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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 Niandong
内容编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柴德赓
作者和柴德赓是杭州安定中学初中三年级、浙江省立第一中学高中三年级时的同班同学。1929年夏季高中毕业，德赓北上考入国立北京师范大学，读历史学系，成为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垣教授门下的得意弟子之一。
“文化大革命”期间，德赓正任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因受到“四人帮”迫害，于1970年1月23日含冤逝世。粉碎“四人帮”后，他的冤案于1979年5月得到平反昭雪。但人死不能复生，何能再对史学作更大贡献！兹特介绍德赓的一生经历，及其对史学贡献的事迹，作为对这位老友的纪念。
小康家庭
柴德赓，字青峰，1908年9月生于浙江诸暨县大西乡八都柴家村的一个小康家庭里。他家曾祖到上是务农的，到了祖父辈，中了个秀才，父辈兄弟4人，仅一个叔叔念过几年书，父亲名廷植，只略识几个字，就在家乡附近做点买卖，曾在临浦开过铺子。他兄弟共9人，只二哥念过书，而且聪颖过人，可惜19岁就死去了。他二哥去世时，正值德赓降生。他母亲正为资质聪颖的二哥的不寿而悲痛。所以他降生后被搁在一边，冻了好几个钟头。经大家劝说，才收拾起来。好像丢了金刚钻，拣了烂铁头，无心好好抚养，全靠村里人帮忙喂大。
德赓的外婆家，是在诸暨城里，世代读书，外公无子，只有3个女儿，他母亲居长，被当作长子，从小读书写字，略有知识。母亲对德赓的读书写字倒很关心，德赓每天写字，总是母亲给他预备好纸笔，教他好好临帖。后来德赓喜爱书法，写得一手好字，是得自他母亲的教导。
小学到中学
1913年德赓5岁时，就到一家私塾开始念书，第一本课本是人、手、足、刀、尺，后来就念四书。老师的教授方法只是死背，并不讲解辞句的意义，使他感到心烦。老师常用戒尺打同学，有时将戒尺打成两截。他极为气愤，便不想再去上学。11岁时家里请到一位比较开明的先生，教读《古文观止》，这时他才对念书发生兴趣。这一年也开始作文。他哥哥从杭州买了一部《封神榜》回来，他看得废寝忘食，后又从一个亲戚家孩子那里，看到了《少年杂志》，开始吸收新知识。
德赓的家乡柴家村，虽属诸暨县管辖，但离临浦镇很近，那时的临浦镇，归绍兴、肖山两县共管，以大街中的大庙为分界，左侧属绍兴县管，名为山阴街；右侧属肖山县管，名肖山街（解放后，临浦镇全属肖山县管）。临浦镇小学是办得比较好的，学生可以在校膳宿。
1920年德赓离家进临浦小学读书。第二年，学校来了几位杭州第一师范毕业的教师，带来了新思想。那时《新潮第一声》对学生是很有影响的，使高小的学生，也懂得反对学校中不合理的事。为了伙食问题，临浦小学曾闹过一次风潮，学校办不下去了，只好暂时停课，要学生回家，听候通知。不久，学校发给德赓家里一张“开除”的通知。家中人认为是莫大的耻辱，托人到学校说情，总算记了大过两次，恢复学籍。1922年，德赓高小毕业。当时有个陈榜良先生（名陈煦），是我们肖山义桥人，学问渊博，在临浦小学担任五、六年级国文教师。德赓以国文成绩优秀，被陈先生认为得意门生。德赓受到陈先生的谆谆教导，学业大有进步。陈榜良先生是第一个为德赓幼年打好坚实的国文根底的老师。
德赓高小毕业后，对于今后如何进取，心里茫茫然，不知所措。回乡种田？半耕半读？还是投考一个有英（文）、国（文）、算（术）课程的专门学校？同村中很少有人读中学的，他也不敢妄想上中学念书，左思右忖，踌躇难决。后来，他父亲的一个朋友，介绍他到离家20里的店口镇陈躬青先生处读书。这位陈先生学问渊博，精通史、地、数学，还能书画，写得一手很好的王体字。陈先生教读《左传》、《纲鉴易知录》、《东莱博议》、《古文辞类纂》等书。店口镇是诸暨县一个出人才的地方，读书人很多，作诗、下围棋的风气也很盛。德赓在那里仅仅读了半年书，由于受到陈先生的教导和当地风气的影响，对历史和文学发生浓厚的兴趣，还爱写二王字，这对德赓以后的爱好史学，专攻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
