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德赓先生《史籍举要》读后
来源: 《青峰学记》   发布时间: 2012-10-16 15:37   1906 次浏览   大小:  16px  14px  12px
《史籍举要》是柴德赓先生为高等学校历史系学生和有志于史学的青年而写的指导治史门径的书,是柴先生多年讲授“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一课的心血结晶。它一问世,就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

    《史籍举要》是柴德赓先生为高等学校历史系学生和有志于史学的青年而写的指导治史门径的书,是柴先生多年讲授“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一课的心血结晶。它一问世,就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吕叔湘先生称此书“在同类书上允称上选”(吕叔湘《书柴德赓〈史籍举要〉》,《光明日报》1990年5月2日)。这部书第一次印刷,印数即达3万4千册,其发行量之大在同类书中是首屈一指的。

    中国的史籍浩如烟海,对于一个初入高等学校的学生来说,真如瞎子摸象,既难窥其全貌,更有不知从何处入手之叹。正是针对这种情况,作者为此书规定的目的是,“在于使高等学校历史系的学生和有志于史学的青年,……了解中国历史方面有哪些是重要书籍,哪些应该精读,哪些应该参考,哪些仅备检阅;更进一步了解这些书籍是什么人做的,什么时候做的,站在什么立场说话的,什么时候印行的,它里面记载些什么重要史料,它是用什么方法记载的,这些记载和见解对不对?这些书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我们对这些书应该怎样评判和利用?”(《史籍举要·前言》。以下引本书只注页码。)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作者撰著此书的目的有二:其一是告诉读者中国古代的史书哪些是最重要的;其二是告诉读者如何去读这些书。
 
    中国的史书那么多,哪些是最重要的呢?作者根据此书的阅读对象是初次接触这些书籍的青年学生这一特点,实事求是地提出选书的标准是“多讲普通习见的书”(《前言》)。“普通习见”听起来语不惊人,但对初学者来说却是最“切实有用的”。
 
     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讲纪传类,即传统所谓的“正史”,内容除二十四史外,加上《清史稿》,共二十五史,计162页,占全书的十分之六,是本书的重点。下编分列编年体类、纪事本末类、政书类、传记类、地理类等五类,选书70余部,计108页,占全书的十分之四。上下编合计选书不过百余部,但都是各类中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了自西汉至民国初年各时期所写的最重要的史籍。至于连类附及之书,也有简单介绍,主分次明,眉目清楚。从这里初学者对中国古代历史书籍的分类,各类中有些什么重要的书籍,便可有一系统的概括的了解,为下一步的研究取得一把钥匙。
 
    对于第二个问题,也就是指导读者如何去读的问题,柴先生对每部书大致是从四个方面介绍其内容的,即(一)作者及著作年代;(二)史料来源及编纂方法:(三)优缺点及在史学上的地位;(四)注解及版本。在讲解方面,柴先生为自己提出的要求是,“讲解力求系统、明白、扼要,不钻牛角、掉书袋。”“史书源流及史学常识、因事附见,以切实有用为主。”(《前言》)这样的介绍确实做到了既系统、全面,又明白、扼要。这也就成了《史籍举要》一书的突出优点之一。
 
