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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德赓与清代学术史研究
柴德赓在清代学术史研究领域贡献卓著。在评论乾嘉考史三大家王鸣盛、钱大昕、赵翼时,柴德赓既充分肯定起纪传体史书研究的成绩,也论其不足,并着重比较了王鸣盛与钱大昕治学途径与学术功力至不同,反映出柴德赓实事求是、视野开阔的学术风格。章学诚治学独树一帜,柴德赓对比作了深刻总结,同时也指出其思想上的局限,这种评价客观二全面。柴德赓对其他清代学者也有收入研究,反映出柴德赓精深的治学特点。
柴德赓(1908—197O),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著有《史籍举要》、《史学丛考》等书,为清代学术史研究做出重要贡献。《史籍举要》一书,北京出版社1982年出版,2002年又作为“大家小书”丛书之一再版.该书纵论了清代学者对纪传体史书的研究成就及特点.在学术界影响广泛。《史学丛考》一书,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是一部柴德赓的论文集。书中收录了多篇有关清代学术史专题论文,如《(四库提要)之正统观念》、《万斯同之生卒年》、《全谢山与胡稚威》、《王西庄与钱竹汀》、《王鸣盛和他的(十七史商榷)》、《章实斋与汪容甫》、《试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跋顾亭林(致归元恭札)墨迹》、《跋<邵念鲁年谱)》等。这些论文,见解独到,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柴德赓在清代学术史方面的成就,得到学者们的一致赞同。如已故北京大学明清史专家许大龄就认为:柴德赓“对宋史.对明清之际的历史和清代学术史,都有很深的造诣。”(p4)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龚书铎、李秋沅在《柴德赓先生的治学道路和方法》一文中也说:“柴先生的治学.大体说来.解放前偏重于考证之学,解放后则侧重于目录学及清代学术史的研究。”(p 31)以上学者对柴德赓的评价.确非过誉之辞。本文将重点探讨柴德赓在清学史研究方面的成就.以论证其于20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历程中的重要地位。
一、论乾嘉考史三大家的学术特色,实事求是、视野开阔
清朝乾隆嘉庆年问有三部史学考证名著.一是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二是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三是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王鸣盛、钱大昕、赵翼也因此被称为乾嘉考史三大家。三部著述各有侧重,三人成就各有千秋。后世学者对于乾嘉考史三大家的评述从未间断,柴德赓亦有评论首先是关于三大家对纪传体史书的研究。柴德赓充分肯定三大家对纪传体史书研究的成绩。这是主流。如对王鸣盛,柴德赓盛赞他对范晔《后汉书》的评价: “清代王呜盛非常钦佩范哗,他在《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一云:‘今读其书,贵德义,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褒党锢则推崇李杜,宰相多无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惟尊独行,立言若是,其人可知。’王氏这段话,可以概括范哗的思想。”(p40)王鸣盛对范哗思想的概括全面准确。