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重点突出，选目恰当。我国历史悠久，文化典籍极为丰富，人们常常用汗牛充栋、浩如烟海来形容。如果从史料学角度来看，其中绝大部分都可以看作史书，是研究我国历史的重要资料。历史要籍介绍的任务，就是要在浩瀚的史籍中，选择一些重要而又有代表性的史书，介绍给历史系学生和年青的史学工作者。这个选择工作看起来容易，真正要做好还是比较难的。所谓容易，是因为提供选择的对象多，在成百上千种史籍中，选上几十种书，并非难事。问题是如何选得好，选得恰当，这就很不容易。如果不是对中国历史有较深研究的人，是难以提出适当的选目的。解放后出版的多部历史要籍介绍中，我认为《史籍举要》在书目的选择方面，是比较理想的。它重点突出，介绍得体。

我国古代的目录学家，将古籍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收藏和查检。自从《隋书·经籍志》确定这个分法以后，一直沿用到清末。清朝乾隆年间所修的那部空前大丛书，因为是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并分四库收藏，因此称为《四库全书》。四部中的经、子、集三大类中，从历史资料的角度来衡量，其中不乏有重要价值的史料，尤其是在先秦时期的古籍，更是如此。但是比较集中而系统的历史记载，自然都收在史部之中。所以柴先生在《史籍举要》中，就集中在史部类选取要籍，对于经、子、集三部中哪怕是史料价值很高的著作，也只好割爱了。这里就体现了突出重点的问题。要是面面俱到，把经、子、集三部中有史料价值的著作都选进来，那就体现不出选目的重点所在。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柴先生不重视对经、子、集中重要典籍的学习和研究。在教学及平时交谈中，他常教导我们，一个从事史学研究工作者来说，对于儒家的几部经典著作，如《尚书》、《诗经》、《左传》、《论语》、《孟子》等，一定要好好地学习它，掌握它，充分熟悉其内容，不然读史学著作就会遇到不少困难。许多名词术语、历史典故等，都来自那些经书中，只有熟悉它，读其他著作才比较方便。何况那些经书本身，就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特别对研究先秦历史来说，更是不可不读的。子部集部的书，有些也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不过与史部书籍比较，不那么系统和集中而已。对于初学者来说，缓一步学习这方面著作，还是可以的。

《史籍举要》的选目不仅集中于史部诸书，在介绍史部各书中，也是有重点的。《隋书·经籍志》将史部分为正史、古史、杂史等十三类。而《四库全书》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等十五类。《史籍举要》仅取其中纪传（“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政书、传记、地理等六类，加以介绍。从十五类只选六类，这已是择要了。就这六类而言，重点又放在纪传类，其他五类则居次要地位。这一点从全书的介绍文字的分量安排，就明显表现出来。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介绍纪传类，约占全书五分之三；下编介绍编年、纪事本末等五类，约占全书五分之二。从这里又充分体现了该书突出重点的要旨。

《史籍举要》重点介绍纪传体史书，实际就是介绍《二十四史》，即封建史家所称的“正史”。这一安排很有见地。《二十四史》是系统而完整地记载我国三千年文明历史的巨著。在世界各文明古国中，由于国统中绝，因而历史记载也断断续续，不成体系。只有我们伟大的祖国，从创建到今天，一直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建立的国家，前后相继，绵延不绝。不仅如此，而且还有一部历史书记载着祖国三千年来的发展变化历程，这在世界各国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保存着完整的《二十四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祖国灿烂历史文明的见证，是值得全国人民十分珍惜的。那些民族虚无主义者，把我国古代文化一概加以否定，认为这也不是，那也不行，是毫无根据的。毋庸讳言，一部《二十四史》主要是记载帝王将相的活动，有人说它是“帝王的家谱”，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就否定它的重要价值。对于每一个从事史学研究工作者来说，了解这样一部史学巨著，是十分必要的，即使不能通读，也应该结合工作的需要，有选择地阅读若干种。《史籍举要》首先把它作为重点介绍，是非常正确而又恰当的。

