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籍举要》探微
来源: 《百年青峰》   发布时间: 2012-10-17 19:26   4056 次浏览   大小:  16px  14px  12px
柴德赓先生的《史籍举要》自1982年问世以来,好评如潮,被认为“在同类著作中允称上选。”许多学者著文,从不同角度赞扬它的成就,其学术价值越来越被人们称道。对这部著作,我们不知读过多少遍,常读常新,觉得还有许多精微之处仍值得人们去探寻,去认识。

    柴德赓先生的《史籍举要》自1982年问世以来,好评如潮,被认为“在同类著作中允称上选。”许多学者著文,从不同角度赞扬它的成就,其学术价值越来越被人们称道。对这部著作,我们不知读过多少遍,常读常新,觉得还有许多精微之处仍值得人们去探寻,去认识。

1962年11月,柴德赓先生在《重印<书目答问补正>序》中说:
(此书)每一部书名下,注明作者姓名、版本出处、卷数异同;择其尤为重要的书,加些简单按语,像郝懿行《尔雅义疏》下注云“郝胜于邵”[1],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下注云“甚便初学”,李兆洛《历代纪元编》、《地理志韵编》下注云“此书最便”等,这都是指示读书门径。(中华书局,1963年版,卷首,第2页
目录书加按语,指导读书,应该说是张之洞针对生童读书需要而作的创新。柴德赓先生吸取并广泛运用了张之洞的方法,大量加注简单按语来指导读书,还“因事附见”介绍史书源流、史学常识,扩大读者的学术视野,进而培养学生的治学能力。
《史籍举要》这一重要特点和优点,似至今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我们提出来,供读者参考,并请指正。
                        一、 指导读书
(一)《史籍举要》(以下简称《举要》)于每一部书都要以极精简的文字,介绍它的基本内容、特点、和价值。大多在介绍该书起始,置于书名、卷数、作者之后。如:
《元史》……记太祖至顺帝十四朝历史,编次多有疏漏、舛误之处,但成书早,保存有极丰富的史料,对其重要性不可忽视。(《史籍举要》,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第143~144页,下同)
也有置于文中适当地方,如:
《左传纪事本末》为一极好之工具书。(第202页)
还有散置于全文的各处,如《三朝北盟会编》,起始云:
这是专记徽、钦、高三朝宋金交涉史事的编年体史书。(第184页
文中又云:
其所以名曰“会编”,盖以征引材料皆全录原文……故其史料价值很高。(第185页)
文末再曰:
总之,《会编》一书是研究两宋之际史事尤其是宋金关系史的基本史料。(第185页)
此类按语,寥寥数语,概括内容,且作评价,极为精粹,是点睛之笔。非对此书有深入了解,不足以言此,体现了先生的深厚功力。读《举要》,熟记此类按语,便可得其要旨。
(二)《举要》将所介绍的七、八十部要籍按功能分为三类分别指出它们的价值所在,使读者学习更具目的性。
第一类是材料书。如:
《史记》所包含的材料,绝大部分是研究中国古代史所必需的资料。(第7页)
(《梁书》、《陈书》)是现存记载梁陈两代的比较原始的史书。(第66页)
《辽史》……成书仓卒,内容阙略,但因记载辽代史事的其他书籍很少,所以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第135页)
二十四史中,除《宋史》和《明史》而外,先生认为都是材料书。此外,
(《明史纪事本末》),可做材料书用。(第199页)
《元典章》……记述元英宗以前的典章制度,史实多为《元史》所无,为研究元史的重要资料。(第229页)
被列为材料书的还有:编年体:司马光《资治通鉴》、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政书体: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清通考》、王溥《唐会要》、《五代会要》;传记类:慧皎《高僧传》、道宣《续高僧传》、朱熹《宋名臣言行录》、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地理类:郦道元《水经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法显《佛国记》、玄奘《大唐西域记》等。
明确了哪些书是材料书,日后作研究,即可从此类书中搜集所需的第一手材料。
第二类是参考书。
《宋史》《明史》虽名列二十四史,但先生认为只是参考书。《举要》说:《宋史》
是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向有繁芜杂乱之称,但仍有许多漏略,大体北宋详而南宋略,志和表的参考价值较高。(第125页)
原因是    
 五代以前诸史,编纂之初的搜集史料是个大问题……但原材料大半散亡,幸赖诸史以存。正史之所以有价值,原因大半在此。《宋史》的情况和以前诸史则显然不同。(第125页)