在这方面,柴德赓表示肯定,对此笔者也有同感。笔者在撰写有关“范晔《后汉书>”介绍时所用标题就是“薄公卿、黜奸雄、褒党锢、尊独行——采众家书为一家之作的《后汉书》”(p89)。对钱大昕,柴德赓赞扬其对陈寿《三国志》的评价: “钱氏对陈寿推崇很高,主要因他见闻较确.叙事可信,这是比较客观的看法。”(p55)这里,钱大昕一改传统观点认为陈寿《三国志》有所谓“曲笔”一说,从而肯定《三国志》的信史地位。再者,柴德赓赞同钱大昕对《宋史》的批评,“钱大昕言《宋史》有四弊:一日南渡诸传不备,二日一人重复列传,三日编次前后失实.四日褒贬不可信。”(p178)钱大昕所列举的宋史四弊契合了柴德赓之意。他也认为《宋史》成书仓促,有繁芜之讥。对赵翼,柴德赓赞同其对《晋书》优点的评价,“《晋书》保存史料有重要价值,编纂体例也有可取。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七云:当时史官,如令狐德菜等,皆老于文学,其纪传叙事,皆爽洁老劲,迥非魏、宋二书可比。而诸僭伪载记,尤简而不漏,详而不芜,视《十六国春秋》不可同日语也,其列传编订,亦有斟酌。”(p70 )赵翼通过《晋书》与《魏书>、《宋书》及《十六国春秋》的比较而肯定《晋书》编纂价值,很有说服力。
关于三大家对纪传体史书的研究.柴德赓不仅只是赞扬,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指出其中不足。如批评王鸣盛关于《晋书》作者说法之误: “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三单纯从德菜、玄龄两传比较。便以玄龄传八人为准。而以德橥传中‘一十’二字为衍文,并以为《新唐书》盖误本《旧唐书>而未及改正。”然后柴德赓分别引《新唐书·艺文志>与《晋书》所列参与修书者名单,计二十一人;又引《唐会要》卷六十三所载二十一人及高似孙《史略》所举亦十九人。最后柴德赓总结道:“则令狐德菜之外.且有十八人。可见王鸣盛的主观臆测是错误的。”(p63)又如批评钱大听拘泥于正统观念对有关《晋书》附载四僧传的评论:“《晋书》附载四僧传,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以为‘皆在僭伪之朝,与晋无涉,而采其诞妄之迹,阑人正史.唐初史臣可谓无识之甚矣。’竹汀传统观念太深,不甚注意佛教史,对宗教与政治关系也不了了,宜有此论。”(p72)笔者认为柴德赓对钱大昕这一批评是正确的。又如柴德赓认为李延寿的南北史与八代史可相辅而行、相互参证.因此反对王鸣盛对李延寿的偏见。 “王氏意在使人重视八代史.不可偏信延寿之书,而结果又将八代史所以残缺.归罪于李延寿作南北史。如此论证,适足以证明延寿书必有过于八代史之处。总之,南北史与八代史相辅而行、可以相互参证。八代史不能亡,南北史亦不可废。”(p139)柴德赓此一主张,很平实.得到学术界的赞同。当代史家瞿林东就曾说道: “李延寿的《南史》多取材于宋、齐、梁、陈四书,《北史》多取材于魏、齐、周、隋四书。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 ‘二史’ 虽出于‘八书’,但在著述思想、材料去取、文字繁简上,又不完全同于‘八书’。两相对照, 长短互见,二者均未可轻废。”问( 瞿林东的评论与柴德赓所论,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又如柴德赓论赵翼对《元史》的评论:“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九有‘元史人名不画一’条.还有‘金元二史不符处’、‘宋元二史不符处’条。举例甚多,极为允当。但他在‘元史’条中.又说列传卷三十二前是第一次进呈的,已有泰不花、余阙等传f二人是元末的色目人),而卷三十三后,又开始列耶律楚材、刘秉忠等人之传,这是第二次进呈者。赵氏的这种看法是没有根据的。”