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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 Niandong
内容编辑深切怀念柴德赓、陈璧子两位好老师
朱彤和郑楠是柴德赓结识的共产党高级干部。后均在中央党校工作。
一、相识在川江之滨
我和柴德赓、陈璧子两位老师是在四川认识的。那时柴教授在四川江津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教，陈璧子老师在女师附中教书。我在白沙大学先修班当学生。我们有几个进步同学组织了秘密的读书会，经常阅读革命书刊，还办了“新声”壁报。我常到女师附中去找陈璧子、覃谷兰、张弓、谭凌等进步老师借阅革命书刊、请教问题。因此认识了陈老师，也认识了柴老师。他们在学业上、思想上对我帮助很大。记得有一个春暖花开的星期天，几位老师带着我们一群进步学生，到风景如画的黑石山去游玩，实际上是藉游玩座谈时事和青年思想问题。覃谷兰、陈璧子两位老师，带着湖南口音，像大姐姐教小弟弟小妹妹似的，教育我们要爱国。要进步，要革命，要做一个有为的青年，要献身民族解放事业，要为国家争民主自由和富强。有一次在柴教授家，他给我谈到如何学习历史，如何做学问，要刻苦，多读书；要做一个铮铮铁骨的爱国者；要鄙视那些贪官污吏，要做一个正正当当的大丈夫。他们的这些谆谆教导，在我年轻、纯朴的心灵上留下了难忘的记忆，至今还言犹在耳，仿佛如在眼前。
二、在北平参加反内战饥饿运动
1947年我们在北平又重逢了。我在北京大学搞学生运动，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柴先生在辅仁大学教书，陈老师在市立女三中教书。他们家当时住在尚勤胡同。1947年5月，北平掀起了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我在沙滩北京大学学运快报组、联络组工作。联络组为了发动中学生参加运动，我和胡东如同学到女三中去进行革命串连。我找到陈璧子老师，她给我们介绍了学校和进步学生的情况，并找来了高中二、三年级的几位进步同学和我们见面。我们两人向她们讲北平各大学，还有一部分中学，正掀起反内战反饥饿运动。进行了一番宣传鼓动，散发了传单和快报，希望她们发动该校的学生参加运动，参加游行示威。“五·二O”全市大中学生游行示威那天，我和胡东如同学一清早就到女三中去迎接她们三百来人的游行队伍，一路陪同她们到沙滩北京大学，汇合全市大中学生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这次运动之后，该校的进步学生进一步活跃起来，进步学生大大增加。1948年我到解放区后，还碰到过解放区参加革命的几位女三中的同学。谈到陈璧子老师对他们思想上帮助很大、积极支持进步学生的活动，他们都十分敬佩。陈老师因为思想进步、支持学生的进步活动，被学校解聘了。但陈老师并没有因为被解聘而惧怕，反而更热忱帮助革命同学，更积极地参加革命活动。
三、积极掩护党的地下工作人员
1947年9月12日，国民党北平市政府查封了北平最大的一家进步书店中外出版社。店里的地下党员发现排字房的门窗没有被封死，就组织力量，夜里趁敌人不备，从这里进入店内，把被敌人查封的机器、铅字、存书偷运出来。一连干了四个晚上，敌人都没有发觉，最后连书柜、家具也都不给敌人留下。全部存书，其中包括几千册《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书柜、家具以及军调部时期《解放三日刊》留下的十几麻袋报刊资料，都交给我连夜偷偷运到沙滩北京大学隐藏起来。不久，北平地下文委负责人张青季同志和北大党组织商量决定，利用这批书籍和家具作基础，在沙滩北大文学院前面的两间平房里，开办了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文化服务社。这实际是中外出版社转移过来的进步书店。党组织指派我为负责人，并派一批地下党员、团员轮流来义务服务、站柜台卖书。为了扩大革命书刊的来源，通过地下关系和上海、香港的进步书店建立了业务关系，使革命书刊能源源不断地运来；又通过华北学联的关系，在清华、燕京、师大、天津南开、北洋、唐山工学院等学校设立分店，扩大革命书刊的发行和传播。在北平地下文委和北大党组织的同意和支持下，又成立了秘密的“考验出版社”，编辑出版和翻印学生运动急需的革命书籍。为了掩人耳目，防止敌人的破获，出版物上印的考验出版社的社址设在香港。这项工作是很秘密的，组织上叫我负责，参与的人愈少愈好，所以只郑楠和曹正人两位地下党员参加。
璧子老师知道我在从事秘密工作，十分关心我的安全。她征得柴先生的同意后告诉我：反内战反饥饿运动之后，北大愈来愈被敌人所注意。碰到情况紧急的时候，可以住到她家去。她住的那里属于天主教会的辅仁大学的范围，不太惹人注意。在将近十个月的时间里，我除了在北大范围内几易住处以外，凡是碰到情况异常的时候，就躲到她的家去。有时住一夜，有时连住两三天，她家成了我的避风港。
他们不仅关心我的安全，在情况紧急的时候掩护我，还掩护别的同志。有一位山东解放区的同志被派到山东大学工作，被敌人注意，转移到北平工作，又被敌人钉梢。组织上要我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给掩蔽一下。我找到柴老师和陈老师，尽管这事有风险，而且增加他家的麻烦和负担，他们二话没说，欣然同意了。这位同志在他家住了十来天，一直到安全离开北平回到解放区。