    正是由于作者著书目的明确,就使此书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深入浅出 有启发性
    书目举要这类课很容易使人感到呆板枯燥,但是柴先生讲起来却是轻松活泼,娓娓动听。这里有这么两个原因:一是柴先生在介绍重要史籍时,既是一部书一部书地讲解,又不是孤立地论述,而是瞻前顾后、左串右联,说明彼此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全书体系完整,脉络贯通,一气呵成,读起来毫无支离破碎之感。二是在介绍某书时,常常附带介绍一些有关的佚闻旧事,既丰富了教学内容,又引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如讲到《汉书》颜师古注时,顺便指出“唐人司马贞、张守节注《史记》,很多是参考《汉书注》的”(第20页)。讲到《后汉书》的史料来源时,说范晔与裴松之所见史料略同,“裴松之得以搜集这些资料撰成《三国志注》,范晔则取以改撰《后汉书》。二人同时,作为亦各不相谋,其成就是一样大的”(第23页)。在讲到裴松之注《三国志》时,附举出他的儿子即作《史记集解》的裴骃,他的曾孙裴子野作《宋略》,为刘知几所赞赏,“可称一门史学”(第40页)。又如在介绍《通鉴注》的作者胡三省时,说他二十七岁登宝祐四年(1256)进士,接着说了一句“和文天祥(状元)、陆秀夫、谢枋得等为同年”(第177页)。文天祥是南宋末年著名的抗元英雄。陆秀夫是背着南宋最后一个小皇帝跳海的人。谢枋得于宋亡之后,不与元人合作,饿死于大都。三个人都是很有民族气节的。柴先生这么一联系,既增添了学生的兴趣,也有助于记忆。记得在课堂上柴先生还附带提到,宋朝考过一百几十次进士,现在留下的题名录只有两个,一为宝祐四年的,因为这一年的状元是文天祥;一为绍兴十八年的题名小录,因为朱熹是那一年第五甲第十九名。真是左顾右盼,处处逢源,十分生动活泼。没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并灵活地运用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探源溯流 指示门径
    此书虽说是“举要”,但作者对书的内容并不是简单介绍而已,常常是探源溯流,或指出某书在编纂方法上的因革异同,或指出此书在流传过程中地位的变化。例如,类传创自《史记》,范晔修《后汉书》不仅继承了这一体例,增加了传目,还于列传中使用类叙法以增加容量。所谓类叙法,用柴先生的话说,即“情节相同,虽记载仅一二行,亦必详其姓氏里居,……此等人物立一传则事实不足,又不忍没其姓氏,乃用类叙法附入其中一人传中。《后汉书》如此类者极多,亦一特点”(第28页)。这是《后汉书》在编纂方法上对《史记》的继承和发展。柴先生在指出这一特点后,还加了一句,“后来惟《明史》善用此法。”又如,《晋书》于本纪、列传之外,又有载记三十卷,用以记述十六国史迹。柴先生不仅指出“载记名称最早见于《东观汉记》,有载记述新市、平林、公孙述等反对王莽诸人”,而且分析了唐修《晋书》采用这一体裁的原因。他说:“因十六国皆在中土,但又不受晋封爵,势难以前史世家列之,乃援载记之例,分国记述。”并借刘知几的话对《晋书》采用这种体裁作了评价,说这是“择善而行,巧于师古”。最后还指出“此三十卷书,材料十分重要。……为今日研究十六国史事唯一资料”(第50页)。再如,《唐会要》是以事目为中心,记述唐代各项制度沿革变迁的史书。作者在介绍此书的开头,历举此书在各个朝代一些重要书目中的分类情况:“《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以《唐会要》入‘类书’类,《直斋书录解题》入‘典故’类,《文献通考·经籍考》入‘故事’类,《宋史·艺文志》入‘类事’类,《四库全书》入‘政书’类。”接着分析了其变化的原因,指出类书“皆分门别类,罗列典故,为作文章取材方便而流行。……《唐会要》则全载典章制度,不同于类书之并载风花雪月、草木虫鱼,故愈至后世,地位愈高,由类书而典故,而故事,而类事,至《四库全书》竟入‘政书’之列”(第220页)。“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史籍举要》虽是指导初学者的入门书,也充分体现了这一优良传统。这样介绍不只丰富了学生和读者关于史籍的知识,也指明了史学的发展。
 
    此书与其它同类书相较,还有一大优点,就是作者往往三言两语,给读者指示读书门径。例如,在讲到《南齐书》时,说“《南齐书》诸志中,《百官志》最简明。读南北朝史的,每苦官职纷杂,先读《南齐书·百官志》可以得其概略”(第65页)。又如介绍《宋史纪事本末》时指出,“此书内容较《通鉴纪事本末》为充实,除军事杀伐外,多及制度。”接着列出十七目,说“此等题目均极重要”。最后指出“明代著作虽多,能象此书切实有用者亦不多见。读宋史不可不读此书”(第196,197页)。在介绍了《通典》之后说:“《通典》和《通鉴》,一为制度,一为史事,合而观之,相得益彰。”(第211页)又说:“研究唐史,以材料论,天宝以前之材料《通典》可以依据,天宝以后,则《唐会要》为最早史料。尤因此书所引材料,原书已亡,故不尽作工具书用。”(第221页)于传记类介绍钱仪吉《碑传集》、缪荃孙《续碑传集》、闵尔昌《碑传集补》后说,钱书“所收人物自天命至嘉庆二百年,共一千六百八十余人,近致包括了清代前期重要人物的牌版状记及地志杂传等资料,在清代史料目录中占有重要地位”。“缪、闵二书因所辑人物多及近代,……故其价值不可低估。”(第249页,250页)最后还顺带介绍了前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所编的宋、辽金元、明、清四种传记综合引得,指出“从北陈至辛亥革命一千年间的重要历史人物大都可以从中查出线索,极为有用,为图书馆必备之书”(第250页)。在谈到如何利用封建时代文人所写的个人传记时说:“姓名籍贯、生卒年月、平生仕履、社会关系,这四点是了解一个人物的基本条件,一般传记虽至谀墓之文,于此四点,大略可信。”(第235页)像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这些不仅给初学者指示了门径,就是对历史研究者也是很有用处的。柴先生这些论述,言辞不多,笔调轻松,却又贴切得当。如吕叔湘先生所说:“这些都不是不经过深入探讨就能下笔的。”
广征博引 考证翔实
    柴先生青年时期师从陈垣先生研习史学,治学严谨,对目录学、考据学均有很深的功夫。对清代学术源流,尤其是史学方面的成就,了如指掌。因此在介绍每部书时虽着墨不多,但使人感到内容非常充实。例如,本书对所举史书的作者,虽然只有数行简要的介绍,但却注明该作者的事迹见于某书某卷。这样既节约了篇幅,又为欲知作者详细情况的读者指明了进一步了解的途径。又如本书在评论作者及作品的得失短长时,大量引述前人的评论,并加以裁正。有些评论柴先生认为好的,就加以肯定。例如,在评价《资治通鉴》时,柴先生说:“司马光是一个踏实的人,此书是一部实实在在的书。钱大昕云:‘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于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唯《通鉴》可以当之。’(见《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八《跋宋史新编》)我们就拿这句话作为《通鉴》优点的总结吧。”(第175页)。
 