(p205 )这里,柴德赓既肯定了赵翼对《元史》研究的贡献,同时也指出其失误.这一切都说明柴德赓的评价是以事实为依据.反映了其辩证的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其次.柴德赓对三大家治学途径与学术功力也进行了比较分析。三大家中,赵翼的治学途径独树一帜,柴德赓说:“就学问论,王、钱是一个路子,赵又是一个路子。”( p255)这一点柴德赓与当代学者黄爱平看法一致.黄爱平说:“乾嘉时期,大多数史学家。如王鸣盛、钱大昕等人,都由经入史,用治经的方法治史。赵翼则与此有别,而是以文入史,在经学方面无所建树。”(p291)而另两位,王鸣盛和钱大昕,不仅治学途径相同,而且两人还是同乡、同学、同年、同官,更是至亲,晚年又同住苏州,相同之处可谓多矣。但柴德赓同中见异,通过细致分析,从中发现两人如下不同。
一
是王鸣盛和钱大昕两人的研究内容有所不同。王鸣盛治学。“前期偏重经学,后期转入史学。就他的著述来看,经史参半。”(p260)而钱大昕虽然通晓经学,但他绝大部分成果是史学著述。“以治经的方法治史,又专治史而不专治一经的,应该说竹汀是第一个人。”竹汀的学问主要是史学,其余各种专门知识,兼收并蓄,都是为史学服务的。”(p262)二是两人学术功力不同。钱大听较王鸣盛功力深厚.其主要原因在于钱大昕把治经的功夫用来研究史学。他说: “竹汀于宋辽金元四史,用功较深,元史尤为专门。这方面是西庄力所未及的。竹汀精于算学,对古代历法研究极有心得,著《三统术衍》、《四史朔闰考>等,这是西庄未曾致力,引以为憾的。文字音韵之学,竹汀和西庄都用过功,但竹汀对古无轻唇音等比西庄有所发明。此外,地理、官制、金石、目录之学,两人各有专门,诗文亦工力悉敌。竹汀所以史学著作较西庄为多,专精亦过之.主要的一点他把治经的工夫移来治史。”(p263)在此基础上.柴德赓进一步肯定钱大昕重视史学的开风气的影响。“乾隆嘉庆年间。把治经看作第一等学问,史学是被看做次要的甚至不重要的.竹汀出而形势一变。嘉庆二
是王鸣盛和钱大昕两人的研究内容有所不同。王鸣盛治学。“前期偏重经学,后期转入史学。就他的著述来看,经史参半。”(p260)而钱大昕虽然通晓经学,但他绝大部分成果是史学著述。“以治经的方法治史,又专治史而不专治一经的,应该说竹汀是第一个人。”竹汀的学问主要是史学,其余各种专门知识,兼收并蓄,都是为史学服务的。”(p262)二是两人学术功力不同。钱大听较王鸣盛功力深厚.其主要原因在于钱大昕把治经的功夫用来研究史学。他说: “竹汀于宋辽金元四史,用功较深,元史尤为专门。这方面是西庄力所未及的。竹汀精于算学,对古代历法研究极有心得,著《三统术衍》、《四史朔闰考>等,这是西庄未曾致力,引以为憾的。文字音韵之学,竹汀和西庄都用过功,但竹汀对古无轻唇音等比西庄有所发明。此外,地理、官制、金石、目录之学,两人各有专门,诗文亦工力悉敌。竹汀所以史学著作较西庄为多,专精亦过之.主要的一点他把治经的工夫移来治史。”(p263)在此基础上.柴德赓进一步肯定钱大昕重视史学的开风气的影响。“乾隆嘉庆年间。把治经看作第一等学问,史学是被看做次要的甚至不重要的.竹汀出而形势一变。嘉庆二
年,他为赵翼《廿二史札记》作序。反复论证经学与史学的地位问题。他把经学和史学列于同等重要地位,这实在已经提高史学的地位了。他又反对‘经精而史粗,经正而史杂’的说法.对当时看不起史学的经学家进行批评,以为象那种经学似精而实不精,似正而实不正,主张是很强烈的 ”(p263-264)柴德赓对钱大昕提高史学地位的肯定得到学术界的赞同.如黄爱平认为钱大昕:“重视史学。反对种种陋史而荣经’的怪论.明确把史提高到与经并列的地位.并以毕生精力,从事史学研究。” (p86)可见柴德赓的观点在学术界不是孤立的。柴德赓还着重分析钱大昕治元史的初衷.认为那是想通过了解元朝来认识清朝,“竹汀所处的时代,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但是有些界限,依然存在,以文字得祸的人,仍不在少数。