1923年，临浦小学增办初中，他就回临浦读初中，当时历史教师蔡东藩对他的影响很大。其时，蔡先生正为上海会文堂书局写《历朝通俗演义》。蔡先生史学知识知识渊博，引用各种正史、野史资料，以章回小说形式，深入浅出地从古代写到民国，虽为小说体裁的演义，史料却都有出处。在蔡先生的影响下，他对史学和文学更有兴趣。他在1962年10月曾撰文为蔡东藩先生的《历朝通俗演义》作了介绍，把这部书的内容及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等，作了确当的评述（原载蔡东藩《前汉演义》，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现收载柴德赓《史学丛考》第332页，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
1923年暑假，临浦小学中学班停办，他便到杭州投考学校，考取了商业学校和安定中学。由于他不喜欢商业，于是就进了安定中学。从这时起，我同他成为朝夕共处的同班同学。其他同班同学，现在尚能记得的有尚传道、俞启人、毕腾青、杨大士、徐家眉、包焕奎、蓝贞亮、杜金声、何飞、王昌隆等。安定中学对学生要求严，学生都得用功读书，生活上也很朴素。
在全班同学中，德赓的国文根底最坚实，大家有疑问，常常请教他，给他取了个绰号叫“柴秀才”。初中时代的学生，讲话不脱家乡口音，来自各县的同学，往往是县籍相同，口音一样，因而常常聚在一起谈笑，德赓的家乡，虽属诸暨管辖，但与肖山毗连，他的家乡话，同我们的肖山义桥话完全一致，加上我俩情义相投，因而形形相随，朝夕共处，如同兄弟。
有一个星期天下午，我一人到城织戏院看电影《美人计》（刘备甘露寺招亲故事），电影一开始，就映出长篇字幕：“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我那时没看到过这样的好句子。而电影字幕，瞬息即逝，全文哪里记得住，只记得“滚滚长江东逝水”、“几度夕阳红”等几句。回校后，我问德赓这样的句子出在何处。他说：“《三国演义》以词起，以诗结，你所看到的字幕，恐怕就是《三国演义》开始的这首词。”我找到《三国演义》一翻，正如他所讲的，一点不错。
同班同学中，写大字以德赓为最好，写小字以毕腾青为最好。德赓为我写了一幅对联，联语是：“日斜江上孤帆影，草绿湖南万里情。”我当时认为是苏东坡的诗句，现在要追查这两句诗，苏诗里却遍找不获，于是请教了对诗素有研究的陈觉民兄。承觉民兄答复，这是中唐诗人刘长卿的诗，刘长卿字文房，开元进士，官随州刺史，为大历十才子之一。这首诗，题为：《赠别严士元》，全文是：
春风倚倬阖闾城，水国春寒阴复晴，
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
日斜江上孤帆影，草绿湖南万里情，
东道若逢相识间，青袍今已误儒生。
那时大家都是十几岁的初中生，乳臭未干，都没有正式读过诗词，德赓却已读过刘长卿的诗，并摘取诗中对仗句写对联，至今思之，深佩其在初中时代已是博学多能。
我和他都爱踢足球，到初中三年级的时候，他已被选为校队队员，我因年小力差，只当了个校队预备队员，校队出外比赛时，我虽跟着同去，但无上场机会。在足球朋友的关系上，我们又增添了一层友谊。
1926年暑假，他和我一同考取了浙江省立第一中学第一部高中文科（当时男女不同学，第一部是男生，校址在杭州贡院前；第二部是女生，是浙江省立女子中学改的，校址在杭州西大街）。同时考取一中高中文科的安定中学同班同学有：尚传道、俞启人、杨大士、王国元、包焕奎、蓝贞亮等，我们这些人到高中再次做同班同学，又在同一个教室上课，到同一个自修室自修，在同一个寝室住宿，相互切磋，朝夕相处，感情非常融洽，友谊当然更增进了。德赓的“柴秀才”绰号，也就带进了一中，他在高中同班同学中，国文根底仍然是较厚实的。起先是我们一批“安定”老同学团结友爱，不久即扩展为全班同学的一致团结。斯尔螽是春晖中学初中毕业的；裘胜嘉是宗文中学初中毕业的，我们都团结得很好。德赓的国文作文，在班上仍居领先地位；俞启人一向爱写短篇小说；斯尔螽爱写诗歌；尚传道则秉着一股毅力，一心致力于剪报，把报上有价值的资料剪下，分门别类，贴于专备的薄子上，以便日后查考应用。
到二年级时，浙江各省立中学的高中班，一律停办，只留杭州一中的高中班，所有高中班学生，统统归并于杭州一中。于是从嘉兴的省立第二中学并来了王道骅、徐兆华、程裕淇、张强邻等同学；从衢州省立第八中学并来了傅启尧等同学，我们都团结无间。我们的班级，在当时校内成为团结友爱的楷模。