1948年6月，郑楠同志在“反美扶日”（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运动中，游行示威时被特务打伤。各报刊都登了她受伤时的名字和照片。那时我们的恋爱关系已公开。组织上考虑北平情况紧张，我的处境危险。同时她游行时受伤，必然引起敌人注意。所以决定我们两人一同撤退到解放区。我们做好一切准备之后，临行前一天都住到柴教授家。在他家化了装，由他夫妇护送我们到了前门火车站上了车，才依依惜别。我记得柴先生送给我一套中式白布汗褂、裤子和一顶博士帽型的草帽。我打扮成商人，顺利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平安到了解放区。
听说，我们走后，国民党特务对革命同志的钉梢、逮捕更加猖狂，北平的情况愈来愈紧张。就连家住北平的刘乃崇同志，也在柴教授家躲了好久，才安全撤退到解放区。
柴教授和陈老师知道我在北大丝糕（包谷面做主食）食堂搭伙，生活比较苦。每次去（有时郑楠和我一起去），都要弄点好菜给我们打打牙祭，实在过意不去。其实那时他们的收入也不多，要供四个孩子上学，负担很重，生活够清苦的了，还热情地款待我们这些从事地下工作的穷学生。这种诚挚的革命情谊，使我们毕生难忘。
四、炽热追求真理、积极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陈璧子老师青年时代就参加革命斗争，一直追求进步，热心赞助革命。柴教授非常爱国，对国民党的贪污腐败极端痛恨。在四川白沙教书时，他带头反对国民党的党棍子教育部长朱家骅，揭露朱家骅不学无术，在学校搞特务统治的丑恶嘴脸。柴先生非常勤奋好学，治学严谨，史学研究很有成就。他不仅书教得好，而且非常爱护学生，爱护进步青年，积极赞助革命。抗日战争胜利后，看到蒋介石发动内战，迷恋独裁，贪污腐败，民不聊生，和平民主无望，国家的独立富强无望。他除了勤奋研究史学外，还积极探索救国救民之道，热心阅读革命书籍。
我在北大文化服务社工作期间，柴教授和陈老师告诉我，凡是有价值的好书，都给他们代买一本。我记得给他们买过米丁的《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每次见面，都要我给他们谈谈学运新闻和革命形势。他们还特意嘱咐，给他们几个孩子选购一些适合青少年阅读的进步书籍。记得给买过《洋铁桶的故事》、《吕梁英雄传》、《李勇大摆地雷阵》、《李有才板话》等。
柴教授是史学家陈垣老先生的得意门生，他和陈老的关系非常好。组织上曾告诉我，通过柴教授给陈老宣传党的土地改革、对知识分子、对文化教育的方针政策。北平临解放时，蒋介石曾派专机，想把北平的学者、名人接到南京去。陈老师不听从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不去南京，毅然留在北平。解放后积极为历史学研究、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重大贡献。
我和郑楠同志到解放区后，都分配到中央团校学习。1948年底，全校师生接受任务，参加接管平津。1949年3月，中央团校在北京建校，我从天津调回中央团校工作。在解放后的北平，又和柴教授、陈老师见面了。他们都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连他们的长子——祖衡都参加了革命，从事人民的公安工作，全家都非常忙。这年五月，组织上批准我和郑楠同志结婚。柴教授和陈老师在百忙当中还抽空来参加组织上为我们操办的革命化的婚礼。婚礼十分简朴，没有购置一分钱的衣物家具，仅就组织上发的相当于50斤小米价款的结婚费，略备烟茶招待。他俩夫妇是唯一来参加婚礼的校外客人。他们的热情祝贺，深情厚谊，至今难忘。
五、失去良师益友，无限悲恸
十年浩劫中，我们都遭到迫害，倍受屈辱与折磨。谁知在那人妖颠倒、日月无光的日子里，柴教授被迫害致死。正当他在学术上最有作为的时候，正当他能为史学研究做出更大贡献的时候，正当他能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更大成绩的时候，失去了宝贵的生命。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从西南调回北京，和陈老师见面的机会多了。这位老大姐为我们国家在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步入四化建设的新时期而感到高兴。柴教授受到的冤案与迫害得到了昭雪。他的一些著作，经过陈老师的努力，相继得到出版，留传后世，这些都使她感到欣慰。但终因年事已高，辛劳过度，也与世长辞了。我为失去柴教授这样有成就的史学家，为失去这两位良师益友，为失去这样风雨同舟的好同志感到万分惋惜！感到无限悲恸！两位好老师虽然离我们而去，但他们的丰功伟绩，他们的伟大人格，他们的深情厚谊，却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1989年10月2日于中共中央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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