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学吴门十几年，谁识烽火乱中原。

夫子洒泪离皋比，侯芭载酒到坟前。

遗稿虽残功犹盛，衔石再重恨难填。

但念东风与羯鼓，也应含笑在九泉。

 

    当时，人们对四人帮余恨未消，但看到羯鼓催春，东风送暖，科学界、知识界春意融融，未尝不喜形于色。我想我的老师如果仍在人间，他也会有此同感。

 

    记得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刘乃和教授姊弟两人也写过一首悼念先生的七言律诗。诗中追述先生的爱国行为和学术成就，读来令人思慕不已。

 

    转眼又是十年。这十年间，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得到飞跃的发展，虽然先生已不在人间，但在史学界他的精神、他的学术思想、他的著述仍然推动着人们前进。人们仍然在尊敬他、怀念他。1988年10月21日，民进中央为先生举行了八十周年诞辰的纪念大会，会上，民主党派的代表、各学校的代表、先生的故友、同事和一些史学界的前辈们列举了大量事实来评述先生的思想、为人和学术成就，一致给予充分的肯定。

我作为先生的受业弟子，在先生在世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和先生接触较多，先生的思想言行给我以力量，先生的教诲更使我终生难忘。

 

    1957年夏，我报考先生的研究生，当时全国报考的共五十九人，竞争很激烈。考试完了，我自以为各科的答卷还可以，只是在古汉语试卷的第四题翻译万石君石奋传时，其中有一句“见路马必轼焉”，当时自己不懂，于是把前一句，后一句连在一起，顺词意轻轻地带过了。最后录取了三个人，郭克煜、崔曙庭和我。我以为事情总算过去了，谁知在入学后第一次见到先生时，他首先问我“见路马必轼焉”怎讲。我把这句话讲了一遍，同时承认考试当时不懂，后来查书弄明白了。他说：“作学问可不允许有半点虚假。”轻轻的一句话，使我半生都不敢苟且。当然，由于思想和学识的限制，对一些问题认识不上去或产生错误是常有的，但那是另外的问题。

 

   在校学习时，每周五有一次课外辅导，是在先生家里进行，把一周读的书里有疑问的地方向老师问难。从晚饭后直到深夜，一连四、五个小时，先生从无倦意。有时我们觉得先生太累了，不再问下去，可他却反过来就我们读过的书向我们提出问题，直到弄懂为止。先生这种诲人不倦的精神，我们都深有体会。

 

   江苏师院的图书馆藏书很多，借用也很方便，可是我们却总愿意到先生家里查书，因为他家的书几乎每页上都有先生的眉批。眉批中有的是校正翻刻的谬误，有的是对字句的注释，有的是对记述的内容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读了以后深受教益，同时也可以窥见先生功力深厚和治学严谨，使我们知道奋勉和有所遵循。如果把先生这些眉批整理出来，就是一部很好的《青峰读书记》（先生号青峰）或《读史扎记》一类的书，使人们获得知识和受到启迪，可惜经过文化大革命，先生的书籍大部散失，令人遗憾。

 

    我过去读书时遇到疑难问题或重要问题时也总喜欢在书页上记下来，但常常是圈圈点点或画个问号，既不容易查找更容易忘记，后来按先生的办法去做，确实受益匪浅。

 

    人们常说，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对这套三千二百二十九卷的巨著望而生畏。我当时却想把它读完，但那时课程太紧，每天要忙到深夜，怕时间不允许，也同样存在着畏难情绪。于是我把我的想法提出来和先生商量，却马上得到他的支持和鼓励。他说：“有志者事竟成，时间不够，你应该按照徐特立老先生讲的去做，‘定量、有恒’，每天读几卷，做些笔记，坚持下去，一定要把它读完。”在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下，每天挤出一定时间坚持读完三卷，于是三年，终于把二十四史读完。这对我以后研究历史帮助是非常大的。62年写出《二十四史提要》那本小册子，就是从读书笔记里抽出来的。我常常想，我今天能够完成某些工作，写出一点东西，都是青年时代先生给我打下的基础。

 

    毕业以后，59年我回到东北，后因工作需要从事边疆考古工作。东北这块土地的历史，长期以来受到国外一些历史学者的歪曲，诸如“征服王朝论”、“南北对立论”、“文化主权论”等等，长期以来统治着国际史学界。他们的中心思想，就是东北自古以来就不属于中国。我们必须据理反驳。但因为有关疆界主权的论述，常常会影响到与邻国的关系，于是长期以来成为一个禁区。从62年到82年二十年间，我们只能给省和中央有关部门提供一些材料、论据，却不能公开发表文章。国际学术界长期看不到我们的主张。1963年，我写了一篇《东夏国考略》交给《历史研究》编辑部。邵循正先生拿我的文章去找柴先生。他对柴先生说：“听说王先生是您的学生，希望您把他的稿子连同我的意见转给他。这篇稿子写的很好，观点明确，论据充分，在历史研究中也非常重要，但其中涉及了古代疆界问题，不但现在，将来也很难发表。”柴先生当时正帮助陈垣先生整理书稿并在北京讲学，住在北师大东官坊宿舍。我在那里见到他时，他劝我放弃我现在的专业，还是回大学教书为好，而且正面表示了他对我的担心。多少年来我第一次和先生辩论。我说：“革命导师讲过，‘科学的入口处就是地狱的入口处’，哪能没有危险，但科学与地狱并非一途，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我要坚持走下去，而且一定要为国家、为中国史学界争夺一块阵地。您常用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我们，我相信您会支持我的。”柴先生终于同意了，但他始终为我担心，特别是对我那种要打破禁区争取一块阵地的想法和做法更为担心。他的担心是不无理由的，文化大革命中，我终于受到了残酷的批斗。1982年，我的一部著作要公开发表时，中央有关部门组织一些专家进行讨论。会上，大家对我的稿子先是都给予充分肯定，说稿子如何如何好，但最后说这部稿子涉及疆界问题，不能发表，又给予彻底否定。与会的史树青先生听到这些意见后，急得不得了。他在会上建议：这部稿子非常重要，即使不能公开发行，也应内部发行。后来得到中央有关部门、有关领导的同意终于公开出版了。此书出版以后，在国际上曾引起强烈的反响。倒不是因为我的书稿怎样好，而是他们终于看到了我们的意见。几年来我多次出国，参加有关我国东北古代历史和古代东方诸国关系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我们的主张，赢得了国际上很多正直学者的支持。为此，我可以告慰九泉下的老师。

 

    在校读书时，老师曾对我说：“我的几个孩子都是学理科的，没有一个是搞文史的。”似乎有一点感慨。我说：“您教出那么多学生，我们都是您学术上的儿女。”他开心地大笑起来。我们几个是老师最后期的学生。在我们读书时，我们的一些大学长们早已是专家、教授，有的早已是海内外知名的学者。先生常向我们讲述他们的成就，这对我们是个鼓励，而对先生几十年在教育战线上的辛劳、对他那颗充满期待的心也是一种慰籍。门墙桃李，春花秋实，是耕耘者最大的欣慰。我们自当努力，庶几可报先生于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