《明史》也是如此,
研究明代的历史很复杂,很多问题,非《明史》所能包括,但《明史》仍不失为研究明朝历史的主要参考书。(第153页)
因为原材料大多可以找到,《宋史》、《明史》所载多为二手,其价值受到限制。指出这一点,是教导初学者要努力去搜寻更原始的史料。而作为重要的或主要的参考书,也自有它不可替代的价值。此外,如:
《清史稿》是学清史的人的基本参考书,但缺点很多。(第161页)
《西域水道记》专述西北地区水文地理……对研究新疆及其附近地区历史地理情况极富参考价值。(第263页)
第三类是工具书。
此类书因为原始资料俱在,无史料价值,只能便阅读,备检索,做工具书用。便于阅读者,如:
《通鉴纪事本末》材料尽出于《通鉴》,《通鉴》原书具在,引用时仍当根据《通鉴》。(第194页)
《通鉴纪事本末》只能作为检阅《通鉴》的工具书,不能作为原始材料。(第194页)
便于检索者,如:
(《西汉会要》《东汉会要》),分别记述两汉的典章制度等事,为检索两汉资料的极好工具书。(第225页)
《三国会要》《明会要》等皆同。除此之外,先生还在“以朝代为主的传记”一目中,附见“引得”书,云:
以朝代为主的传记还有很多。近年来因工具书发达,搜集传记材料较为方便,例如前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所编《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综合引得》、《三十三种辽金元传记综合引得》、《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三十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即是查索传记资料的工具书。四种引得共收八万余人,从北宋至辛亥革命将近一千年间的重要历史人物大都可以从中查出线索,极为有用,为图书馆必备之书。(第250页)
这都是指导读者利用工具书去查找资料,特别切合实用。
(三)同类书籍,常常提示其与他书的关系,使知识得以贯通,并在比较中有所取舍。
1、关于内容重叠的书
二十四史中有些史籍部分内容重叠,如《汉书》所记汉初至武帝的历史与《史记》重,《后汉书》东汉末年部分与《三国志》重;《南史》与宋、齐、梁、陈四书重,《北史》与魏、齐、周、隋四书重,《新唐书》与《旧唐书》重;《新五代史》与《就五代史》重。对此,《举要》一一予以比照,指出了阅读时应注意之点。如:
《汉书》史料来源……武帝以前,因《史记》已有完整记载,绝大部分用《史记》原文,文字略有精简,有些重新加以安排、剪裁,大体上还是《史记》原材料。(第14页)
《汉书》的志比《史记》的书详密得多。(第5页)
《举要》还据赵翼《廿二史劄记》所作的对勘,指出了《汉书》比《史记》增传目,增事实,增文章的具体内容。至于《三国志》与《后汉书》,《南史》《北史》与八书的重叠,《举要》说:
《三国志》中有些人物传记与《后汉书》重复,如董卓、公孙瓒、陶谦、袁绍、袁术、刘表、吕布、藏洪、华佗等,两书都有传。……我们正好利用两书异同来作研究。(第38页)
(《南史》、《北史》)主要删节八书而成,但也有新增史料,且有校勘、补正南北朝史书的价值。(第94页)
两唐书,《举要》在多处作了详细比较。说:
(《旧唐书》)保存史料丰富,具有《新唐书》所不能代替的价值。(第101页)
(《旧唐书》)诸志虽有简略之处,然《新唐书》志出后,旧志仍有参考价值,如《食货志》中述租庸调制,仍当以旧志为准。(第106页)
《新唐书》……与《旧唐书》相比,事增文省,搜罗了不少新史料,志的内容比较详细,又新增了表,但本纪和一些列传过于简略,故新书成而旧书不可废。(第107页)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云:“新书最佳者志表,列传次之,本纪最下。旧书则纪志传美恶适相等。”此言近似。(第111页)
总之,新旧唐书并行于世,事有同异,学者不能偏废。(第111页)
至于《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举要》云:《新五代史》
将五代而为一撰成,较简要,并补充了不少新史料,用力很深……与《旧五代史》同为研究五代十国历史的主要资料。(第117页)
《通鉴》所记历史,涵盖从《史记》到新旧《五代史》,与十七史相重。如何对待,柴先生亦有按语进行指导:
钱大昕云:“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于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而裁正之。” (第175页)
总之,《通鉴》的史料绝大多数是可以相信的。具体说来,三国以后至隋的史料价值胜于战国秦汉,唐五代的史料又胜于三国以后至隋的一段。(第174页)
2、关于书籍的因革异同
以十通为例:《通典》、《通志》、《文献通考》,虽三通并称,史料价值却迥然相异。《举要》说:。
《通典》材料的来源,唐以前主要是把各史的“志”系统起来,魏晋以后的文集和其它资料,也被充分利用;唐朝的材料,取自实录、国史及政府档案等,内容更为丰富。(第207页)