第二，介绍全面，叙述翔实。书目确定以后，如何进行介绍，就是决定性的问题了。与其他同类书比较，这部书另一个特点也很突出的，即介绍全面，内容翔实，繁简恰当。每一部书，大体是从四方面着眼，即作者及著作时代，史料来源及编纂方法，优缺点及在史学上的地位，注解及版本等。这四个方面只是就一般而言，至于各史著由于具体情况不同，介绍内容和重点也随之而异，并不是千篇一律。如《二十四史》中，前四史和《晋书》均有注释问题，所以就均列了子目加以论述，《晋书》后各史没有这个问题，也就没有这个子目，而为其他内容所代。又如介绍《史记》，考虑到《史记》篇目缺补问题非常重要，因此特设《史记》缺补问题一目。介绍《三国志》时，对裴松之注，作了较详细的论述，这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裴注与其他史注不同，它是针对《三国志》内容过于简略而写，注文采录大量史料，以补原书不足，名为注史，实是补史，所补的资料与本文具有同等重要的史料价值。特别要提到的是，在论述裴注时，对于注文字数的多少问题没有叙及，所采取的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审慎作法。本来《三国志》 本文略多于裴注，经详细统计，陈寿本文是三十六万余字，裴松之注文是三十二万余字。但自宋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提出裴注“多过本书数倍”之说后，马端临《文献通考》又袭用其说，因而在史学界就一直认为裴注多于陈寿本文。清乾隆年间在校刊《三国志》时，李龙官等人在校后语中，又认定说“裴松之注，更三倍于正文”。这样一来，裴注多于本文之说，以讹传讹，似已成为定论。解放前后的各种介绍《三国志》的文章和著作中，大多数都沿用裴注多于本文三倍说或数倍说。是数倍，还是三倍？各家说法不一，说明这两个数字均为估量之词，本无确据。对于不确切的问题，就不提及，这是很正确的。从对裴注这个问题的处理中，也体现了介绍内容的翔实可靠性。这种例子是很多的，不一一列举。介绍史籍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必须对所介绍的书有所研究，至少是仔细阅读过，这样才不至于沿袭他人之说，人云亦云，甚至以讹传讹。柴先生是史学名家，对所介绍的各部史书，大多都是很熟悉并进行过深入研究，所以介绍时娓娓道来，常有新意，能启迪人思路，发人深省。

第三，立论有据，评价公允。介绍史籍重要部分之一是对史书的评价。对重要史籍作出正确恰当的评价，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既要掌握该书的全部内容，又需具有正确的观点，才能得出公允结论。《史籍举要》对所介绍的各书，都有评价，不仅在大多数书中，列有专条评论文字，而且在叙事过程中，常常也夹杂褒贬之词，也可以看成是评论的内容。如介绍《后汉书》编纂方法时，认为范晔将记载皇后的外戚传改为皇后纪，其意虽本于华峤，而是很正确的。由于东汉从和帝以后，六个皇太后均临朝主政，将其“传”改称“纪”，名正言顺。正如《史记》将吕后传归入本纪一样，是实事求是。又如在类传中，范书有列女一目，为纪传体史书中第一次出现的内容，所收入的妇女，以“才行尤高秀者”为准，“不必专在一操而已”。对这一作法，给予较高的评价，同时还批评了刘知几的错误观点。刘氏在其《史通·人物》中说：“观东汉一代，贤明妇人如秦嘉妻徐氏，动合礼仪，言成规矩，毁形不嫁，哀恸伤生，此则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载诞胡子，受辱虏廷，文词有余，节概不足，此则言行相乖者也。至蔚宗《后汉》，传标《列女》，徐淑不凿，而蔡琰见书，欲使彤管所载，将安准的？”对于刘知几的这种看法，认为妇女改嫁后就不能列入《列女传》，影响到后来史家改“列女”为“烈女”，使妇女在历史上的地位，局限于一隅，是极其不对的。除了在叙述体例方面的评价外，在专条评论中，就范晔的史学思想，进行了较细致的分析和评论。书中引用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认为范书有“贵德义，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的思想，接着再摘引了不少范书的例子，以证明王氏之说是有根据的。如引《孔融传·论》说：“夫严气正性，覆折而已。岂有员园委曲，可以每其生哉！懔懔焉，皜皜焉，其与琨玉秋霜比质可也。”这样对孔融的赞扬，说明范晔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爱憎分明。从这也可见范氏史学思想进步的一面。