德赓在学生会上被推选为出席杭州学生联合会的代表。推选的同学，只着眼于人才适当，要能够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以来的学生爱国主义精神的人。当时的杭州学生联合会，领导学生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活动。德赓出任代表，也是出于爱国主义热情，绝不是为了个人名利。
到一中后，我们的年龄、体力、身高都增长了，我成为足球、篮球的校队队员。德赓独擅足球，是足球校队队员，后担任足球队队长。当时我们一中足球队只是胜不过“之江”队，之江队是大学球队，队员的年龄、体力、身高都超过我们，球艺也胜过我们，屡经较量，我校无法取胜。而与杭州其余各校比赛，我校则无不取胜。德赓爱踢足球，是他青年求学时代的一个特点，我是他的踢球伙伴之一。看球的人常把我俩搞混了。
校学生会，办有贩卖部，招来校外的摊贩，到校内设贩卖部卖肉包子，供同学们购食充饥。主管贩卖部的是同班同学尚传道。德赓和我，每天上午上完第三节课（每天上午有四节课），总要吃包子充饥。天天要吃，欠帐为便，尚传道当然同意记帐。每到月终，我把欠帐付清，同时把德赓的欠帐也一起付清，完全出于二人的情谊。
1927年暑假，德赓到肖山义桥我家里作客，盘桓四五日。我陪他游览了义桥的山水，还拜望了他在临浦小学读书时的国文教师陈榜良先生，陈先生极为高兴。德赓才华横溢，见人态度温文有礼，谈吐清新有致，赢得我在义桥的一些朋友的敬佩。1928年暑假，我和德赓，同到新登窄溪俞启人家中作客（新登县现已撤销，窄溪归属富阳县管辖），盘桓三四日，受到启人兄热情的招待。
德赓同他的夫人陈璧子是在一中读书时期结识恋爱的。陈璧子是杭州惠兴女中参加杭州学联的代表。德赓在一中时参加了国民党。当时他涉世不深，完全是出于爱国热情。那时我们对杭州的老工会和新工会激烈冲突的原因模模糊糊，分不出谁是谁非。以后才知道老工会是国共合作组织的，新工会是国民党排斥共产党而另行组织的。后来有几件事使德赓大为灰心：第一是“四·一二”的清党大逮捕（当时不知道还有大屠杀），这使他对国民党心怀不满。第二是1928年“五三”惨案的发生，德赓参加了杭州各界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积极投入抵制日货运动。后来运动中一些领导人收受贿赂，随意把封存的日货，一批批发给奸商。对此他极为愤恨。第三是他的家庭出了事故，他的父亲被国民党诸暨县部捉去了。他赶到县里，才知是他的叔父串通县党部的人干的。叔父与父亲不和，企图陷害他父亲，而县党部把他父亲抓去，目的是敲竹杠。好容易筹措了一笔钱才保出父亲，了却了麻烦。德赓认清了国民党的腐败，深悔自己不应该加入国民党。恰在这时安定老同学王守礼到杭州来看德赓，王当时在北大读书，力劝德赓摆脱这些无谓的事情和活动，好好准备功课，到北京念书去。德赓接受了这个意见，于1929年7月1日，同尚传道、杨大士等同班同学四五人，同乘火车到北平投考大学。当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在上海均设有招生处招考新生。但他们决心在北京读大学，赴北京投考，志在必取。我到火车站送行，恋恋不舍地与这些朝夕相处的同学握手道别。
大学时代
德赓高中毕业后，家里不同意他投考大学，特别反对他上北平读书。德赓却不顾家庭阻力，自己筹措了旅费，毅然北上。他到北平后生了一场病，把原来打算投考清华大学的机会耽误了。德赓的志愿是读历史系，有几个同乡告诉他，如果读历史系，应考师大，当今史学大师陈垣先生正主持师大历史系。并替他报了名。经考试德赓居然考上了。我们高中毕业的同班同学中，进北平师范大学读历史学系的，只德赓一人。尚传道、杨大士、程裕淇、潘如澍、王国元等同学都考进了清华大学。各攻不同的专业。
德赓虽然考上师大，但筹措的旅费已经用光，住宿及零用钱都无着落。他向一位远房亲戚诉说了自己的经济困难。这位亲戚很热心，就邀他住到自家教孩子读书，供他食宿。另外德赓还找到一个家庭教师的工作。这样，住宿和零用问题总算解决了。
