治学亦将考证史料视作史学研究的必由途径，主张实事求是，反对说空话和唱高论。这一点在《试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一文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他说：“章学诚的学问路子和刘知几相近，而有所不同。刘氏《史通》讲史法，也讲史事。章氏《文史通义》除一部分讲文章外，其余主要部分是讲史法和史意”。刘、章二人均以史论见长，自有旁人难及的宏观视界，所不同者，在柴先生看来，是两位学者对待史料及在史料上所下功夫的区别。章学诚推崇“史识”，认为只要有“良史才”就能撰出一家之言之史书，对史料的“整辑排比、參互搜讨”，在他看来皆非史学；然刘知几一生读史、议史、修史，……遍阅群史的过程也是他独立思考诸史体例、撰法和得失的过程 [20] 。柴先生说，学诚“看不起刘知几，我们觉得刘知几的功夫比他实在得多”。他肯定刘知几，体现了他对“史”与“论”的看法，这种看法是辨证的，也是正确的，源于他的师承。}这种认识是科学的，也是完全正确的。作为陈垣先生的高足，

值得注意的是，柴先生在《试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一文中，对章氏狂傲的治学态度作了相当激烈的批评。其实不仅是对章学诚，细读《史学丛考》一书会发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他的一些文章，论及清人的治学方法与思想，往往兼及其人治学态度。如对乾嘉考据的大家王鸣盛，柴先生说：“王鸣盛读书用功，也有一些心得，可是治学态度，极为骄傲，喜欢挖苦人，喜欢教训人，常常形之于笔墨，这一点，他在考据学家中又是突出的。……王鸣盛所以敢这样，是因为他自以为是经学大师，史学名家，文章能手，很了不起。”^[21]并认为：“西庄的学问所以比竹汀逊一筹，骄傲自满恐怕也是原因之一。”^[22]然而，在那个年代，柴先生多次批评骄傲自大的学风不是偶然的。前文提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左的倾向愈演愈烈，有的人借此把自己打扮成“无产阶级史学家”，摘引马列著作的个别字句当成棍子打人，目空一切，骄傲得很。讲史料、讲考据，成为另类，被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在这种气氛下，陈垣先生极少写论文，柴先生也是如此。从《史学丛考》看，五十年代整整十年，只发表了《记<永禁机匠叫歇碑>发现经过》和《<辛亥革命>叙言》两篇文章，且都算不得正式论文。因为他没法写。他只能倾全力精心撰著《历史要籍介绍讲义》，将他的治学思想、治学态度，他的学问写成讲稿，去教育年轻的一代，这就是今天备受学界称誉的《史籍举要》的初稿。1959年以后，学界的形势有所变化，环境宽松了一些，柴先生衷心欢迎这种变化，他以身作则，开始写作。《史学丛考》所收27篇论文中，有16篇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这些论文取材既博，论证又精，这是他学术活动的又一个高峰期。就在这时，他屡屡批评骄傲浮夸，是从正面呼吁人们摒弃这种恶习，坐下来认真读书研究，“做脚踏实地的工作”。

柴德赓先生毕生从事历史教学，培养了大量的学生，传授陈垣先生的学术薪火。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曹永年先生大学本科即从柴先生受业，得柴先生亲炙。数十年来，曹师遵循柴先生指引的学术之路，兢兢业业，从事教学和研究。郭培贵先生是曹师早年的学生，他的新作《明史选举志考论》出版，曹师为他作序，说：“考据作为一种方法，它辨析史料，去伪存真，溯源补缺，探求历史真实，是史学研究的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其实，对于文献和史事，‘溯其源流、考其演变、论其得失、明其意义’，也是考据方法题内应有之义。”史论因见仁见智或许有其时间性，而探求了史实的真相就价值永存，吾师由衷赞扬那些“始终走着一条认真读书，广搜史料、考信史实、通贯史事的路子”的历史研究者。^[23]这表达了他对师承的执着。我追随曹师学习的近五年中，也深深的受到了熏陶，受到了训练。

陈垣先生、柴德赓先生的治学思想和实践，是一份珍贵的遗产。薪尽火传，已经到了我们这一代。事实上，现代史学的发展不仅没有降低考据学的价值，反而增加了它的难度，例如知识量的扩充，取证范围的增长，课题及方法上的更新等等。如何更好的继承前辈的治学传统，回应时代提出的更高要求，我们将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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