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柴德赓先生百年诞辰。

    五十五年前，1952年，我与柴先生相识。当年，我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任助教。暑假后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并，柴先生任新组建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他上任后与青年教师谈话，我们就这样相识。柴先生是我的师辈，在见到他之前，想象中他定是有着教授的那种威严。见面之后，感到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他平易近人，谈笑风生，时带风趣，令人很快就消除了“紧张”感。这是我对柴先生的第一印象。

    1953年，柴先生要我担任系秘书，协助他处理系里的日常事务，直到1955年先生调任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历史系主任。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与柴先生见面、谈话的机会很多。我们的谈话，除了系里的工作外，范围广泛，诸如读书做学问、京剧流派、书法等等。柴先生是陈垣老校长的高足，长期在陈老身边工作，甚得师传，功力深厚，学识渊博，对文献典籍尤为熟悉。他经常在跟我谈完系里的工作后，就聊起读书做学问的事，使我获益良多。有一次，他跟我谈到他的浙江同乡晚清名士李慈铭及其《越缦堂日记》，说李慈铭这个人有学问，但好贬人，《越缦堂日记》记载了朝廷政事、读书心得，你是教中国近代史的，阅读这部书有好处。我按照柴先生的指点，从图书馆借了这部书，放在办公室的书架上，晚上有时间就读一点，虽不都明白，却也获得不少知识。他几次跟我讲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要我重视目录学的基础。柴先生负责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的《辛亥革命》，对有关辛亥革命的资料及一些人物的轶闻遗事更是常谈的话题。先生跟我的“闲谈”，实际上是在教我如何做学问。回想起来，我的成长，是和先生的教益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