德赓虽然十分敬幕陈垣老师，但并不认识这位老人。直到第一天在师大上课时，才见到陈老师。课堂上，陈老师先提出一些问题让同学们回答，随后拿出4份经过挑选、成绩优秀的卷子，并在德赓的考卷上批了“……以柴生为第一”。德赓的才智一开始，就得到了陈先生的赏识。以后陈老师常找德赓谈话，鼓励他，指导他读书门径。告诉他，读书要读通一部分，然后顺藤而摸，逐步扩大深度和广度；必读的书，要分精读、略读。在陈老师的具体教导下，德赓在学校除听专业课和自己喜爱的课外，其余时间都在图书馆看书。入学不久德赓就跑北京图书馆。当时北图中文部设在居仁堂，去时他总带几个烧饼，一去就是一天。这样的生活，前后继续了两年，收获很大，奠定了德赓研究史学的基础。
德赓养成了很好的读书习惯，不管多么忙，每天一定要读点书，有的书是浏览，有的书是精读。他读过的《宋史》、《通鉴》等书，不仅圈圈点点，还用不同的版本作比较，书上的眉批很多。他还做读书笔记，主要的史料，用卡片抄录下来，以备日后应用。
1931年春，帮助德赓解决住宿问题的亲戚，举家南迁，德赓的生活又感困难了。他想找点学术方面的工作做做，便把这情况和想法对陈老师讲了。陈老师就将《晋书斠注》的整理工作全部交给他，每月给予相当的报酬。当时他还以为是陈老师替他介绍的工作，后来才知道是陈老师自己给的钱，很感不安。
这年暑假回家，他在杭州给陈老师写信，说做那样的工作，自己心里很不好受，请求设法让他教几个钟点书。陈老师没给回信。但他回校时，同学们告诉他，陈老师找他很急，好像是替他找到了教书的工作，现在别人正替他代课。他马上去看陈老师。果然，陈老师在辅仁附中接洽好一班语文，现请大学部副教授台静农先生代着。德赓立即去附中面洽，校方说有两班课，反正要来来往往，最好都教，于是就全接受下来了。这是德赓正式教书的开始，从这时起，他和辅仁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此后，除抗战期间一度去后方任教外，德赓一直在辅仁附中或大学部任教，直到解放。
德赓对历史专业，有仅有浓厚的兴趣，而且有强烈的深造愿望。他惋惜中学时期因参加活动而耗费的时光，决心埋头读书，力求深造，摒绝一切活动。所以在师大4年，他把全部精力集中在书本上，对外界任何活动一概不过问。
德赓的夫人陈璧子在德赓北上求学时仍在杭州高级中学读书。他俩感情深厚，时有书信往来。1931年冬，璧子同志决定到北平念书，并与德赓结婚，成立家庭。
璧子同志在北平读书的几个同学都参加了当时的政治斗争，他们经常参加集会，夜间出去写标语。有时遇到特务盯梢，就设法逃到德赓家中隐蔽，也经常在德赓家吃饭，有的同志一住就是二三个月。德赓只知道他们是干革命的，对他们的事概不干预。德赓对国民党很厌恶，特别是对国民党“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政策极为不满。他把拯救国家、民族的希望，寄托在这些有志革命的青年人身上。有一次梁屺祥同志在游行时被捕，他多方设法营救。璧子同志去监狱探视同学，他也支持。他的家成了从事革命工作同志的饭铺、地下隐蔽所。德赓还曾冒风险营救革命学生。辅大国文系学生刘乃崇，因在地下党领导下从事戏剧运动，1948年8月被国民党反动派列入逮捕的黑名单中。党组织通知乃崇离家暂避，但当时白色恐怖严重，竟无一家亲友敢于留宿他。最后，他姊姊（刘乃和）到德赓家中商量，德赓及夫人立即慨允。乃崇当晚搬到德赓家躲避。住了20多天，待一切联系准备停当，乃崇才扮作古董商人，在德赓家与其姊姊乃和及患病的老母挥泪而别，奔赴革命圣地。刘乃和是德赓辅大历史系学生，后又受学陈门（陈垣老教授），同为陈先生之门生。为掩护刘乃崇一事，刘家全家感激难忘。1979年5月23日，江苏师范学院为德赓平反冤案，召开追悼会。刘乃和、刘乃崇姊弟二人合送换诗，诗曰：
昔年亲炙永难忘，同列陈门岁月长，
学富五车研古史，惊心廿载写华章。
避秦投止担忧患，设帐勤督育栋梁，
泪洒江南含恨去，高风仰慕姓名香。
重重忧患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德赓的第三个孩子即将出生，由于当时辅仁大学没有停办，也没有内迁。因之德赓一家就留在了北平。在日寇统治之下，他们生活艰难，精神痛苦。当时辅仁工资打九折发，全校同仁忍饥挨饿维持学校。德赓渴望着国民党军队能迅速反攻，收复北平。这时，他的一些朋友都已纷纷离开北平，奔赴抗日斗争第一线。他什么消息都得不到，内心苦闷万状。虽然他还闭门读书，精神却不能像以前那样宁静了。
