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代著名史学家柴德赓先生的遗著《史籍举要》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问世以来，得到广泛的好评。早在1988年就获得了由国家教委颁发的“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吕叔湘先生于1990年发文说：《史籍举要》全书“脉络贯通”，评论“恰中肯綮”，“在同类书中允称上选”。“有志于史学的人，手此一编，费力省而得益多，登堂入室，左右逢源，对于著者一定是感激不尽的。”著名学者瞿林东先生也指出：《史籍举要》是柴先生“多年治史心得的荟萃，实非一般著述可以与之同日而语”，对古代史籍的介绍“如数家珍，举重若轻，侃侃而谈，使听之者不知其倦”。这些评论，确是学界中人深得三昧的肺腑之言，平实而公允，十分中肯，肯定了《史籍举要》在史学的相关领域的重要地位，也反映了《史籍举要》在学术界的巨大影响。

近来看到柯锐思先生于2006年2月21日在“天涯社区”的 “煮酒论史”栏目发表文章，武断地指责柴先生的《史籍举要》没有采用余嘉锡先生在其《四库提要辨证》中关于《后汉书》的一则推论是所谓“小错”。尽管柯先生说是读了《史籍举要》之后“受惠良多”，是依据“子读书而书受子之益”的意思“回馈给这本名著”的，然而通篇抑扬之处，实在难以苟同。在下作为柴先生的一名学生，且是《史籍举要》一书的初稿整理负责人，自然要站出来作一些最起码的辩驳，以清言路，以正视听，不当之处亦请学者诸公不吝赐教。

关于这个所谓的“小错”，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它的确很小，只是在于范晔《后汉书》与司马彪《续汉志》正式合刻前是否在刘昭时就已正式合抄成一书而已。但是在学术上错字当头就难计大小。“小错”也者，婉辞而已。在下倒是要在错与不错之间争个明白，论个清楚，既是为了廓清是非，也是为了安慰在天之灵。

我以为柴先生的《史籍举要》没有采用余先生的主张只是各人所见不一而已。究其原因，余先生的论断早有前人论及，并非首开此说。而且余先生此说也仅是建立在一系列的疑问之上的一种推论，远未成为定说。

疑问之一，余先生的按语在引《梁书·刘昭传》中的句子 “昭集《后汉》同异，注范晔书，世称博悉。出为剡令，卒官。集注《后汉》一百八十卷”之后，接着就说：“不言曾注司马彪志，岂非即在集注范晔书一百八十卷之内乎？然则昭作注之始，即《续汉书》八志并入范书矣。”这里的“岂非”、“然则”完全是推论之辞。作为推论，各人自有权利，然而就此就要人们普遍认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毕竟没有真凭实据，难以阻止别人旁生疑窦。

疑问之二，余先生说：“《隋书·经籍志》有《后汉书》一百二十五卷，注云‘范晔本，梁剡令刘昭注’，而昭所注司马彪志，亦不著录。考《隋志》，范晔《后汉书》仅九十七卷。而昭所注乃有一百二十五卷，较原书增多二十八卷，是即今本之八志三十卷耳。”没有摆出任何理由，连个猜测之词也未用，就说“较原书增多二十八卷，是即今本之八志三十卷耳”，这两卷之差，其中分合如何解释？倘若随意忽略不计，不仅难以服众，而且下文斤斤于将数字凑成相符之数也便显得软弱无力了。

疑问之三，余先生说：“《唐志》，范书作九十二卷，别有刘熙注一百二十二卷。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一引之，以“熙”为“昭”字之讹，谓以《唐志》卷数计之，纪、传九十二卷，合续志三十卷，恰符百二十二卷之数。其说尤为精核。” 这里的《唐志》，应作《新唐志》，因为习惯称《唐志》的《旧唐志》里，并无“刘熙注范晔《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的著录，该内容仅只出现在《新唐志》里，不知余先生是无意的疏忽还是有意的省略，这样处理总是影响到了可信的程度。关于“熙”、“昭”之讹，章氏在《隋书经籍志考证》里，只是作了这样的判断，并无一字的具体考证，是否可信，大有疑问。余先生以所凑数字相符、与己意相合即赞其“尤为精核”，与上文忽略不计数字的差讹，恰成映照。这种随意性必然转化为读者的大疑问。