清初学者,一讲到元朝,总是讽刺和贬斥,究竟元朝怎么样,他们并不理会。竹汀不敢涉及明史,更不敢讲清史,但是。他很清楚,研究元史,和研究清史的意义是一样的.了解元朝。也就容易了解清朝。”(p264 )对柴德赓此一见解.张涛、邓声国认为所论极是: “道咸以降,蒙元史以及边疆史地学之所以成为学术热点.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列强入侵、边疆危机的社会现实对学者的激发和影响。如此说来,钱大听研究元史是在以古筹今,以古喻今.是借元代史实来表达自己关于清代社会政治的某种认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p150)为此,柴德赓肯定钱大昕是有思想的考证学家。“钱竹汀这个人向来以为他只有考证没有什么思想。这是一种错觉。这里只说他有关政治的思想.至于他反对佛教轮回之说,和其他一些重要议论。这里不细谈了。” (p279)瞿林东也说道: “钱大听推崇顾炎武的撰述‘有关于世道风俗,非仅以该洽见长’,称道赵翼《廿二史札记>是‘有体有用之学,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说明他并不是只重考据而无经世思想的史家。”(p116)其实.有关乾嘉考据学者的经世思想这一课题,是很值得深入挖掘并予以正确评析的。三是两人的著述影响及治学态度不同。王鸣盛和钱大昕两人的著述都流传后世,但钱大昕学术影响更大。“西庄和竹汀著述传世,都是卓然可以自立的.从经学的考据转到史学的考据。竹汀关系最大。考证最精。其影响也最深远。他和王西庄同而不同就在于此。(p266)两人的治学态度,柴德赓论道:“讲到两人的治学态度,都是认真的,但是西庄骄傲,看不起人,时时形之笔墨。竹汀则比较谨慎谦虚。”(p269)因此“西庄的学问所以比竹汀逊一筹。骄傲自满恐怕也是原因之一。至于竹汀自己不仅对古人著作中的错误据实订正.就是对同时学者和自己学术主张有不同时。也常常坚持自己看法,不肯随便放弃。”四㈣柴德赓对钱大听和王鸣盛治学态度的对比及因此而阐发的感想,对我辈治学也很有教育意义。
总之,柴德赓对乾嘉考史三大家治学特色的分析,实事求是。对后世学者继续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诚如邱敏在《柴德赓先生的史学成就和学术风格》一文所说: “柴先生探讨乾嘉史学代表人物的成就得失、相互异同和地位影响时。视角广泛,考证缜密,议论平允,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无论观点还是结论都有重要的学术意义。”(p84)这一评价,十分中肯。
二、论章学诚及其他清代学者的学术成就。客观而全面
章学诚是清朝乾隆嘉庆年问独树一帜且影响深远的史学家。对这一重要史家,柴德赓自有高论。首先,柴德赓认为章学诚治学在当时可谓独树一帜。具体表现为:一是章学诚治学重议论轻考据。乾嘉学者以考据名世,而章学诚的治学手段显然与主流风气不相适应.这是章学诚为学特立独行的重要表现。二是章学诚提出的“六经皆史”说,对于修正当时重经轻史的风气颇有作用。章学诚在当时尊经盛行。史学不受重视的局面下。明确提出“六经皆史”说,柴德赓认为这是一种创见,具有开风气的影响,比同时也重视史学研究的钱大听更加突出。“钱大听要替史学争地位,他的话对当时有些影响,但他只提《尚书》《左传》,不及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概括、全面。”(p301)并且.柴德赓还辩证分析了章学诚思想深处关于经史之间关系的看法.指出章学诚“名为尊史,实则尊经”,他说:“学诚心目中不止以为六经是古代史书,而且是最高标准的史书,为后世所不能及,其精意在此。名为尊史,实则尊经.他只是阐明经史的关系而已,并不触动当时理学家和考据家的情绪。因此。他提出六经皆史之说,并无一人反对。但六经皆史说纠正当时轻视史学的看法是收到效果的。”(p301)柴德赓这一分析,对学术界长期认为章学诚“六经皆史”提高了史学地位,而使经史平等的观点,进行了修正,现在已有不少学者持有与柴德赓相同的观点。此外.柴德赓还针对学术界认为章学诚反对考据一说提出己见,他认为章学诚并不是笼统反对考据,他反对的只是烦琐考据, “有人认为章学诚是反对考据的。这话不能笼统说。学诚并不反对考据,以为‘考据乃学问所有事’,当时袁枚反对考据,学诚说他‘非丧心病狂。何出于此’。