他经常出门探听消息，或者到陈老师那里去谈谈学问。陈老师对日寇入侵很是气愤，但也因听不到抗战消息，思想非常苦闷。师生二人只能谈谈学问以解忧愁。两人一谈就是半天，有时索性坐到陈老师书库中聊。发生分歧时，陈老师就拿书作证。一次他们正谈得起劲，忽然有一日本人来求见陈老师。陈老师一见，才知是一个日本老朋友的儿子。他奉父亲之命前来拜访。他父亲是当时的日本文部大臣。他除代表父亲问候外，一定要求陈老师给他题字。开始陈老师不肯，后因推辞不掉，就挥笔写了曹植的一首五言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就送走客人。从此再没有日本人来麻烦了。
这个时期，德赓和陈老师交往最多。有时是德赓去陈老师家；有时是陈老师到德赓家来。二人经常在一起谈论探讨学问，故此时也是德赓受陈老师教益最多的时候。德赓在史学研究上的成就，可说完全是陈垣教授一手提携、培育出来的。师生二人经常商谈写什么文章，以抒发爱国之情，解除内心苦闷。陈老师曾写出《通鉴胡注表微》一书，以表达他痛恨汉奸助纣为虐，慨叹同仁同学屡遭迫害的沉痛心情。德赓则写了《鲒埼亭集谢三宾考》一文，是考证谢三宾史迹，责其两次降清之非。
1643年底，辅仁决定请曹汝霖当董事长。为此德赓毅然地对陈老师说：“我要走了，到后方抗日去，不能再在辅仁呆下去了。我在中学时就知道曹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那时我们喊的口号是‘打倒卖国贼曹汝霖’。现在怎么能在这种人手下工作。”陈老师很表同情，说：“我和你一起走。”他们决定后就各自进行准备。快要离开北平时，辅仁的德国神甫雷冕知道了这事，硬把陈老师留了下来。
德赓偕妻子儿女，举家往后方走，经过千辛万苦到了洛阳。德赓的妻兄陈伯君（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工作），替德赓找了两个工作，暂时维持德赓一家生活。
到洛阳才两个月，日寇侵犯洛阳，国民党军队溃退，德赓的夫人带孩子先离开洛阳。尔后，德赓只身徒步到了西安。这时恰好他在北平的几位好友台静农、魏建功在四川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任教，约德赓到该校教书。于是德赓举家入川。德赓在白沙女师任历史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夏才离开白沙。同年8月全家回到北平，德赓回任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直到1949年解放。
德赓到后方后目睹了中原抗战中国民党军队的崩溃情况，到重庆后所见所闻又尽是贪官污吏之劣行。各种腐败，令他愤慨。同时受他夫人陈璧子同志和一些进步同学的影响，他把振兴国家民族的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那时，朱彤和郑楠两位同志，经常到德赓家作客，给他看一些共产党的文件，也常在一起谈论形势的发展。这时德赓读了一些毛主席著作，思想有些转变，但还是没有走出书房投身革命。他只是同情革命，支持别人革命。北平和平解放时德赓终于走出了书房。他首先参加了欢迎解放军的行列，接着又参加了其他各项活动。在党的领导下，辅仁大学成立了教育工会，他连续3年担任工会主席。尔后，他积极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与全校同仁一起投入反帝斗争。
1950年12月，经马叙伦、陈伯君两同志介绍，德赓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1956年夏，被选为民进中央委员，以后又担任江苏省民进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苏州市民进主任委员等职。
他曾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1955年夏，德赓响应党关于支持外地兄弟院校的号召，调到苏州江苏师范学院任教授兼历史系主任。
1962年，应北京大学副校长、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同志邀请，他来到北京编写教材。1963年又应翦伯赞同志约请，到北大讲“中国历史要籍介绍”课。他还多次在中共中央党校讲课。1964年他返回苏州。1965年，为协助陈垣（援庵）老师点教二十四史中的《新、旧五代史》，教育部调他再度来京。1966年夏，任务尚未完成，便回苏州江苏师范学院参加“文化革命”运动。自北京抵苏州，甫下火车，他即被揪回学校进行批斗。以后几年德赓连遭诬陷，深受迫害。1970年1月23日在苏州郊区农场劳动时，心脏病突发，救治不及，含冤逝世。1979年5月23日江苏师范学院为他平反，举行了追悼会，沉冤始得昭雪。