疑问之四，余先生说：“两《唐志》又有《后汉书》五十八卷，刘昭补注。姚振宗《隋志考证》卷十一云：‘五十八卷者，似即所注司马八志。百二十二卷者，为所注范氏纪、传。两书合计正合本传一百八十卷之数，其卷数分合，不可知已。’其说虽与章氏异，然无论如何算法，皆可以证明刘昭补注范书之中，确已将司马八志并入其内，固无以异也。”两《唐志》确有“《后汉书》五十八卷，刘昭补撰（注）”的著录，但《旧唐志》作“补撰”，《新唐志》作“补注”，小有区别，暂且勿论。问题是被加的“刘熙注范晔《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于《旧唐志》中并无其书，上文已及此事。此处引文中又没有交代清楚，倒是由于引用姚氏之文导致新、旧《唐书》两志混同，造成读者疑惑。再说，两《唐志》于“《后汉书》五十八卷，刘昭补撰（注）”之前，倒是两志共有范晔撰《后汉书》九十二卷与范晔撰《后汉书》论赞五卷，两者相加为九十七卷，正是《隋志》所载范晔《后汉书》的卷数。为什么不在两书共有并无出入的书中作统计，却要硬拉那一有一无、且又有“熙”、“昭”之讹的书来配对呢？所谓“无论如何算法”，恐怕也不能囿于章、姚两家吧。对于客观存在，总不能只看合己之意的部分而避而不谈离己之意的内容吧！更有甚者，即在余先生所引姚氏该段文字之末，姚氏明白指出：“按八志合于范书自刘昭注本始，八志刘注合于范书章怀注则自宋孙奭始。”那么余先生此处所作出的“皆可以证明刘昭补注范书之中，确已将司马八志并入其内，固无以异也”这一结论，只是姚氏断语的重复而已，可是余先生文中完全隐去了姚氏断语，更令读者惊愕之余大增疑问。

疑问之五，余先生在罗列了上述四项推论之后，用“以事理度之”为发语，引出总结性的推论说：“盖自章怀注既行之后，人之言后汉事者，争用其书，而诸家之说尽废，昭注浸以不显。然章怀只注范书纪、传，典章制度无可考详，读者遂用昭原例，兼习昭所注《续志》，以补其阙。故杜佑《通典》述科举之制，以《后汉书》、《续汉志》连类而举，而《通志·选举略》亦言唐以《后汉书》及刘昭所注志为一史，盖由于此。至宋时，昭所注范书纪、传遂佚，而志则藉此幸存，孙奭遂建议以昭所注志与范书合为一编。盖此前昭所注志与章怀所注纪、传，各为一书，至是始合。若夫司马彪志之与范书，则当刘昭作注之时，合并固已久矣。”这一大段话，都是“以事理度之”度出来的，也就是作为推论推出的，虽大都顺理成章，但是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断定两书合二为一的标志是什么？如果刘昭当年用的就是合并的本子，那么刘昭在他的序里为什么不作说明呢？现有的资料最多只能推论到是刘昭把两书放在一起分别作注，这只是一种个人的行为，并未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可，而且在形式上可能也还是各是各的书，各有各的名，“故杜佑《通典》述科举之制，以《后汉书》、《续汉志》连类而举”，也可印证这一状况。如果那时两书合并真的已成普遍事实，那么北宋淳化五年（994年）的《后汉书》初刻本和景德二年（1005年）的校定本为什么都未收入司马彪的续志呢？宋真宗时的孙奭还有什么必要奏请合刻两书呢？孙奭的奏章中又为什么不对此加以说明呢？