但他反对烦琐考据。(p303)三是章学诚重视方志研究。柴德赓虽然指出章学诚修方志时。对史料及史实关注不够,但仍然充分肯定其在该领域研究中的成就。“清代方志大部分流传,即使如学诚所讥为‘小记短书,清言丛说’或‘文移案牍,随俗应酬’的也流传,而学诚以方志名家,偏偏他自己所作的方志多不传.这与学诚重视方志编写的理论和体例研究.重点在各类大小序文的写作.于史料及事实注意不够有一定关系。但他重视方志,系统研究。终当予以肯定。”(p304)柴德赓此话,实事求是不偏激,有一定道理。
通过柴德赓的分析.我们知道章学诚在乾嘉年间的学者中是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见解的。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章学诚治学的局限和不足也是很明显的,对此。柴德赓一针见血地予以揭示:一是章学诚缺少清初学者政治上的批判精神。“顾亭林讲经世之学。对历史上的政治得失和当时统治阶级的措施都有些批判。然后提出自己的主张。黄宗羲作《明夷待访录>,反对专制剥削。连他在举起反清旗帜时所念念不忘的呢太祖也批判得很厉害。既以经世致用自命,就不能不有一种政治见解,或多或少带有指导现实的意义。可是章学诚身上不易找到这种因素,相反地,他的思想是以拥护当时的封建统治为唯一职志。”(p305)二是章学诚对全祖望的评价有失公允。全祖望在自己的文集《鲒垮亭集>中大张旗鼓地歌颂明末抗清义士的民族精神.章学诚却以全祖望怀有私心为由对其治学精神提出质疑。 “把全祖望表彰民族气节的深心。看成是为自己的文集争体面,更暴露他自己思想的浅陋。何炳松作《浙东学派溯源》,在自序中把全祖望和章学诚列为黄宗羲以后的浙东两大史学系。其实。章与全无共同点,摆在一起很不相称。”(p309)三是章学诚治学不严谨。“平情而论,学诚之学,有他自己的一套见解,但脚踏实地的工夫稍差。因此,他想得多,做得少。他劝邵晋涵治《宋史》,他自己也跃跃欲试。看来这种工作他是不相宜的。”(p312)总之,面对学术界对章学诚越来越高的赞誉,柴德赓通过全面的、审慎的思考,既充分肯定章学诚独特的学术贡献,也着重指出其思想上的局限和治学上的不足。柴德赓的看法,很辩证,也很客观,因此令人信服,也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史学史专家乔治忠在《章学诚学术的百年来研究及其启示》一文中就评价道:“章学诚在道德标准、伦理观念、政治思想上的封建卫道士立场,明显地表现在他的许多自鸣得意的文章中,是无法否认的。后来不少研究者也注意到这一点.但往往是轻描淡写地几笔带过而已。截止到20世纪7O年代,较早在论文里批评章学诚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水平.以柴德赓的文章最值得注意,他的《章实斋与汪容甫》、《试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二文,在肯定章氏的学术成绩的同时.用较多篇幅分析其思想的落后和学业水平的缺陷。”(p172)乔治忠此话,应当说是颇有见地的。