研究史学四十年
德赓专门研究史学，始自1929年夏就读于北师大历史系之时。1931年他尚在大学念书，就经陈垣老师介绍在辅仁大学附中兼课。即使在1966年“文革”之后，他白天住牛棚，挨批斗，无法工作，晚间回家仍专心搜集史料，从不间断。至1970年1月23日逝世，计其专心研究史学和从事教学工作近40年之久。如果将1966年“文革”后的一段时间除去，他从事史学教学工作也有35个春夏。
他一进大学就受到著名史学家陈垣老教授的赏识、培养和提携。他对史学有精深造诣，并继承了陈老的考据特长。在教学工作中，他也一向以陈老的方法为典范，很有所长。这里简略地从五个方面来加以概述。
第一，从事史学考证。在著名历史学家陈垣老教授的指导下，德赓苦攻史籍，精研史学，终于在史学考证上开花结果。史学考证是历史学中一门冒尖的学问，没有博览史籍、熟悉史料的基本功，是冒不了这个尖的。德赓的史学论著，多数已收入遗著《史学丛考》中。
第二，德赓在授课上亦深得陈老师影响和严格培训。课堂上，他温雅的风度，秀丽的板书，流利的口才深深地吸引着同学们。在讲述费解的史学问题时，他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同学们听了无不信服。
第三，注重指导学生掌握攻读史学的基本方法和运用各种工具书。例如介绍正史，他就让同学到图书馆亲手翻阅二十四史，并把各史的书名、卷数、作者及成书年代制成简表。讲“纪年”问题时，就让同学把天干地支排列成甲子、乙丑等60个顺序，还让同学们查出春秋十二公谥法、汉武帝改元、武则天改元的所有年号，以及明清一帝一年号，并把这些都制成表格。这样做，有助于同学掌握史料规律，便于查阅。他还让同学们把电报使用的韵目代日，列成简表，这样，什么是“马日事变”，什么是汪精卫发表投靠日寇的“艳电”等，就一目了然了。在介绍《二十四史朔闰表》时，他担心同学们会对那些横七竖八的干支和数字望而生畏，就利用过去人们只用阴历记生日的习惯，指导同学利用《朔闰表》换算出阳历的日子。这一来同学们兴趣来了，不但查清了自己生日的阳历日子，还查清了爸爸妈妈的生日是阳历的哪一天。同学们通过实际运用，掌握了这一工具书的使用方法。
第四，陈老30年代在北师大历史系开设“史学名著选读”和“史学名著评论”两课，并亲自教授。德赓继承陈老传统，也在历史系开设并亲授“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一课，把自己研究史学的成就，一一传授给学生。
第五，栽培后秀，不遗余力。德赓是陈老一手提携，培育成材的。他在教学中，秉陈老之衣钵，特别注意人才的发现和培养。仅举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朱泽吉教授为例。朱泽吉中学时期就对古典文学有浓厚的兴趣和根底，17岁时就读国文系，时德赓正教辅大大一国文课。他发现该生颇有才华，就对他说，要读文学，还必须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在德赓的指导下，朱泽吉开始有计划地研读历史，并选修了陈垣老以及历史系其他老师的几门课程，扩大了知识领域，学业大进。40年后，学有专长已任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的朱泽吉，在回忆当年德赓对他的教导时，感触颇深。他说：“1938年我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当时柴先生担任我们大一班的国文课教学工作，经常鼓励我上进，并常常借书或赠书给我。有一次，先生交给我一部《龙川文集》，命我点读，并说：‘你的文笔有气势，读陈龙川的著作比较对路子，容易接受，读时并应注意，领会他的爱国精神’。我在课余认真点读，完毕之后，呈给先生指正。过些时候，先生又把这部书还给我说：‘你在这部书上已花了功夫，就送给你。有些点错的地方，已经改过了。’我仔细检查，发现先生纠正了我在断句上的许多错误，心情十分激动。以后我每忆此事，感到其间有许多重要意义：一是感激先生对我的热情关怀和耐心教导。二是先生对学生特别重视思想教育。当时是抗战初期，对沦陷区青年的培养，先生就着重指出要有坚定的民族气节。以后我和先生的多年接触中，先生也是时时以民族气节相勉。三是先生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针对学生的文字特点，介绍读物，指导周详……。”