然而，最大的疑问还不在于以上这些，而在于余先生批评了《四库提要》作者和王鸣盛之后所引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的一段话及其评论。为了说明问题，先照引余先生的       文字：“《提要》泥于《书录解题》之言，以为二书至孙奭始合为一编，唐以前八志未尝合并，是知其一未知其二也。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虽知刘昭用《续志》补入，而又谓章怀于志仍用昭注为避难就易，是盖以为章怀作注时，已用昭所注《续汉志》合为一书，而未尝考之《书录解题》也。惟钱大昕《养新录》卷六曰：‘刘昭注《后汉志》三十卷，本自单行，与章怀太子所注范史九十卷各别。其并于范史，实始于宋乾兴元年，盖因孙奭之请。昭本注范史纪、传，又取司马氏《续汉志》兼注之，以补蔚宗之阙。厥后章怀太子别注范史，而刘注遂废。惟志三十卷，章怀以非范氏书，故注不及焉。而司马、刘二家之书，幸得传留至今，与范史并列学官。’其于范史与司马志之分合，可谓明辨以皙矣。”在这里，余先生对钱大昕的说法称赞有加，佳评为“明辨以皙”，仿佛钱大昕所表达的意见与余先生的想法完全一致，可是我们无论怎样去读，都无法演绎出这一层意思来。相反，倒是觉得钱氏所强调的正是余先生所想要纠正的呢！其一是钱氏说“刘昭注《后汉志》三十卷，本自单行”，按说这《后汉志》的称呼是司马彪《续汉志》于刘昭作注后将其归入范书之中之后才有的，此时依然“本自单行”，至少可以说明刘昭“取司马氏《续汉志》兼注之，以补蔚宗之阙”这一做法之后，并没有在形式上出现两书合并的事实，这与余先生上文“若夫司马彪志之与范书，则当刘昭作注之时，合并固已久矣”的推论完全相悖。其二是钱氏强调了两书的合并“实始于宋乾兴元年，盖因孙奭之请”，这里《养新录》原文尚有“今北宋椠本，前载乾兴元年十一月十四日牒，具列奭奏。其略云：范氏作之于前，刘昭述之于后。始因亡逸，终遂补全。缀其遗文，申之奥义。盖误以志为蔚宗作，不知昭序已明言司马绍统矣”等七十二字被删，不知余先生在引文时作了删节又不作任何标记或说明，仿佛原文便是如此，这种做法于该段文字共有三处，也颇增读者的疑问。北宋椠本，今不易见，因而孙奭之奏，难睹全豹，赖钱文而略知大概。这些内容均与孙奭之请相关，客观上进一步提高了“实始于宋乾兴元年”的可信度，这岂不是更远离了余先生所要论证的目的了吗？其三是钱氏指出“惟志三十卷，章怀以非范氏书，故注不及焉”，这里的“以非范氏书，故注不及焉”也仅是钱氏的推想，但由此可见李贤作注时所据之本不是两书合并固已久矣之本，如果是合编之本，那么李贤对于注范而不及司马的原因应该另有所交代吧。以上三点表明，钱大昕《养新录》的这段话的内容与余先生的本意相去甚远，也应归在他所说的“是知其一，未知其二”之列，结果却被他拿来作为自己推论论证的主要支柱，这岂不让人大惑不解！

总之，余先生的立意也只是一种推论，是一家之见，提出来供大家研究，这种探讨对于学术发展是有益的。但是如果像柯先生那样把推论当作定论，把一家之见看成普遍共识，并进而升格为划分是非界限的评判标准，对于没有采用的就一律指为“小错”，这就太缺乏学术民主意识了。倘若余先生在世是决不会允许他的弟子以这种态度来经纬世事的。

值得一提的是，柴先生的《史籍举要》在论及《后汉书》相关问题时，同样也引录了钱大昕《养新录》中的这段文字来说明问题。为什么同一段文字在《四库提要辨证》中被余先生评为“其于范史与司马志之分合，可谓明辨以皙矣”，到了柴先生的书中却发挥不了“明辨以皙”的作用而被某先生指为沿袭《提要》之误而不察的“小错”呢？

诚如柯先生所言，“柴德赓先生的《史籍举要》最能善用《辨证》。二十四史中，余嘉锡辨证十二种（其实是十三种，柯先生统计有误），其成果多为《史籍举要》采用”，那么我也倒要借此问一句，为什么唯独《后汉书》一条恰恰没有采用呢？再说在同类书籍中不论是出得较早的或是出得较晚的，都未见有哪一部书在《后汉书》部分提到余先生的《辨证》之说，按柯先生的逻辑，那不是这些书全都有错了吗？由此也可见小错之说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