柴德赓除对乾嘉考史三大家及章学诚作重点论述外。对其他清代学者也进行了探讨。如赞扬万斯同、全祖望的民族气节。万斯同以布衣自居,拒不仕清, “他以‘布衣,参加审定《明史》,不暑衔,不受俸。”(p214)全祖望研究晚明史,寄寓“故国之思”。“全祖望是清代有名的学者.是研究晚明史。特别是明末东南一带反清斗争历史的专家。他研究晚明史是有感情的。并非一般的客观的叙述。(p94)又如柴德赓肯定王念孙治学严谨,方法精当,“他著《广雅疏证>第一次用的材料往往是对的,但是后来又发现了更新的材料,他并不是把第一次的划掉,而是将后来发现的新材料写在小纸条上贴在上面,再发现再贴。而用到书上去的,就是那最新、最可靠的材料。有些后人不懂王念孙做学问的这种方法。往往找到一条材料。一看现在的《广雅疏证》上没有,就批评他不全面,要给他补。实际上王念孙早已有了。而没有用上。”(p88)柴德赓还赞扬施国祁刻苦钻研的精神及研究《金史>的成就,“清代研究《金史》成绩突出的,当推施国祁。施国祁,乌程人,著有《金史详校》十卷、《金源札记》二卷、《礼耕堂丛说>等。施氏治《金史》三十年。用力甚勤,详校分三类,一为总裁失检,是属于体例方面的问题;二为纂修纰缪,是属于事实错误;三为写刊错误,是属于校勘方面的问题。”(p198)柴德赓充分肯定顾栋高年谱工作的成绩.认为其为后人读史提供了较大便利, “清朝有名的历史学家顾栋高作了《司马温公年谱》,从司马光出生到死,按年排下来,一共有四本。这个年谱做的很好,关于司马光的传说故事,里面都有。研究司马光,看一看这个年谱很有好处。顾栋高是一个有名的历史学家。他还作了一个《春秋大事表>,还作了王安石的年谱,名《王荆国文公年谱》。”(p2)
此外。柴德赓还按专题评价清代学者学术成就。如关于清代学者对《汉书》等专书的研究, “清代学者对《汉书》下的功夫不少,其中专校释《地理志>的如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六卷,钱坫《新斟注地理志》十六卷,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一百卷,功力尤深。专注《古今人表>的有梁玉绳《古今人表考》九卷。专注《西域传》的,有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李光廷《汉西域图考》七卷。其余如王峻《汉书正误》、钱大昭《汉书辨疑》、沈钦韩《两汉书疏证>、李慈铭《汉书札记》等多不胜举,考证皆有可取。”(p29)这真是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又如有关清代学者对元史等断代史的研究,“清朝学者研究元史的人很多。康熙年间,邵远平著《元史类编》要把《元史>重新改编。乾隆间,钱大昕编撰《元史氏族表》与《元史艺文志>,对元史很有研究。鸦片战争前后,魏源编了<元史新编>。以后,搞元史的人很多,直到清末,柯劭态编著<新元史>,集清一代元史研究之大成。清朝一代研究元史,是先后继续的。到后来更发展到对西北史地的研究。”啕 (p83)在这里。柴德赓上下贯通,全面联系,而且写出史学与时代的互动。再如关于清代学者在目录学等文献方面的成就。“目录学是搞学问的门径,它是掌握书目、书的内容、版本以及其他与书目有关的一门学问。凡是要搞学术工作的人。必须掌握目录学。清朝人已经认识到这点,如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就很注意目录学。”(p77)目录学对指示读史门径大有裨益。柴德赓强调此点。是很有必要的。
从以上总结可以看出.柴德赓研究清代学术史擅长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擅长于把握清代学者治学特点而加以比较.而且对清代学者的评价与众不同,能提出一家之言。使人开扩眼界。这反映了柴德赓于清代学术史领域的精深和娴熟。历史文献学家刘乃和认为,柴德赓“对清代学术源流,本末支系,传法师承,了如指掌。”(Px5)这一评价是实事求是的。也十分正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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