含冤去世
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德赓于6月14日由北京回苏州江苏师范学院参加运动，其妻陈璧子同志同行。那时，还以为那是一次与以往相同的政治运动，决定行期后，就写信给历史系总支书记告诉他回苏日期。没想到车到苏州，一出站就看到师院一些人骑着自行车在站门口张望。德赓夫妇乘上三轮车，他们尾随在后。车到凤凤街口，那些人就要德赓下车，接着就有一大批人围上。他们给德赓戴上高帽子游行到院内。德赓是江苏师院第一个挨批斗的。陈璧子同志乘机从后门回家，一进门就看到住所内楼上楼下，窗户内外，门外都贴满标语，什么“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等等。
德赓被批斗半天后，回到家里闷声不响，一个一向受人尊敬的大学系主任兼教授，受此污辱，确是难以忍受。可随着运动的不断升级，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的丑化、污辱、打骂之事比比皆是。不少人信守“士可杀而不可辱”的观念，自杀了。但德赓没有毁灭自己的念头，他感到这次运动不正常。他相信党是一定会纠正那些偏向的，心就慢慢平静下来。因此他白天坐牛棚，挨批斗后，晚上回家，仍旧读些史书。他夫人气愤地说：“你还读这些书，有什么用？这次运动不就是从批吴晗开始的吗？”他却说：“你不要看现在，将来学历史的还是有用，还可以做许多事。”他毕生爱好史学，一心扑在史学研究上，从不懈怠，也不悔恨。
时德赓已62岁，挨批斗后就与青年人一起去劳动，挑粪、种菜、挖土、推车，都和年轻人一样干。1970年1月23日他在苏州郊区农场劳动，饭后推车，第一次上坡过去了，第二次上坡摔了一跤，心脏病发作，当即昏倒，因救治不及，在从农场送医院途中，含冤逝世。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1979年5月23日，江苏师范学院为他举行追悼会，恢复名誉，平反昭雪。江苏师范学院院长张乃康同志在追悼会上致悼词，充分肯定了德赓的一生及其在史学领域的贡献。他说：
柴德庚同志早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解放前曾任中学、大学教师，北京辅仁大学教授。解放战争时期，柴德赓同志不满国民党的腐败，同情进步学生，曾帮助过学生中的地下党员。解放后，柴德赓同志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注意改造世界观，他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一贯关心台湾回归祖国的统一大业。1951年柴德赓同志坚决支持宗教界发起的三自革新运动。土改运动中，他亲赴许多地方参观，并宣传土改的伟大成就。抗美援朝时期，他旗帜鲜明地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曾参加中国人民第二次赴朝慰问团，不辞辛苦赴朝慰问志愿军。
柴德赓同志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从事教学和史学研究30余年，为高校培养历史教师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柴德同志治学严谨，有不少著作，解放前的著作散见于《师大学术丛刊》、《辅仁杂志》、《国立女子师范大学学术丛刊》。解放后受中国史学会委托，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是研究我国近代史的重要参考书。他还为中华书局重印的重要目录学书籍《书目答问》写了序言。柴德赓同志还协助陈垣校长，参加《二十四史》中《新五代史》的点校工作，为我国古籍整理作出了贡献。
遗 著
一、《史学丛考》，中华书局出版，北京新华书店发行，1982年6月第一版。
这是德赓1931年至1965年30余年间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史学论著选编。刘乃和教授主编并作序。