    前人有些评论,柴先生认为是错误的或不妥当的地方,便详加考证或予以反驳,虽名家亦不稍假贷。例如《提要》在介绍范晔《后汉书》时说:“范撰是书,以志属谢瞻,范败后,瞻悉蜡以覆车,遂无传本。”柴先生说:“《宋书》卷五十六有《谢瞻传》,瞻乃谢晦之兄,高祖永初二年(421年)卒,范晔尚未撰史,安能托其作志。后阅范书卷十下《日妃纪》章怀注云:‘沈约《谢俨传》曰:范晔所撰十志,一皆托俨,搜撰垂毕,遇晔败,悉蜡以覆车。宋文帝令丹阳尹徐湛之就俨寻求,已不复得,一代以为恨。其志今阙。’方知《提要》所云谢瞻,乃谢俨之误。谢俨今本《宋书》无传,惟《宋书》卷八十五《王景文传》有谢俨之名。”言之凿凿,有根有据。又如,关于沈约《宋书》与裴子野《宋略》二书孰高孰低的问题,自唐以来,论者多引沈约见《宋略》而叹曰“吾弗逮也”这句话,进而得出结论说裴书为上。《宋略》已佚,无从查考。柴先生据《南史》所载,知当时所以重视《宋略》,在于议论。又据《梁书》卷三十《裴子野传》及《史通·古今正史》所论,知裴书是删沈约《宋书》而成,不过叙事比《宋书》好。柴先生又从《通鉴考异》中所引证的《宋略》原文与《宋书》作一比较,然后得出结论:“大抵以材料论,《宋书》为详。因此《通鉴》依据《宋书》比较多些。但《通鉴》采用裴子野论十篇,如元嘉元年论典签专恣之害,又大明二年论仕途唯论门户不问贤能之非,颇有见地,不同于空论。”(第62页)
 
    考证是研究历史的一种手段。考证之所以必需,是因为不论是史事还是史书,在记载上往往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说法,怎样才能决定去取,就需要考证。《史籍举要》虽非考史之作,但从上引少数例子可见柴先生常识渊博,精于考证。有些说法不一的问题,经他考释,真实情况得以阐明,学生和读者由此得到了正确的认识。
介绍版本 切于实用
    版本知识对于阅读古书是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因此本书所介绍的各部史籍大都有版本一项。其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介绍该书现存的善本及常见的版本,二是指出不同版本的异同及使用时应注意的问题。要在以切于实用为主。例如介绍《后汉书》的版本时,特别指出“《后汉书》因纪传与志分属二人,各本排列次序,都是纪、传在前,志列于后,只有殿本把志插入纪、传当中,因此引用《后汉书》志、传的卷数,常常相差至少三十卷。”(第34页)殿本在过去是最通行的一种版本,使用的人很多。回想我过去在备课时就曾碰到这个问题,如若不是有柴先生的先期指点,恐怕还要花不少时间去摸索呢!如今大家阅读廿四史,一般都是用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点校本《后汉书》是以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南宋绍兴本作为底本。绍兴本保持了原来面目,所以大家一般不会遇到同一篇志或同一人的传记,卷数相差数十卷的问题。但是在阅读前人论著或自己从事研究的时候,却难免不遇到上述情况。知道此书不同版本的差异,遇到问题便不会困惑不解了。又如,柴先生在谈到《元史》中的诏旨都是引用旧文时举了两个例子“如卷一百二十四《忙哥撤儿传》内有诏书一篇,文极古雅,仿古《尚书》体,乃宪宗蒙歌诏书。又卷二十九《泰定帝纪》又有泰定元年登极诏书全用白话,乃译蒙文而成者,两个诏书相比,极为不类。后者于乾隆时已删改而润饰之,成为文言。今五局本、苏州局本《元史》此诏已用改译本。”(第148页)现在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元史》是以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为底本,最接近初刻本的原貌。泰定元年登极诏书全为白话。有了柴先生的指点,今后在研究过程中遇到此一问题,便会迎刃而解了。又如《旧五代史》原书早佚,今本是清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先后有三种版本问世。柴先生指出,“《旧五代史》版本,以南浔嘉业堂刘氏本为最好,江西熊氏本次之,殿本的改动最大。”(第117页)像这类的版本知识对读者都是非常切实有用的。
 
    我于1954年9月至1955年5月曾跟随柴德赓先生学习“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当时我只是一个大学刚毕业不久的青年,对于中国传统的文化知之甚少,每次听课或与柴先生个别交谈都感到很有收获。不管我提的问题多么幼稚,柴先生总是十分耐心十分热情地予以回答。后来柴先生调往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我的学习也随之中断,至今想来,仍觉是件憾事。时隔三十余年,重温旧课,追忆往事,不胜今昔之感。
 
(原载《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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