它的成书在《唐会要》和《旧唐书》之前,讲唐代史自是第一等史料了。(第211页)
讲《文献通考》,与《通典》相比,
材料来源,宋以前用诸史及《通典》,宋则据国史、会要及诸儒议论……《通典》材料可贵在唐,《通考》材料以唐中叶至宋为佳,各有重点,取舍也不同。(第217-218页)
而《通志》则不同
《通志》本纪、列传既无新内容,实无多大用处……二十略内容很丰富,发凡起例颇有见解……论前代政治制度止于隋唐,只是有些研究心得,不能作为材料依据(第213-215页)
三通之优劣自见。至于乾隆时所修六通和刘锦藻所著《续皇朝文献通考》,《举要》说:
此六书皆仿《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体例而作。《续通典》、《续通志》、《续通考》材料皆取自宋元明史,非上等材料。《清通考》在清朝“三通”中成书在前,材料皆取自当代档案,故有价值。《清通典》、《清通志》材料即转抄自《清通考》……刘锦藻所著《续皇朝文献通考》……所述自乾隆至光绪,颇有用。(第219页)
读此,十通之价值,因袭关系等等,一目了然。
3、关于书籍的互补
以魏晋南北朝制度史资料为例。《三国志》有纪传而无表、志,《史籍举要》于《宋书》介绍说:
(《宋书》志),自班固《汉书》、司马彪《续汉书志》之后,今存史籍,惟《宋书》诸志资格最老。宋志不仅记刘宋一代制度,亦上溯至曹魏,中间包括晋代,故不但材料可贵,分量亦颇不少。(第56页)
(《晋书》)诸志叙述自汉末始,这是因为《三国志》无志,必须补足此段,以接前史。诸志材料多采自沈约《宋书》。(第48页)
唐修《晋书》,多从《宋书》转录,故宋志价值自在晋志之上。(第58页)
读此可以明白,《三国志》虽然无志,其相关内容可以从《晋书》《宋书》求之,而《晋书》所叙实源于《宋书》。又,梁、陈二书皆无志,北朝除《魏书》外,《北齐书》《周书》亦皆无志。《举要》于《隋书》介绍说:
贞观十五年修志时,诏书明说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志》和修《隋书》不是一回事。后来把《五代史志》和《隋书》放在一起,因隋为最后一代,附入《隋书》,较为方便而已。(第90页)
所以,《隋书》志包括梁、陈、齐、周、隋五朝制度。联系起来看魏晋南北朝,《三国志》和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书,志之有无及其内容的因袭变化,脉络通贯清晰。《举要》还指出:
《南齐书》诸志中,《百官志》最简明。读南北史的,每苦官职纷杂,先读《南齐书·百官志》可以得其概略。(第65页)
指导读书,细致入微
(四)同一时期的史书,因为有按语沟通,遂成一代之资料体系。
以宋代历史为例。正史为《宋史》,
元修《宋史》,虽在宋亡后六十余年,宋代有关史料,大都保存。……可见宋史资料,取之不尽。修《宋史》者,非史料不足之可忧,转觉如何选录如何组织之不易,《宋史》之困难在此,《宋史》之缺点亦在此。(第125~127页)
《宋史》中惟此等史料(按,即董文炳所收存宋国史)是其独有。(第126页)
编年类有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之《续资治通鉴长编》
此书材料多取政府档案、实录、杂史、文集等;……焘以南宋人,撰北宋史书,用力专且久,故《长编》极富史料价值。……《长编》一书实为研究北宋历史的基本史料。(第183-184页)
但可惜英神两朝有残缺,徽钦两朝全无。幸南宋杨仲良作《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将李氏此书以纪事本末法改编之。……此书收徽、钦二朝事,可补今本《续资治通鉴长编》之缺。(第184页)
另有《三朝北盟会编》,
专记徽、钦、高三朝宋金交涉史事……征引材料皆全录原文,……故其史料价值很高。……是研究两宋之际史事尤其是宋金关系史的基本史料。(第184-185页)
也是从《永乐大典》辑出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是专记南宋高宗朝史事的编年体史书。……《四库提要》有云:“……在宋人诸野史中,最足以资考证。” (第186页)
政书类有《文献通考》
此书材料来源……宋则据国史、会要及诸儒议论……《通考》出于《宋史》之前,《宋史》之志又多出于《通考》,故《通考》之价值至少与《宋史》相等。(第217-218页)
会要类有《宋会要辑稿》,
是记述宋代典章制度的资料巨著。……材料丰富,十之七八为《宋史》各志所无,实在是研究宋史至关重要的资料。(第222-225页)
传记类有《宋名臣言行录》
本书材料来源,多据碑传行状,笔记杂史等……为后来元朝修《宋史》所本。对研究宋史而言,显然是基本史料之一。(第245页)
《名臣碑传琬琰集》,
材料主要取自墓碑铭志别传。……与《宋名臣言行录》互为参佐,同样是研究宋代人物有用资料。(第246-247页)
地理类有《太平寰宇记》
总是一部好书。……材料丰富,做的比《元和郡县志》好。(第258-259页)
《元丰九域志》,