刘乃和教授系德赓学生，又同受业于陈垣老教授之门，是同门生。她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
二、《史籍举要》，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新华书店发行，1982年9月第一版。
在为德赓举行追悼会之际，德赓的妻子陈璧子同志回到苏州。她把德赓所遗一束束散乱的残稿，收拾起来装箱带回北京。1981年暑假，德赓的江苏师范学院的学生许春在、胡天法、邱敏，冒着酷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埋头苦干，做《史籍举要》的整理工作。璧子同志邀请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许大龄总其事，并请他写序。许大龄教授也系德赓学生，为整理德赓的这些散乱残稿，费了很大心力。尚有北京出版社刘宁勋同志对整理德赓遗稿，大力支持。璧子同志在《史籍举要》的“后记”里，对负责整理遗稿的各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三、点校二十四史中的《新、旧五代史》
1965年德赓由教育部从苏州借调北京，与刘乃和教授一起协助陈垣老教授点校这部史书。
四、主编《辛亥革命》史料。
这是德赓1951年接受《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委托，于1956年编成的。他写了《序言》。《辛亥革命》共8册，于1957年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德赓主编，编辑人员有荣孟源、单士魁、张鸿翔、刘乃和、陈桂英、张次溪。
五、《资治通鉴介绍》，求实出版社出版，北京新华书店发行。1981年10月第1版。刘乃和教授主编并作序。
此书内容共有3部分：（1）《资治通鉴介绍》；（2）《陈垣先生的史学思想》；（3）《中国古代历史纪年问题》。
六、撰写《陈垣先生的学识》一文。收于《励耘书屋问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82年6月第一版）。
《励耘书屋问学记》收入的均是陈垣先生的学生们为纪念陈垣先生诞辰100周年而写的文章。其实，纪念之日，德赓早已逝世。德赓系1970年1月23日逝世（年62），陈垣老教授于1971年逝世（年91），德赓逝世，较陈垣老教授早一年。这篇文章是德赓生前早已写好的。《励耘书屋问学记》编辑时刘乃和将其收入（德赓的《史学丛考》中，收入了另一篇纪念老师的文章：《我的老师——陈垣先生》）。
史学界对《励耘书屋问学记》一书评价很高。有的还赞扬了德赓的文章和为人。沈道映同志在《师说》一文中说：“三联书店最近出版了一本《励耘书屋问学记》，收集了十来篇论述史学家陈垣治学经验的文字。作者几乎全是陈垣的学生。这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有点像过去的‘学案’，而又有崭新的风格与一定的深度。其中尤以柴德赓的一篇最为出色。从前人说，知徒莫若师。其实了解老师的恐怕也无过于有长久亲自问学关系的学生，这本书就是证明。柴德赓教授的遗稿《史学丛考》也出版了。他是继承了老师的治学方法的，从一些论文中都看得出老师治学的影响与特色。像论谢三宾、章实斋与汪容甫这几篇，都是出色的文字。可惜他方当盛年就死于‘十年动乱’了。”
德赓尚有许多论著稿及诗词稿等，现由其夫人陈璧子同志珍藏在家内，因散乱，有待于陆续整理，出版问世。
1929年后德赓北上就读北师大历史系，我则在南方读法学。从此，山河阻隔，晤面匪易，是以德赓读大学以后的情况，都是其夫人陈璧子同志提供的。璧子同志于德赓逝世后，伉俪情深，哀思倍切，其后为德赓整理遗稿，出版遗著，写述德赓生平事迹，竭尽心力，曾数度病倒。兹仅以此文章表达对老友的怀念之情并向璧子同志致敬佩之忱。
1986年6月于杭州
（原载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选编》第41辑19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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