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本命年
来源: 本站   发布时间: 2012-10-15 20:04   3522 次浏览   大小:  16px  14px  12px
2006年,农历丙戌年。是陈璧子的本命年。柴令文撰文纪念。这一年也正是《青峰草堂网》右柴念东在美国建站之时。

 

 

     鸡年岁末,表妹陈秀平电话中说:“明年是璧姑的本命年”。我的母亲陈璧子生于1910年8月18日(农历庚戌年七月十四日),如果活到今年应是96岁,遗憾的是她在20年前去世了。每当我的小外孙女背十二生肖的儿歌:“狗排十一汪汪叫”时我都会想起妈妈属狗。

    我的外婆生了十三个孩子,我母亲是第十个。长大的仅有十个,四男六女,在六个女孩中母亲排行第五,我没见过最大的姨妈和第二个舅舅。妈妈常讲她们小时候围坐在一个小桌旁,每人一碗爆米花拈着吃,不得随便跑动。外婆还真有办法,要不然这么多孩子怎么管?妈妈从小接受了严格管理,她对我们几个孩子和学生都是很严格的,应当说我们是在“严母慈父”的环境中成长的。其实从小没被母亲骂过,更没被打过,从她的眼神中我就知道事情的对和错,从心里就怕她。

    我记得的妈妈工作过的单位有:白沙女子师范学院附中(1944--1945、四川);北京女三中;北京市社会局;北京光华女中(后来改为北京39中);江苏师范学院附中;江苏师范学院图书馆。妈妈离开女三中是因为政治原因,她支持学生参加反饥饿、反内战游行,被学校解聘。解放以后她参加接收私立光华女中,又回到学校工作,并任教导主任。从江苏师范学院附中调到图书馆工作是身体的原因,因“五十肩”手抬不起来,不能写板书,她不得不离开她所喜爱的学生。

    妈妈是湖南湘潭人,她年青时受她舅舅(我的舅外公杨昭植是共产党湘潭县委书记)影响参加革命,我的阿姨陈如子是湘潭妇女部长,妈妈是青年部长,陈绍闻舅舅是儿童团团长。 “马日事变”后大舅陈伯君把她们带到杭州,在杭州上中学时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校方开除。在杭州因参加学联工作与我父亲相识,父亲到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母亲也到北京女师大上学。妈妈在四川红豆树中学任教时与覃谷兰阿姨同事,认识了她的学生进步青年朱彤,在他的影响下,解放前妈妈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职业青年联盟。在我们居住的尚勤胡同15号,掩护过革命青年,在她们影响下我们读过:“李有才板话”、“洋铁筒的故事”、“王贵与李香香”等书。我还记得小学毕业时,刘乃和先生给我的题词:“希望你继承妈妈的思想,父亲的学识。”

    有人说“湘女多情”妈妈为人极为热情,我们家里客人不断,亲友和学生,邻居和朋友的朋友,妈妈总是热情接待,来客添菜这是我们家的常规,连我们家的老朱妈都知道:魏建功伯伯爱吃菠菜炒粉丝,刘乃和先生喜欢吃炒鸡蛋。我们也常到别人家做客:陈垣老校长家、余嘉锡爷爷家、启功伯伯家、刘乃和先生家、杨季子外公家、房东家都是我们经常出入的地方,参加各家的生日宴会,过年时去拜年,我们家搬到苏州后各家应酬都由我负责。妈妈也乐于助人,我58年大学毕业后,她把每月寄给我的25元(我大学毕业后每月工资是29元5角)寄给裘胜嘉伯伯的孩子,供其上大学。(裘安华正好是58年考上大学的)

    我们在学习上从不让妈妈操心,对于我们的业余生活她也不干涉,我们家一直住在什刹海附近,下午放学后夏天就去游泳,冬天去滑冰。她支持我们参加各种体育活动,我和两个弟弟上大学时都是学校代表队成员,我是北师大校篮球队的,大弟弟柴邦衡是清华大学校足球队的,小弟弟柴君衡是北京大学校游泳队的。我们住在龙头井26号时,妈妈在39中工作,她中午不回家,有一段在家帮忙的魏姐有事回家,妈妈安排我们:大弟弟负责洗菜我炒菜、小弟弟饭后洗碗,爸爸则管蒸饭,一切安排的井井有条。我们的穿着是由妈妈安排的,“五一”、“十一”、“春节”三大节日必定带我们去买新衣。我到安徽工作以后,妈妈和爸爸还给我选布料,找裁缝做丝棉袄。