可补《宋史·地理志》讹谬之处不少。(第260页)
《舆地记胜》,
引文丰富,所引书又多佚本,可补史志之阙甚多。(第260页)
《东京梦华录》,
不仅多有反映北宋社会经济生活及仪礼典章方面的可靠资料,而且记载与宋志颇有异同,可以互相考订纠正。(第265页)
《梦梁录》
其书记南宋临安事……此书与周密《武林旧事》互相参证,可得知南宋都城临安的有关情况。(第265页)
《武林旧事》
记南宋都城临安杂事,十分详备。(第265页)
以上诸书虽散见各处,《举要》作介绍,常常照应它们之间的因袭异同。有心人读之,自会对北宋一代的基本史料及其相互关系得到一个比较完备的认识。
 
二、拓展知识
“历史要籍介绍”一课的主要任务是讲授中国历史方面的基本文献。但柴德赓先生为他的讲义额外增加了新的任务:“史书源流,史学常识,因事附见,以切实有用为主。”将相关知识有机地渗透在整个讲授过程之中,大大开扩了学生的眼界,拓展了他们的知识领域。
(一) 史书源流
《史籍举要》按目录学体例分类介绍历史要籍。正史类二十四史的介绍,本身就体现了它的发展脉络,用不着再作说明。其它体例,如纪事本末类,《举要》首先介绍它的起源:
纪事本末这一种体裁,在中国史学史上出现是比较晚的。中国史学最早是编年体。太史公出,创造了包括纪传表志的综合体例,南北朝以至唐宋,大致如是。至南宋始有纪事本末一体,以事件为主,不以年代、人物为主,史体遂备。(第191页)
然后,逐一介绍《通鉴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附《元史纪事本末》、《续通鉴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左传纪事本末》,并引出“九朝纪事本末”。
 
以上所讲五种纪事本末,加上张鉴《西夏纪事本末》三十六卷、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四十卷、《金史纪事本末》五十二卷、杨陆荣《三藩纪事本末》四卷,即为坊间所通行的“九朝纪事本末”。(第202页)
最后又说:
自宋以来,史体有以史事为主的一体,其形式不外乎纪事本末,亦步亦趋。自明至清,此体逐渐发展……清代官书中,又有“方略”一种,实亦纪事本末之类……至近代,此体最为发展,以年月为次,以事之首尾为起讫。(第202~203页)
纪事本末的源流变异,清清楚楚。对于政书类、编年类等的源流也都有相似的安排和介绍。
(二)史学常识
此类因事附见的史学常识很多,今举数例:
1、   图书聚散常识。
《举要》于介绍《隋书》时说:
隋初牛弘上书,请开献书之路(见《隋书》卷四十九《牛弘传》),历举秦火以后,书有五厄。除秦火一厄和王莽亡国一厄已见《汉书》以外,尚有三国初一厄,永嘉之乱一厄和梁元帝江陵覆没一厄。南朝书籍损失更大,《隋志》常注明“梁有今亡”,即此之故。(第93页)
2、目录学史常识。
《举要》介绍《汉书·艺文志》时指出:
艺文一志,为后世目录学之祖,于祖国文化贡献尤大(第16页)
于《隋书·经籍志》进一步阐明:
《经籍志》源于《汉书·艺文志》……叙学术之源流,考书籍之存亡,概括六百年来图书情况,是中国古代书籍的第二次总结。因而《隋书·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后的一部非常重要的目录书,在学术文化史上是一大贡献。(第93页)
对《宋史·艺文志》的评价是:
        草率过甚,连篇累牍,不免重复。(第127页)
《明史》则指出:
        《艺文志》重要,其体例与前史不同在于专记明一代之书目。(第158页)
对目录学的两部奠基之作和史志目录的概况作了简要介绍。这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大事。
3、版本常识:
先生对于版本极为重视,几乎在每部书籍之后都要详细介绍它的版本,且常以简单按语加以评述,如:
 现存《汉书》的版本,百衲本用的史北宋景本,应该说是最早的刻本了,但景本虽早也不免有错。(第21页)
《魏书》善本少,百衲本以宋蜀大字本配元明递修本三十七卷成书。原本敝,商务印书馆影印时描摹多失其真,不能以其出自宋本而一切信之。(第81页)
因此,很多版本专有名词,如百衲本,殿本、监本、库本、宋蜀大字本、元明递修本;刊本、刻本、活字本、善本等得以附见。
4、校勘常识。
《举要》谈到《通鉴》胡三省注,说:
胡注不单是作注,实兼校勘。……他用的校书方法,理校(根据理论和学识判断)为多;他校(以各种有关书籍来校)次之;本校(以本书校本书)、对校(取古本相比对)则较少。(第177-178页)
三言两语将陈垣先生的校勘四法介绍给了读者。
5、辑佚常识。
《举要》介绍诸家《晋书》时说:
以上诸书全书虽亡,但部分为类书所引用,今仍保存于类书如《初学记》、《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及《文选》注、《世说新语》注中。吴士鉴《晋书注》即引诸家《晋书》遗文以注《晋书》。(第47页)
提及《通典》的价值,《举要》说:
