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史籍浩如烟海，对于一个初入高等学校的学生来说，真如瞎子摸象，既难窥其全貌，更有不知从何处入手之叹。正是针对这种情况，作者为此书规定的目的是，“在于使高等学校历史系的学生和有志于史学的青年，……了解中国历史方面有哪些是重要书籍，哪些应该精读，哪些应该参考，哪些仅备检阅；更进一步了解这些书籍是什么人做的，什么时候做的，站在什么立场说话的，什么时候印行的，它里面记载些什么重要史料，它是用什么方法记载的，这些记载和见解对不对？这些书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我们对这些书应该怎样评判和利用？”（《史籍举要·前言》。以下引本书只注页码。）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作者撰著此书的目的有二：其一是告诉读者中国古代的史书哪些是最重要的；其二是告诉读者如何去读这些书。

 

    中国的史书那么多，哪些是最重要的呢？作者根据此书的阅读对象是初次接触这些书籍的青年学生这一特点，实事求是地提出选书的标准是“多讲普通习见的书”（《前言》）。“普通习见”听起来语不惊人，但对初学者来说却是最“切实有用的”。

 

     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讲纪传类，即传统所谓的“正史”，内容除二十四史外，加上《清史稿》，共二十五史，计162页，占全书的十分之六，是本书的重点。下编分列编年体类、纪事本末类、政书类、传记类、地理类等五类，选书70余部，计108页，占全书的十分之四。上下编合计选书不过百余部，但都是各类中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了自西汉至民国初年各时期所写的最重要的史籍。至于连类附及之书，也有简单介绍，主分次明，眉目清楚。从这里初学者对中国古代历史书籍的分类，各类中有些什么重要的书籍，便可有一系统的概括的了解，为下一步的研究取得一把钥匙。

 

    对于第二个问题，也就是指导读者如何去读的问题，柴先生对每部书大致是从四个方面介绍其内容的，即（一）作者及著作年代；（二）史料来源及编纂方法：（三）优缺点及在史学上的地位；（四）注解及版本。在讲解方面，柴先生为自己提出的要求是，“讲解力求系统、明白、扼要，不钻牛角、掉书袋。”“史书源流及史学常识、因事附见，以切实有用为主。”（《前言》）这样的介绍确实做到了既系统、全面，又明白、扼要。这也就成了《史籍举要》一书的突出优点之一。

 

    正是由于作者著书目的明确，就使此书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书目举要这类课很容易使人感到呆板枯燥，但是柴先生讲起来却是轻松活泼，娓娓动听。这里有这么两个原因：一是柴先生在介绍重要史籍时，既是一部书一部书地讲解，又不是孤立地论述，而是瞻前顾后、左串右联，说明彼此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全书体系完整，脉络贯通，一气呵成，读起来毫无支离破碎之感。二是在介绍某书时，常常附带介绍一些有关的佚闻旧事，既丰富了教学内容，又引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如讲到《汉书》颜师古注时，顺便指出“唐人司马贞、张守节注《史记》，很多是参考《汉书注》的”（第20页）。讲到《后汉书》的史料来源时，说范晔与裴松之所见史料略同，“裴松之得以搜集这些资料撰成《三国志注》，范晔则取以改撰《后汉书》。二人同时，作为亦各不相谋，其成就是一样大的”（第23页）。在讲到裴松之注《三国志》时，附举出他的儿子即作《史记集解》的裴骃，他的曾孙裴子野作《宋略》，为刘知几所赞赏，“可称一门史学”（第40页）。又如在介绍《通鉴注》的作者胡三省时，说他二十七岁登宝祐四年（1256）进士，接着说了一句“和文天祥（状元）、陆秀夫、谢枋得等为同年”（第177页）。文天祥是南宋末年著名的抗元英雄。陆秀夫是背着南宋最后一个小皇帝跳海的人。谢枋得于宋亡之后，不与元人合作，饿死于大都。三个人都是很有民族气节的。柴先生这么一联系，既增添了学生的兴趣，也有助于记忆。记得在课堂上柴先生还附带提到，宋朝考过一百几十次进士，现在留下的题名录只有两个，一为宝祐四年的，因为这一年的状元是文天祥；一为绍兴十八年的题名小录，因为朱熹是那一年第五甲第十九名。真是左顾右盼，处处逢源，十分生动活泼。没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并灵活地运用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此书虽说是“举要”，但作者对书的内容并不是简单介绍而已，常常是探源溯流，或指出某书在编纂方法上的因革异同，或指出此书在流传过程中地位的变化。例如，类传创自《史记》，范晔修《后汉书》不仅继承了这一体例，增加了传目，还于列传中使用类叙法以增加容量。所谓类叙法，用柴先生的话说，即“情节相同，虽记载仅一二行，亦必详其姓氏里居，……此等人物立一传则事实不足，又不忍没其姓氏，乃用类叙法附入其中一人传中。《后汉书》如此类者极多，亦一特点”（第28页）。这是《后汉书》在编纂方法上对《史记》的继承和发展。柴先生在指出这一特点后，还加了一句，“后来惟《明史》善用此法。”又如，《晋书》于本纪、列传之外，又有载记三十卷，用以记述十六国史迹。柴先生不仅指出“载记名称最早见于《东观汉记》，有载记述新市、平林、公孙述等反对王莽诸人”，而且分析了唐修《晋书》采用这一体裁的原因。他说：“因十六国皆在中土，但又不受晋封爵，势难以前史世家列之，乃援载记之例，分国记述。”并借刘知几的话对《晋书》采用这种体裁作了评价，说这是“择善而行，巧于师古”。最后还指出“此三十卷书，材料十分重要。……为今日研究十六国史事唯一资料”（第50页）。再如，《唐会要》是以事目为中心，记述唐代各项制度沿革变迁的史书。作者在介绍此书的开头，历举此书在各个朝代一些重要书目中的分类情况：“《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以《唐会要》入‘类书’类，《直斋书录解题》入‘典故’类，《文献通考·经籍考》入‘故事’类，《宋史·艺文志》入‘类事’类，《四库全书》入‘政书’类。”接着分析了其变化的原因，指出类书“皆分门别类，罗列典故，为作文章取材方便而流行。……《唐会要》则全载典章制度，不同于类书之并载风花雪月、草木虫鱼，故愈至后世，地位愈高，由类书而典故，而故事，而类事，至《四库全书》竟入‘政书’之列”（第220页）。“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史籍举要》虽是指导初学者的入门书，也充分体现了这一优良传统。这样介绍不只丰富了学生和读者关于史籍的知识，也指明了史学的发展。