    对于我们的下一代,妈妈操了不少心。我哥哥的大儿子柴念东出生于1954年,我嫂子因回北大复学,孩子放在39中的托儿所,家搬到苏州后又把他接过去,一直到上小学才回到北京。父亲去世后妈妈就和小东住在一起,她不仅照顾孙子的日常生活,为他操办婚事,她的学生开玩笑说:“陈老师把小东当做小儿子带”。哥哥的小儿子柴立(小六一)患肾炎后,母亲接她到苏州养病,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父亲被关进“牛棚”,祖孙俩人共度患难,他们俩人把名牌烟放在普通烟的盒内,六一到牛棚给爷爷送烟一点也不害怕,还主动让“红卫兵”检查。有一次“六一”被“工纠队”带到指挥部,奶奶急得不知怎么办。有个人的女儿和她妈妈说:“柴先生的孙子和他们讲理,说他的老三篇都是爷爷晚上躺在床上背着教他的”。有人把这话告诉了我母亲她稍安心,直到等到孙子平安回来才放心。我的女儿王端1962年5月出生的,我自己带着她,年底妈妈从北京回苏州,车过宿县我到车站去看她,那时我很瘦,因为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又要喂孩子,妈妈看了很心疼,要我寒假将孩子送回苏州。在苏州我给女儿断了奶,妈妈请了陈大妈带她,那时小东也在苏州,小端说话、走路都比较早,她最先会叫的是“哥哥”。我暑假回到苏州,孩子长得很好,在江苏师范学院的院子里可以跑着玩。可是我觉得妈妈太操心,她能走到学院大门口转回来,嘱咐陈大妈别忘了给妹妹喂奶;我们家住在二楼,厨房在一楼,妈妈怕小端自己下楼,精神有些紧张。所以我还是将孩子带回北京,送她进了北师大托儿所。小端上高中时住在外婆家,生活全由外婆照顾,祖孙俩睡在一张床上。小弟君衡的儿子柴新青生于1965年初,正值父亲在京参加“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每周弟弟夫妻俩都带着孩子去看爷爷和奶奶,奶奶很喜欢这个小孙子,他上小学后就能自己从永安里乘9路公交车到水碓看奶奶,只要他发现奶奶钱包内钱不多时,就告诉他爸爸给奶奶送钱。邦衡弟的女儿叫柴明,儿子叫柴亮(大家都叫他亮亮头),他们与奶奶仅有短期相处。

    母亲的第四代现有9个孩子,6个男孩、3个女孩,其中有6个住在美国,2个住在俄罗斯,在国内仅有柴念东的孩子(柴绍欣),也是我妈妈见过的唯一的曾孙,今年大学毕业。

    妈妈是个职业妇女,她的敬业精神令人敬佩。她关心每个学生,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她经常和学生交流并进行家访,她对学生可以说是:“严格要求、热情关怀”。她对学生付出了心血,学生报以尊敬和爱戴。不仅学生对他好,学生的家长也很尊重她。1970年我父亲去世时,妈妈从上海到北京的列车上被广播通知下车,她的学生罗秀英的父母将她接到自己家,我们回苏州奔丧家人全都住在罗伯伯家。父亲的骨灰埋在妈妈另一个学生王丽英家的院内,直到1979年,江苏师范学院为父亲召开追悼大会。那个年代能够接纳“反动学术权威”家属,安置“反动学术权威”的骨灰,要有多大的勇气,这也说明我们家平时与这两家农民家之间,有深厚的情感,直到现在我们和罗、王俩家人仍有着交往。本世纪初罗伯伯到京探望女儿时,到“八宝山人民公墓”祭奠我父母,跪在墓前叩头,我不由地泪水下流。妈妈在北京和苏州的学生有些至今还和我们有联系。

    父亲去世后妈妈回到北京居住,75年暑假我陪她回了一趟苏州,将父亲有些书送给了江苏师范学院,并带回部分父亲的手稿。直到79年江苏师范学院为父亲开追悼会,我们再一次回到苏州,师院将“文化大革命”抄走的父亲的文稿送还给我们。妈妈开始了整理文稿和联系出版事宜。朱彤帮助找人整理出父亲1963年在高级党校讲课的记录,由求实出版社版《资治通鉴介绍》。刘乃和先生帮助整理父亲从1931至1965年间发表的文章,由中华书局出版《史学从考》。父亲在教学中花费心血最多的一门课是《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但是留下来的系讲稿,有些处类似提纲,需要很好的加以整理。妈妈请了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的毕业生许春在、胡天法、邱敏三位帮助整理,北大历史系教授许大龄审校,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史籍举要》。《史籍举要》一书1987年荣获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国家奖。

    妈妈是1986年10月底去世的,今年正好是她逝世20周年纪念。我反思这一生最亏欠的是对父母没能好好尽孝,对女儿没能认真尽责。这也许是受母亲敬业精神的影响,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作上了,似乎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这样,从来没有自我。我现在唯一能做的是每逢清明、父母的生日、忌日,到八宝山墓前去祭拜。

2006 年清明节 修改于母亲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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