由于《通典》所引唐以前史书都是卷子本,不少今已散失。于是,这部书又往往为史料辑佚和校勘工作提供了珍贵的来源和依据。王国维就曾辑出杜环《经行记》;陈援庵先生从“乐典”中辑出《魏书·乐志》向来所缺的一页。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第211页)
又介绍邵晋涵辑录《旧五代史》:
从《永乐大典》各韵中所引的原文辑出的凡十之八九;又取《册府元龟》、《太平御览》、《通鉴考异》、《五代会要》、《契丹国志》、《北梦琐言》诸书,以补其阙;并参考新旧唐书,《东都事略》、《宋史》、《辽史》、《续通鉴长编》、《五代春秋》、《九国志》、《十国春秋》,及宋人说部文集,并五代碑碣尚存者以资辨证。薛史原书体例不可得见,据各书所载,大致按原书编排。(第115页)
读此,对辑佚的方法及辑佚所据文献的选择便有了初步的认识。
6、其余零散的知识点随处可见。
《举要》讲《旧唐书》的作者,引《五代会要》开运二年史馆上新修前朝李氏书云云,加以说明:
其云前朝李氏书者,避晋高祖嫌名,权易之耳。……张昭远事迹见《宋史》卷二百六十三,因避刘知远讳,去远字,改称张昭。(第102-103页)
这是避讳的实例。
年谱之学多因读名家文集而不知其平生事迹或每多解释不通而兴起。其作法,自一人之初生以至死亡,每年举出事实。此种材料来源,或属本人事迹,或举其同时人有关事迹,或举当时政治上有何重要变动,然其最主要的材料为本人文集。(第251页)
这是在介绍年谱兴起、作法和资料来源。
邸报 即朝廷内部传阅的材料,主要是奏章的底本,明后期史事多凭邸报。(第156页)这是介绍邸报。
墓碑盛于东汉,别传则盛于汉魏之间。(第246页)
这是讲墓碑别传。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三)与要籍有关的书
    《举要》所介绍的要籍虽然只有七八十部,但柴先生于许多要籍,都要讲它的注本和重修、改修、补修的著作。如:由《三国志》引出裴松之《三国志注》,卢弼《三国志集解》,并作重点介绍。《举要》还说:
 在卢氏以前,清代学者对《三国志》作研究者颇不乏人,如杭世骏《三国志补注》六卷,赵一清《三国志注补》六十五卷,钱大昭《三国志辨疑》三卷,潘眉《三国志考证》八卷,梁章钜《三国志旁证》三十卷,钱仪吉《三国志证闻》三卷,各就所见,对三国志注有所补充校订。其中赵一清注补较详。此外,洪亮吉作《三国疆域志》,谢钟英又作《三国疆域志补注》,洪饴孙作《三国职官表》,吴增仅作《三国郡县表》,这些书对研究《三国志》都有帮助。(第43-44页)
于裴注,还附见他子孙的作品
 他的儿子即作《史记集解》的裴,他的曾孙裴子野作《宋略》,为刘知几所赞赏,可称一门史学(第40页)
总计十四部著作。又由《晋书》引出的改编和校注书有:茅国靖《晋书删》、蒋之翘《补晋书》、郭伦《晋纪》、周济《晋略》、毕沅《晋书地理志新补正》、周家禄《晋书校勘记》、劳格《晋书校勘记》、丁国均《晋书校文》、吴士鉴《晋书斠注》、汪兆镛《晋会要》等十部著作。
另外,由明清《实录》引出档案,也值得一提:
实录所据为档案。明代档案流传至今甚少。清代二百六十余年档案,今存故宫博物院,按年按月按日包扎保存,此实最重要史料,且是一大部编年史资料。我们研究清史及近代史当十分注意此等史料。(第189页)
《举要》所介绍的史籍不过数十部,但是围绕它们的注、补、考订、重作、补作书,无疑数倍于此。此种做法不仅大大扩充了本书的目录学信息量,也为读者进一步研究铺垫了很好的基础。
(四)因评论需要而引出的文献
《史籍举要》在介绍诸要籍时,为探讨文献的作者,史料的来源,编撰体例、内容,并作评价时,常常旁征博引,引出大量著作,本文不可能一一列举。
其中重要而引用最多的是:顾炎武《日知录》,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文集》,赵翼《廿二史劄记》、《陔余丛考》,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刘知几《史通》,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郑樵《通志》,《四库提要》和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章学诚《文史通义》等
读《史籍举要》特别是曾经听及过柴德赓先生讲授的学生,学下来,对上述著作久已耳熟能详。如果好学,按先生的指教,再去查对原书,了解原书,那就收获更大,基础就更宽厚。
 
三、 培养研究能力
《史籍举要》不仅是密集的大容量的知识传授,柴德赓先生还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使读者接受科学研究的熏陶,培养他们的研究能力。
(一) 治史态度
柴德赓先生特别重视治学态度。他很少正面说教,而是在行文中,用具体事实,给读者以潜移默化的熏陶。
首先是治学的勤奋和执着。在我国古代不乏以数年、数十年,乃至毕生精力,兢兢业业从事史学著述的学者。《举要》每有涉及,必予表彰。如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著书,发愤完成《史记》,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汉书》作者班固,其父彪