《史籍举要》对连类而及的某些史书，也往往进行分析论证，明其得失。如在介绍《资治通鉴》时，对与《通鉴》有关的几部书，也都进行评价。在讲到严衍《通鉴补》时，认为其书针对《通鉴》缺点，纠正某些错误和不足，是有贡献的。但由于严氏师生对司马光原书的体例不够了解，所补太杂，未必恰当。这个评论很正确。严氏此书虽编成于明末，但清咸丰元年（1851）才刻版印行，流布不广，所以一般要籍介绍著作，往往未能提及。该书按《通鉴》分卷次第，仍为二百四十九卷，但因补充大量史料，份量比《通鉴》大许多，内容很庞杂。严氏补《通鉴》的宗旨，是欲使编年体的《通鉴》兼有纪传体史书所包含之内容，所以他要补的项目达二十三条之多。如补政事之漏，补敕诏之遗，补文章之逸删，补名贤之卒，补隐逸，补贤媛，补艺术，补二氏（释、道二教）等等。正如柴师所批评的那样：“这也补，那也补，和原来《通鉴长编》有何区别？安知严氏所补的不正是司马光所删削的？”这是由于严氏忽略了编年体《通鉴》，原与纪传体“正史”在体例上有所不同，司马光所舍弃的十七史材料，为体例所限，不得不割爱。今严氏又取而补进，欲使一书而兼二体之长，既于《通鉴》无所补益，因而也是不可取的。虽然严氏之书，也有一些内容纠正《通鉴》之失，但不过百分之一二而已。所以该书称《通鉴补》，也可称《通鉴补正》。不过编撰者本人认为“正”的部分文字不多，只百分之一二，“补”的部分有十分之三四，所以应称《通鉴补》，不应叫《通鉴补正》，从对《通鉴补》的评价看，也可以充分说明《史籍举要》所下的结论，是公允和可信的。

上面所述三个特点，只是我听课和阅读的感受的概括，并不见得是全面和正确。近读《光明日报》1990年5月2日史学专栏吕叔湘先生《书柴德赓〈史籍举要〉》一文，感到颇有启发，吕先生指出，《史籍举要》的优点很多，其中最值得提出的有两点：第一，所举书籍虽多，但不是全然孤立论述，而是常常指点彼此之间的异同因革，因而全书脉络贯通。第二，评论一书的优劣得失都有根据，恰中肯綮，决非笼统一说，或人云亦云。吕先生所指出的这两个优点，我完全同意。前面我所说的特点，实际也是优点，而第三个特点与吕先生所指的第二个优点，基本一致。至于吕先生在文中最后说：“有志于史学的人，举此一编，费力省而得益多，登堂入室，左右逢源，对于著者是一定感激不尽的。”这段话似乎就是对我说的一样。回忆三十余年来，从听课、阅读讲义到学习正式出版的这部书，虽未能达到登堂入室地步，但的确是获益良多。

