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50年代，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就知道柴德赓先生是学识渊博的著名史学家，可是一直没有机会当面求教，到了60年代初，机会终于来了。那时候，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翦伯赞先生兼任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审办公室历史组组长，我任秘书。翦老多次向我谈起，要调柴先生来京参加教材编选工作，让我向中宣部和高教部写报告。翦老说，柴先生是陈援老（指陈垣教授）的得意门生，他在江苏师院（今苏州大学）教中国历史名著介绍这门课。要编中国史学名著介绍，非柴先生不行。1963年，柴先生来到北京，翦老非常高兴，亲自安排他住在北京大学专家招待所。我负责接待工作，每星期总要去看望他一次。和他在一起的时间是令人难忘的，他和蔼可亲，谈笑风生，平易近人。谈起学问来，滔滔不绝，娓娓而谈，如数家珍，令人乐而忘返。几乎每见一次面，都有宝贵的收获。

柴先生在北京期间，一面编写教材，一面给北大历史系开设“史料与史学”课，还多次到中央党校讲课。讲课的内容和后来出版的《史籍举要》基本相同，很受同学欢迎。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柴先生生前没有能看到《史籍举要》的出版。直到1982年，这本饱经沧桑的书稿才由他的学生整理出版。随即列入国家教委文科教材编选计划，1987年荣获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国家奖。

《史籍举要》具体反映了柴先生数十年教学、治学经验和研究成果，荣获国家优秀教材奖是当之无愧的。

书如其人。《史籍举要》充分体现了他对青年学生的关心和培养，在书中，他是那样亲切，那样不厌其烦地教导青年要读什么书，怎样读书，哪些书要精读，哪些书要浏览，哪些书应该参考，哪些书仅备检阅。他还进一步告诉青年，这些书是什么人做的，什么时候做的，什么时候印行的；它里面记载些什么重要史料，是用什么方法记载的，这些记载和见解对不对；这些书有什么优和缺点，我们应该怎样利用这些书。他还语重心长地谆谆教导青年学生，治学方法要严谨，要充分认识掌握史料的重要性；要熟练地掌握史学基本知识和技能，搜集史料要脚踏实地，审定史料要去伪存真。

柴先生在编写本书过程中，根据教材要合乎量力性原则，实事求是地考虑了编写本书的出发点：一是多讲普通可见的书，少讲太偏僻的书；二是讲解力求系统、明白、扼要，不钻牛角、掉书袋；三是史书源流、史学常识，因事附见，以切实有用为主。

《史籍举要》名副其实。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题为“纪传体类”，占全书的60%，叙述《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兼治其他有关诸书；下编分题为“编年体”、“纪事本末”、“政书”、“传纪”、“地理”等五类，占全书的40%。作者选择比较重要的、常用的史籍作扼要介绍。介绍的方法，以史籍性质分类择要来讲，对于每一种史籍的介绍，一般分四个重点：作者及著作时代；史料来源及编纂方法；优缺点及在史学上的地位；注解及版本。对《史记》这类重要的史书，则分为作者、史料来源、编纂方法、价值、缺补问题、注本和版本等6个问题，《汉书》则分5个问题。而介绍地图和地区性传记以及《续三通》、《清三通》等则极为简略。叙述繁简得当，各书的主要内容都讲得清楚明白。既可以帮助青年自学历史，也可以供史学工作者日常应用。

《史籍举要》作为一部优秀教材，不仅体系科学、重点突出、文字精炼、条理分明，是一部很有实用价值的书；而且它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教学和治学经验，是一部培养优秀史学工作者登堂入室的入门书。它的价值充分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历史科学工作者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为指导来研究历史，首先要详细地占有材料，而阅读史籍是重要方面。我国文化典籍浩如烟海，研究中国历史，首先应该阅读的是《二十四史》和《十通》。当然，这些书内容广博，不可能也不需要全部精读，但研究断代史和专史的同志，必须从这些书中挑选自己所需要的部分精读。在精读的史籍之外，再挑选一些史籍参考。精读的书不必多，但一定要仔细阅读，参考的书要多，只取所用部分即可。还有大量史籍，不过是供检阅而已。《史籍举要》介绍了各种重要史籍的内容，大大有助于读者选择精读书和参考书。

二、治史要研究专门问题才可能深入。但是，如果没有渊博的知识，专门研究就很难深入，就会遇到很多困难，甚至出现谬误，闹出笑话。《史籍举要》给为有志于治史的青年指出了寻找资料的方向：列举各类史籍，帮助读者按照时间顺序，考察历史演变的脉络；按照一朝一代的典章制度，考察历史演变的具体环境；根据历史事件考察有关的人物和地点，或者根据参与的人物和事件的地点来考察历史事件。

三、《史籍举要》把各类史籍的情况都详细介绍出来。它告诉人们，记传体史籍，一般体裁分记、表、志、传四部分。纪（本纪）为帝王传记，兼为编年史，志为专史，传为个人传记，表是把纪传中的大事或人事变动列为表格以便考核。四者虽多重复，但都各有用途，互有详细，难于统一。所谓编年、纪事本末、政书、传记、地理等类史籍，又都是纪传体史籍的扩大。各类都有所长，亦有所短，相互取舍，不可缺少。我们在研究具体历史问题时，总是根据问题的性质，决定先查哪一类史籍。《史籍举要》告诉我们，要查历年的变化须先查编年史，要查历史故事须先查纪事本末，要查典章制度或专题须先查政书，要查人事变化须先查传记，要查地区情况须先查地理。特殊情况，又要注意各书材料来源、成书先后、作者的立场等问题来决定查阅哪种史籍。总之，《史籍举要》告诉我们，找材料先要找到入手处，然后按照需要再查阅其他史籍。这样做，即使人们所要寻找专题的史料不在本书所举要籍之内，也可以按照它所指的门路寻找到需要的材料。

四、历史科学工作者，要根据丰富的、合乎实际的材料，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史籍举要》所举的史籍，一般说是可以信赖的。其中有些需要探讨的问题，则在叙述有关史籍时，尽量详细说明该书的史料来源和如何处理这些史料，并评论其观点。这样就便于了解这部史籍哪些部分是原始资料，哪些是抄录成书或来自传统等等；也便于了解这部史籍的作者对待各种资料的态度和叙事、议论的阶级立场，从而帮助读者判断这些资料的是非轻重。例如书中分析了司马迁的进步思想，指出司马迁为陈涉立“世家”，从体例到内容都表现了他对农民起义领袖的充分同情，这在《二十四史》中是绝无仅有的。又如《宋史》“于元祐党、新党之争，大抵偏元祐而诋新党，主保守而排进步。如《王安石传》多取朱子《名臣言行录》，殊难置信。《宋史》于反对王安石诸人传中有关诋毁新法，无不备载；于新党诸传，又加嘲弄，其影响及于后世甚大”。再如介绍唐杜佑《通典》的史料价值时说：“研究唐天宝以前典章制度，《通典》是极重要的书籍，它的成书在《唐会要》和《旧唐书》之前，讲唐代史自是第一等史料了”；“研究唐史，以材料论，天宝以前之材料，《通典》可以依据，天宝以后，则《唐会要》为最早史料”。这样准确而实在的论述，对读者的帮助无疑是很大的。

《史籍举要》是柴先生20多年前写的，是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勤奋治学取得的可贵收获，也是他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遗产。它是高校历史系师生和史学工作者的良师益友。我们怀着感激的心情怀念柴先生，纪念柴先生，学习柴先生。柴先生是我国优秀知识分子的突出代表，他忠诚教育事业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们一定要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