欲踵继《史记》,作《后传》六十余篇。彪卒,固继父业,……永平中,受诏完成其父所著书,潜心积思二十余年,到建初中写成《汉书》,开创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第14页)
《后汉书》作者范晔
《宋书》本传说元嘉九年“左迁晔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这时范晔才二十七岁,到被杀时,已二十一年,仅成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十志未就。(第22页)
《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
        《序传》有《上南北史表》云:“一十六年,凡所猎略,千有余卷。连缀改定,止资一手。”延寿自言著书经过如此。一人著书十六年,其精力专固有不可及者。(第94~95页)
杜佑作《通典》,据
 杜佑进书表有“自顷缵修,年逾三纪,识寡思拙,心味辞芜之语。以贞元十七年(801年)言之,佑已望七之年,上推三十六年,初作书时,当在代宗大历之初。 ……以三十多年时间修成一书,其功力之深可知. (第206页)
欧阳修、宋祁修《新唐书》
《新唐书》修于仁宗之世,宋子京共修十七年,欧公稿凡六、七年。列传先成,本纪、志、表后成,最后由欧公看详,令删革为一体。(第108页)
司马光作《通鉴》,
始修于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在这以前,司马光已编成了从战国到秦的八卷编年史,……(熙宁)三年(1070年),判西京御使台(在洛阳),其后四任提举嵩山崇福宫。自是居洛阳者十五年,总是以书局自随……把全副精力用之于修《通鉴》。直到元丰七年(1084年)成书,年已六十六。(第163-164页)
修《通鉴》前后至少用了十八年以上。胡三省为《通鉴》作注,据他自撰《新注资治通鉴序》
        自言从宝佑丙辰出身进士科起,至乙酉成书,前后三十年,中间还丢失过一次稿子,重新注过。(第177页)
此外,明末严衍作《资治通鉴补》,耗去师生“三十年精力”(第181页);清代施国祁“治《金史》三十年”,成《金史详校》和《金源札记》(第143页)等亦予提及。
《举要》不厌其详列举表彰他们穷年累月、默默无闻、勤奋执着的工作精神,读来极让人感动。
其次,柴先生认为治学必须严谨、审慎。他也以古代史家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他在介绍《史记》的史料价值时,以很大篇幅论证:
        《史记》不仅材料丰富,而且对史料的选择也抱审慎态度。(第7页)
《举要》在介绍《汉书》史料来源时说:
武帝以前,因《史记》已有完整记载,绝大部分用《史记》原文,文字略有精简,有些重新加以安排、剪裁,大体上还是《史记》原材料。有人说,《汉书》曾抄袭《史记》,但班固治学谨严,字句略有更动,内容不变。(第14页)
武帝以前的史实就那么一些,《史记》已经做了整理,《汉书》自不得不因袭,只能增加一些传目、内容和文字。班固能够做到字句略有更动,内容不变,其严谨态度可以想见。此类例证还有不少。
 出于治学严谨的要求,《举要》特别强调资料性、研究性著作要注明出处。如:《西汉会要》,《举要》说
《西汉会要》史料都是根据《汉书》纪、表、志、传,每条均注出处。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不注明出处,阅者要核对原书就困难了。(第226页)
他还赞成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
        主要材料为宋元人笔记,大部分材料为正史所不载……为研究宋代人物的极好资料。丁书对所搜集的各种传闻轶事,如朱熹《宋名臣言行录》之例,一一注明出处,头绪清楚,且间有公考证订正。(第246页)
而《新元史》则不然
《新元史》增事甚多,如韩林儿、徐寿辉等起义的事迹,材料多超过《元史》,但缺点是眉目线索不清,又不注明出处,使研究者不能贸然引用。(第152页)
再次先生认为治学要公正平和,不能存偏见。如论及对《汉书》断代史体例的评价,《举要》罗列了刘知几和郑樵两人的不同态度。
《史通·六家》篇:
“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古迄今,无改斯道。”刘知几对断代史与通史都很赞成。这是一种态度。(第17页)
宋代的郑樵则是另外一种态度。郑樵主张编通史,反对写断代史,故对班固评价极低,他在《通志 ·总序》中痛斥班固,谓“迁之于固,犹龙之于猪。”这样的评价,其实也不公平。……郑樵这种态度恰好反映他的偏见。(第17页)