对于《史籍举要》所取得的成就和价值，我认为有两点必须论及。首先，这部书虽然分量不大，只二十余万字，介绍的书目也不算太多，只是史部中的几个主要门类，但所包含的内容却很丰富。它把史料学、史学史、目录版本学等内容都包括进去了，深入浅出的叙述，对于一个史学工作者来说，不仅为初学者提供入门途径，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者指出方向。如对每部史书，都较详细地介绍其史料来源和史料价值，这就是属于史料学范围。从《通鉴》的史料来源情况看，不仅全面介绍了所收史料情况，并且还分阶段加以叙述。从战国到三国时期，由于时代较远，能提供采录的史料就少一些，取材只限于《战国策》、前四史等不多的几部史著。从晋到隋，除“正史”外，其他史著及文集多起来了，取材也就丰富了。唐、五代一段，材料更多，不少原始材料均可见到。每记一事，可参照几种不同记载，互相比较订正，以求其信实可靠。《通鉴考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做出来的。司马光是讲求实事求是的人。他在编书时遇有对同一史事的不同记载，经过反复比较、研究，选定一家说法后，同时把其他不同说法也列举出来，编成《考异》三十卷，以供读者参考。这在史科学上无疑是一贡献。《通鉴》的史料价值是很高的，它不仅保存了许多今天已见不到的史料，就是从十七史等摘引来的史事，也可用来校正诸史之失。这样的介绍和分析，对于我们了解和掌握史料学的知识，很有启发和帮助。

《史籍举要》中关于史书的编纂方法和评价两部分，实际就是史学史所包括的内容，不过限于体例和篇幅，不可能做到很系统和全面罢了。如在介绍《史记》的编纂方法中，对五种体裁：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作了详细论述，指出这种编纂方法，在当时是具有独树一帜的首创精神，因而为历代封建王朝所修“正史”的典范。这种分析和论述，在史学史中，往往是有专门章节给以充分分析和评说。至于介绍史籍时对史家的评论，这在史学史中应是它的主要内容之一。有关这方面的文字，也可以当作史学史来读。如论述《史记》具有人民性时指出，在《循吏列传》中收入的五人都是春秋战国时人，而在《酷吏列传》中所写的十个人，却都是西汉人，这就形成鲜明的对比，作者大胆地揭露了西汉统治者的残酷无情，体现了《史记》具有的强烈人民性。而目录学、版本学等方面的内容，书中也涉及不少，只要稍稍留意，就可以获得各方面知识。

其次，这部书虽只是高等学校的教材，不是什么专著，但其沾溉后学的作用很大，影响是深远的。正式出版以前作为讲稿，只是听课者受其惠，出版并公开发行后，读者面广了，影响所及也就更宽了。凡是谈到的人，莫不认为是一部较好的史学入门书，它内容丰富，重点突出，叙述生动翔实，有自己独到见解，不沿袭他人结论，人云亦云。因此国家教委，特推荐为高等学校中国历史要籍介绍教材，是很恰当的选择。作为一部好的史学教材，与史学专著比较，其作用与影响是不会小的，可能有时还会更大。一般史学专著阅读的人固然不少，但多限于研究某方面的史学工作者，读者面不一定很大，也不一定是必读之书。作为教材则不同，它是作某门课程的必读之物，只要是学习该课程的人，就非学习不可。此外，社会上有兴趣从事于该学科的人，必然也是先睹为快。作为教材，阅读的人就会更多，影响也就更大了。因此，《史籍举要》这部书，对史学领域来说，所起的作用和贡献是不会很小的，其价值也就可见了。

以上是我学习《史籍举要》一书的感受和体会。柴师一生从事史学研究和教学三十多年，既有很深的学术造诣，教学经验也很丰富。以他那样渊博的学识，本来是应有更多的著作传世，不幸由于那场浩劫，使他六十二岁就离开了人世，这的确是史学界无可挽回的损失。而柴师在从事教育事业的过程中，正如许大龄教授在《史籍举要》的序言所说的那样，“殚尽竭力地关心和培养青年史学工作者的精神，也是我们需要向他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我的亲身感受说，这方面的确是很突出的。不仅在苏州学习的那段时间中，他老对我们无时无地不是热情关怀和细心指导，就是我离开苏州以后，仍然十分关心我的学习和成长。他老虽在百忙之中，仍不时通过书信给以鼓励和指导。一九六三年，还把在中共中央党校讲课的讲稿《资治通鉴》介绍一文寄给我学习，使我在当时就深为感激。缅怀及此，柴先生实在是最值得我尊敬的老师，因而也使我永远这忘。

 

1990.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