 

    此书与其它同类书相较，还有一大优点，就是作者往往三言两语，给读者指示读书门径。例如，在讲到《南齐书》时，说“《南齐书》诸志中，《百官志》最简明。读南北朝史的，每苦官职纷杂，先读《南齐书·百官志》可以得其概略”（第65页）。又如介绍《宋史纪事本末》时指出，“此书内容较《通鉴纪事本末》为充实，除军事杀伐外，多及制度。”接着列出十七目，说“此等题目均极重要”。最后指出“明代著作虽多，能象此书切实有用者亦不多见。读宋史不可不读此书”（第196，197页）。在介绍了《通典》之后说：“《通典》和《通鉴》，一为制度，一为史事，合而观之，相得益彰。”（第211页）又说：“研究唐史，以材料论，天宝以前之材料《通典》可以依据，天宝以后，则《唐会要》为最早史料。尤因此书所引材料，原书已亡，故不尽作工具书用。”（第221页）于传记类介绍钱仪吉《碑传集》、缪荃孙《续碑传集》、闵尔昌《碑传集补》后说，钱书“所收人物自天命至嘉庆二百年，共一千六百八十余人，近致包括了清代前期重要人物的牌版状记及地志杂传等资料，在清代史料目录中占有重要地位”。“缪、闵二书因所辑人物多及近代，……故其价值不可低估。”（第249页，250页）最后还顺带介绍了前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所编的宋、辽金元、明、清四种传记综合引得，指出“从北陈至辛亥革命一千年间的重要历史人物大都可以从中查出线索，极为有用，为图书馆必备之书”（第250页）。在谈到如何利用封建时代文人所写的个人传记时说：“姓名籍贯、生卒年月、平生仕履、社会关系，这四点是了解一个人物的基本条件，一般传记虽至谀墓之文，于此四点，大略可信。”（第235页）像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这些不仅给初学者指示了门径，就是对历史研究者也是很有用处的。柴先生这些论述，言辞不多，笔调轻松，却又贴切得当。如吕叔湘先生所说：“这些都不是不经过深入探讨就能下笔的。”

    柴先生青年时期师从陈垣先生研习史学，治学严谨，对目录学、考据学均有很深的功夫。对清代学术源流，尤其是史学方面的成就，了如指掌。因此在介绍每部书时虽着墨不多，但使人感到内容非常充实。例如，本书对所举史书的作者，虽然只有数行简要的介绍，但却注明该作者的事迹见于某书某卷。这样既节约了篇幅，又为欲知作者详细情况的读者指明了进一步了解的途径。又如本书在评论作者及作品的得失短长时，大量引述前人的评论，并加以裁正。有些评论柴先生认为好的，就加以肯定。例如，在评价《资治通鉴》时，柴先生说：“司马光是一个踏实的人，此书是一部实实在在的书。钱大昕云：‘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于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唯《通鉴》可以当之。’（见《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八《跋宋史新编》）我们就拿这句话作为《通鉴》优点的总结吧。”（第175页）。