《举要》显然是赞成刘知几的平和而不赞成郑樵的偏见的。王鸣盛是乾嘉时期的大史学家,《十七史商榷》是一部名著,《举要》曾多次引用。如引用该书对范晔思想的评述并表示赞同。但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最不赞成李延寿,几乎开口便骂。卷五十三谓李延寿“学浅、识陋、才短、位又甚卑,著述传世千余年以来,遂成不刊之作,一何多幸耶!”……王鸣盛武断偏见,评延寿每过其分。(第100页)
对于学术问题,持不同观点,完全是正常的事情。郑樵、王鸣盛对班固、李延寿张口便骂,这种武断、傲慢的态度,柴先生是极不以为然的。
(二)史料搜集
搞研究,搜集资料必须完备。先生认为:
研究一个问题,必须把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史料尽量搜集起来,这是调查研究工作的最基本的条件。(第2页)
这一主张成一条主线自始至终贯穿于《史籍举要》。柴先生列举
(裴)松之收集三国史料凡一百五十余种,目录见《廿二史箚记》卷六“裴松之三国志注”条。(40页)
又,卢弼《三国志集解》
卢氏既注陈寿原文,亦注裴注,用功至勤,征引至繁,可谓应有尽有,比《后汉书集解》更有用处。(第44页)
于清彭元瑞、刘凤浩《五代史记注》,称赞它
以《旧五代史》、《册府元龟》、《通鉴》,旁及宋人所撰别史、霸史、传记小说、舆地书凡二百余种,为欧史作注。此书为研究五代史者搜集丰富材料,不仅可以补充与订正欧史而已。(第122页)
此外。《举要》还指出,《通鉴》引书“凡二百七十种,尚不包括文集中的资料”;《三朝北盟会编》引书达一百九十六种,亦不包括文集;陈垣先生《通鉴胡注表微》引书有二百种之多。等等
而另一方面,清郝懿行补《宋书》刑法、食货二志,
材料皆从《宋书》辑出。……二志合并共补一百五十三条。……于《宋书》外不能得一条材料,仅可作材料索引用,未可便作材料书看。(第57页)
其价值比《五代史记注》低的得多。还有一种情况,如吴士鑑《晋书斠注》:
凡引书三百二十余种,前后二十余年,用力甚勤……惟吴氏于胡三省《通鉴注》中所有精语亦未能利用,殊为可惜。(第53页)
这是一种教训。
三)史料整理
《举要》介绍了李焘的方法:
其作书方法,周密《癸辛杂识》曾记之:“焘为《长编》,以木橱十枚,每橱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日月先后次第之,井然有条”(第183页)
这是给史料按时间归类。司马光写《通鉴》,作长编,是进一步将史料进行排比。《举要》说:
做象《通鉴》这样一部大书,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中间有个工序问题。司马光决定先作长编,然后就长编删定成书。长编的要求,材料不妨广泛,年月必需清楚。把所有比较重要的历史事实,都按年月排比起来,这是很费力的事情,也是极细致的工作。……这种编书的方法可以学习。(第169-170页)
这都是行之有效,值得学习的方法。
(四)考证
有了史料,接下来是如何处理史料,研究史料。此时常常会发现问题,这就需要作考证。《举要》写了司马光的《通鉴考异》
史料本身有异同,这是考异问题。……魏晋以后,史料逐渐增多,一件事情有几种说法,甚或相反,这该怎么办?……司马光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凡是材料有异同的,他经过反复研究,选择比较可靠的修入《通鉴》。他比前人更进一步,把各种不同说法和自己选择决定的理由,和盘托出,逐条说明。作成《通鉴考异》三十卷……当然,主观片面的地方也难免,应该说是基本是正确的。这是修《通鉴》的副产物,也是《通鉴》这部史书在史料学上的一种贡献。(第172-173页)
又介绍了考证的方法,如本证的办法:
清代梁玉绳撰《史记志疑》三十卷,专挑《史记》的互相矛盾的地方,这是用本证(以本书正本书)的办法,用功很深,对研究《史记》有帮助。(第8页)
此外,在介绍吴缜《新唐书纠谬》、汪辉祖《元史本证》时,也指出他们用的是本证法
先生还书中作考证示范。如考证《晋书》的作者,柴先生说:
实际上房玄龄不过以宰相领导修书,并未参与编修工作,真正参与《晋书》修撰的,据《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传》说:玄龄“与中书侍郎褚遂良受诏重撰《晋书》,于是奏取太子左庶子许敬宗……等八人分功撰录。”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三单纯从德,玄龄两传比较,便以玄龄传八人为准,而以德传中“一十”二字为衍文,并以为《新唐书》盖误本《旧唐书》而未及改正。其实,《新唐书·艺文志》于《晋书》下列参预修书者名单,计有:方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等,所载凡二十一人。《唐会要》卷六十三亦载二十一人,只是姓名略有不同,房、褚除外,凡十九人。高似孙《史略》所举亦十九人,则令狐德之外,且有十八人。可见,王鸣盛的主观臆测是错误的。(第45页)
从《旧唐书》房玄龄、令狐德棻两传所记参与者十八人、八人歧异入手,谈到王鸣盛的意见,然后引《新唐书·艺文志》、《唐会要》、高似孙《史略》为证,指出“王鸣盛的主观臆测是错误的。”问题的提出,证据的引用,到结论的表述,清清楚楚,极具示范作用。
