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师在很多方面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首先，我们应当学习他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是陈垣老登堂入室的弟子，是陈垣老的传人之一，如果能留在北京伴随陈老，对于他进一步搞科学研究是非常有利的。他原在北京师范大学任职，是师大历史系的系主任，但在1955年，为了响应党的支援兄弟院校的号召，毫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奔赴正在期待着他的江苏师范学院。在那里，党给他很多任务，又是民主党派的工作，又是系行政的工作，还要开设繁重的课程。他对工作极其负责，待人接物，热情详溢。1962年，我们随翦伯赞老到苏州为《中国史纲要》一书定稿，曾得到柴师大力的协助。他不但给我们以人力和图书的方便，又多次抽暇亲自参加我们的讨论，在讨论中勇于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些动人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翦老请他来北大讲学，蒙他慨然允诺。1963年，在他来北京的短时间内，曾给北大历史系开出了史料与史学一课。这门课与《史籍举要》的内容基本相同，很受同学欢迎。他并且多次到中央党校讲课，还为高教部编写教材，每日工作至深夜。这都是他对人民、对工作负责精神的具体体现，而这些只不过是我所见到的一鳞片爪而已。

 

    其次，柴师坚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力图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改造学科的治学精神，也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就以本书为例，尽管其目的是为了介绍史学入门知识，但他从未放弃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评述这些古代的史籍。他对《史记》予以极高的评价，指出司马迁为陈涉立世家，从体例到内容都表现了他对农民起义和起义领袖的充分同情，这在二十四史中是绝无仅有的。他认为范晔《后汉书》增入列女传，所收才行高秀的妇女十七人，“正史”中的列女传自此始，这在封建史书中也是难得的，应当给以肯定。他对刘知几《史通·人物》篇认为后汉的蔡琰（蔡文姬），因曾改嫁，就不宜为之立传，也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还指出，此后“正史”的列女传实际上成为烈女传，反映了士大夫浓厚的夫权思想的发展，这更是十分荒谬的事。本书的政书类还指出，历朝的典章制度，从总的看都是属于维护和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上层建筑的范畴，但杜佑《通典》把食货列在第一。这是前史所没有的，是杜佑的首创，不能不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杜佑思想中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因素。与那些离开实际生活高谈礼乐的观点有显著的不同。又如他在论述《明史》的时候，把《明史》的内容和当时的时代背景紧密联系起来，使人感到在这样复杂条件下发生的史事，已远非《明史》一书所能囊括。以上这些看法和处理方法都是十分中肯而又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总之，他在讲授此课时，始终是注意怎样把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介绍给同学，使同学们少走些弯路，尽量做到使历史研究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基础之上。

 

    最后还要提到的是，柴师殚精竭力地关心和培养青年史学工作者的精神，也是我们需要向他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对青年们的教导，不仅体现在他的书中，诸如那些深入浅出而细致的叙述和分析，不厌其烦地介绍给青年要读什么书，怎样读书，哪些书要精读，哪些书要浏览，哪些书要参考，哪些书为我们提供第一手资料。还有治学方法要严谨，要尽量避免发生错误，要确切、熟练地掌握史学基本知识和技能，要对具体史实作具体分析。这一切，都对后学有所启发和帮助。即或在他讲课期间，只要同学们有疑难问题向他请教，他又无不做到因势利导，循循善诱，以增强对方学习的信心，提高他们学习的兴趣。更可贵的是，他不但关心那些基础较好，反应较快，思想敏锐，学习拔尖的青年，对学习程度较差，反应较慢，但又有志于学习的人，也同样给以耐心的指导和极大的关注。我在解放前就是他的学生，而且是属于后者之类的，后来我们见面的次数虽不多，但他一遇机会，总是给我以莫大的鼓励和支持。上课前找他，他帮你备课；写文章找他，他教你要摆事实，讲道理，教给你与人商榷不要火气太重，或出语伤人。1963年他在北大讲课，无论是在课堂上，或是在宿舍里，几乎每天都有很多青年同志把他包围着，有历史系的，也有中文系的，有同学，也有青年和中年教师，去敬听他的谆谆教诲。他平易近人，来者不拒。那时我们都耽心会把他的身体累坏。但面对求知心切的青年同志，他是从不考虑自己的健康情况的。

 

    柴师对宋史，对明清之际的历史和清代学术史，都有很深的造诣。他还有《青峰史学论文集》等书即将付印出版。这里所谈的只是就他的《史籍举要》一书而言。即或是《史籍举要》，我们对它价值的了解也是很片面的。今后再也没有向柴师求教的机会了，只有学习他的遗著，学习他的政治品质和治学态度，学习他对青年的无限关怀，为党的教育事业，为攀登历史科学的高峰而继续奋斗。

 

1981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