 

    前人有些评论，柴先生认为是错误的或不妥当的地方，便详加考证或予以反驳，虽名家亦不稍假贷。例如《提要》在介绍范晔《后汉书》时说：“范撰是书，以志属谢瞻，范败后，瞻悉蜡以覆车，遂无传本。”柴先生说：“《宋书》卷五十六有《谢瞻传》，瞻乃谢晦之兄，高祖永初二年（421年）卒，范晔尚未撰史，安能托其作志。后阅范书卷十下《日妃纪》章怀注云：‘沈约《谢俨传》曰：范晔所撰十志，一皆托俨，搜撰垂毕，遇晔败，悉蜡以覆车。宋文帝令丹阳尹徐湛之就俨寻求，已不复得，一代以为恨。其志今阙。’方知《提要》所云谢瞻，乃谢俨之误。谢俨今本《宋书》无传，惟《宋书》卷八十五《王景文传》有谢俨之名。”言之凿凿，有根有据。又如，关于沈约《宋书》与裴子野《宋略》二书孰高孰低的问题，自唐以来，论者多引沈约见《宋略》而叹曰“吾弗逮也”这句话，进而得出结论说裴书为上。《宋略》已佚，无从查考。柴先生据《南史》所载，知当时所以重视《宋略》，在于议论。又据《梁书》卷三十《裴子野传》及《史通·古今正史》所论，知裴书是删沈约《宋书》而成，不过叙事比《宋书》好。柴先生又从《通鉴考异》中所引证的《宋略》原文与《宋书》作一比较，然后得出结论：“大抵以材料论，《宋书》为详。因此《通鉴》依据《宋书》比较多些。但《通鉴》采用裴子野论十篇，如元嘉元年论典签专恣之害，又大明二年论仕途唯论门户不问贤能之非，颇有见地，不同于空论。”（第62页）

 

    考证是研究历史的一种手段。考证之所以必需，是因为不论是史事还是史书，在记载上往往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说法，怎样才能决定去取，就需要考证。《史籍举要》虽非考史之作，但从上引少数例子可见柴先生常识渊博，精于考证。有些说法不一的问题，经他考释，真实情况得以阐明，学生和读者由此得到了正确的认识。

    版本知识对于阅读古书是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因此本书所介绍的各部史籍大都有版本一项。其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介绍该书现存的善本及常见的版本，二是指出不同版本的异同及使用时应注意的问题。要在以切于实用为主。例如介绍《后汉书》的版本时，特别指出“《后汉书》因纪传与志分属二人，各本排列次序，都是纪、传在前，志列于后，只有殿本把志插入纪、传当中，因此引用《后汉书》志、传的卷数，常常相差至少三十卷。”（第34页）殿本在过去是最通行的一种版本，使用的人很多。回想我过去在备课时就曾碰到这个问题，如若不是有柴先生的先期指点，恐怕还要花不少时间去摸索呢！如今大家阅读廿四史，一般都是用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点校本《后汉书》是以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南宋绍兴本作为底本。绍兴本保持了原来面目，所以大家一般不会遇到同一篇志或同一人的传记，卷数相差数十卷的问题。但是在阅读前人论著或自己从事研究的时候，却难免不遇到上述情况。知道此书不同版本的差异，遇到问题便不会困惑不解了。又如，柴先生在谈到《元史》中的诏旨都是引用旧文时举了两个例子“如卷一百二十四《忙哥撤儿传》内有诏书一篇，文极古雅，仿古《尚书》体，乃宪宗蒙歌诏书。又卷二十九《泰定帝纪》又有泰定元年登极诏书全用白话，乃译蒙文而成者，两个诏书相比，极为不类。后者于乾隆时已删改而润饰之，成为文言。今五局本、苏州局本《元史》此诏已用改译本。”（第148页）现在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元史》是以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为底本，最接近初刻本的原貌。泰定元年登极诏书全为白话。有了柴先生的指点，今后在研究过程中遇到此一问题，便会迎刃而解了。又如《旧五代史》原书早佚，今本是清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先后有三种版本问世。柴先生指出，“《旧五代史》版本，以南浔嘉业堂刘氏本为最好，江西熊氏本次之，殿本的改动最大。”（第117页）像这类的版本知识对读者都是非常切实有用的。

 

    我于1954年9月至1955年5月曾跟随柴德赓先生学习“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当时我只是一个大学刚毕业不久的青年，对于中国传统的文化知之甚少，每次听课或与柴先生个别交谈都感到很有收获。不管我提的问题多么幼稚，柴先生总是十分耐心十分热情地予以回答。后来柴先生调往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我的学习也随之中断，至今想来，仍觉是件憾事。时隔三十余年，重温旧课，追忆往事，不胜今昔之感。

 

（原载《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