又如《辽史·耶律斜珍传》说杨业被擒“但称死罪而已”,《举要》揭出《宋史》记载是“乃不食”死,并以《辽史》本纪和耶律奚底传为旁证,证明“自称死罪”是《辽史》夸口之词,非常有说服力。
再如考证《旧唐书》的作者,以言监修,则赵莹在先;以言纂修则张昭远等之功居多,刘昫实际只领职七个月,表上全书时领衔具名而已,等等都具有示范作用
(五)议论
研究历史总是要评价人物,评论史事,是要议论的。《举要》于文献的作者、资料优劣等等,议论往往因事而发,给读者以启迪。
在评论《史记》的价值时《举要》说:
司马迁的进步观点还表现在评论人物实事求是,取其一节,不求全责备,亦不以成败论英雄。《史记》所载人物,见于列传的已有二百余人。本纪、世家,基本也是人物。凡是叙述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关系时,在叙述过程中司马迁自然已反映出自己的看法。另外,他又在每篇之后,都加一赞语,以“太史公曰”四字为发端,予以正面评论。如……论陈涉以苛察为忠,诸将不亲附以败,然言“陈涉虽已死,其所置遣诸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列项羽于本纪,反映了他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进步观点;同时,他也在赞中批驳项羽“天之亡我”的说法,指出项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这些论点,对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都非常明确。(第10~11页)
这是教导读者评价人物要实事求是,既不以成败论英雄,也不能只看一面,而无视另一面。
关于《三国志》以魏为正统,《举要》首先说:
《魏志》有本纪、列传,蜀、吴二志只有列传……照这样看,是以曹魏为正统了。东晋习凿齿作《汉晋春秋》,不满意陈寿的作法,以晋接汉,以刘备为正统。司马光作《通鉴》以魏纪年。朱熹作《通鉴纲目》又以蜀汉纪年。宋人萧常作《续后汉书》,元人郝经也作《续后汉书》,明代谢陛又作《季汉书》,都是为了要替刘备争正统。这些书实际是为各自成书时的政治服务。(第37页)
指出正统之争是为成书时的政治服务。在这种形势下
陈寿当时用魏作正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的。因晋受魏禅让,如不承认魏,即是间接不承认晋。陈寿身为晋人,晋朝人写历史不为晋朝政治服务是不可能的。但陈寿把三国分开写,明明表示三国鼎立,不相统摄,这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钱大昕为其弟大昭作《三国志辨疑序》文中说:“夫晋之祖宗所北面而事者,魏也。蜀之灭,晋实为之。吴蜀既亡,群然一词,指为伪朝。乃承祚不唯不伪之,且引魏以匹二国,其秉笔之公,视南董何多让焉。”钱氏此论,对陈寿三国分志,以为是公正的事,这话比较公平。实际上蜀、吴诸王传中,仍按编年记述,只是名义上不是本纪而已。《史通·列传》篇亦言:“陈寿国志,载孙刘二帝,其实纪也,而呼之曰传。”但《史通》以为这是“未达纪传之情”,这话却是吹毛求疵。《汉书·王莽传》何尝不是编年,政权所在,编年记载有何不可。(第37-38页)
知人论世,有理有据,极有说服力。柴先生评论人物、史事、书籍,都很公正平允,为后学树立了榜样。
 
四、结语
柴德赓先生的《史籍举要》在典籍的选取,内容的介绍等主要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已有许多学者著文评价。本文只在一些“细微”的问题谈谈我们自己的学习体会,故名“探微”。
但是,如此之多看似“细微”的指点、评说,被有机地组织在一本20万字的大学教材里,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不仅充分展现了先生渊博的学识,更为《史籍举要》这本已经相当厚重的“小书”增添了学术分量。
我们所谈的只是读书所得,不一定准确,更谈不上全面。我们只想根据自己的理解,阐发先生著作的精义,并且为青年学人读这部书提供参考,希望他们有更多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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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者注:“郝胜于邵”,指郝懿行《尔雅义疏》胜过邵晋涵《尔雅正义》。
 
(作者曹永年为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岭为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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