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年岁末，表妹陈秀平电话中说：“明年是璧姑的本命年”。我的母亲陈璧子生于1910年8月18日（农历庚戌年七月十四日），如果活到今年应是96岁，遗憾的是她在20年前去世了。每当我的小外孙女背十二生肖的儿歌：“狗排十一汪汪叫”时我都会想起妈妈属狗。

    我的外婆生了十三个孩子,我母亲是第十个。长大的仅有十个,四男六女,在六个女孩中母亲排行第五，我没见过最大的姨妈和第二个舅舅。妈妈常讲她们小时候围坐在一个小桌旁,每人一碗爆米花拈着吃，不得随便跑动。外婆还真有办法，要不然这么多孩子怎么管？妈妈从小接受了严格管理，她对我们几个孩子和学生都是很严格的，应当说我们是在“严母慈父”的环境中成长的。其实从小没被母亲骂过，更没被打过，从她的眼神中我就知道事情的对和错，从心里就怕她。

    我记得的妈妈工作过的单位有：白沙女子师范学院附中（1944--1945、四川）；北京女三中；北京市社会局；北京光华女中（后来改为北京39中）；江苏师范学院附中；江苏师范学院图书馆。妈妈离开女三中是因为政治原因，她支持学生参加反饥饿、反内战游行，被学校解聘。解放以后她参加接收私立光华女中，又回到学校工作，并任教导主任。从江苏师范学院附中调到图书馆工作是身体的原因，因“五十肩”手抬不起来，不能写板书，她不得不离开她所喜爱的学生。

    妈妈是湖南湘潭人，她年青时受她舅舅（我的舅外公杨昭植是共产党湘潭县委书记）影响参加革命,我的阿姨陈如子是湘潭妇女部长,妈妈是青年部长,陈绍闻舅舅是儿童团团长。 “马日事变”后大舅陈伯君把她们带到杭州，在杭州上中学时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校方开除。在杭州因参加学联工作与我父亲相识，父亲到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母亲也到北京女师大上学。妈妈在四川红豆树中学任教时与覃谷兰阿姨同事，认识了她的学生进步青年朱彤，在他的影响下，解放前妈妈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职业青年联盟。在我们居住的尚勤胡同15号，掩护过革命青年，在她们影响下我们读过：“李有才板话”、“洋铁筒的故事”、“王贵与李香香”等书。我还记得小学毕业时，刘乃和先生给我的题词：“希望你继承妈妈的思想，父亲的学识。”

    有人说“湘女多情”妈妈为人极为热情，我们家里客人不断，亲友和学生，邻居和朋友的朋友，妈妈总是热情接待，来客添菜这是我们家的常规，连我们家的老朱妈都知道：魏建功伯伯爱吃菠菜炒粉丝，刘乃和先生喜欢吃炒鸡蛋。我们也常到别人家做客：陈垣老校长家、余嘉锡爷爷家、启功伯伯家、刘乃和先生家、杨季子外公家、房东家都是我们经常出入的地方，参加各家的生日宴会，过年时去拜年，我们家搬到苏州后各家应酬都由我负责。妈妈也乐于助人，我58年大学毕业后，她把每月寄给我的25元（我大学毕业后每月工资是29元5角）寄给裘胜嘉伯伯的孩子，供其上大学。（裘安华正好是58年考上大学的）

    我们在学习上从不让妈妈操心，对于我们的业余生活她也不干涉，我们家一直住在什刹海附近，下午放学后夏天就去游泳，冬天去滑冰。她支持我们参加各种体育活动，我和两个弟弟上大学时都是学校代表队成员，我是北师大校篮球队的，大弟弟柴邦衡是清华大学校足球队的，小弟弟柴君衡是北京大学校游泳队的。我们住在龙头井26号时，妈妈在39中工作，她中午不回家，有一段在家帮忙的魏姐有事回家，妈妈安排我们：大弟弟负责洗菜我炒菜、小弟弟饭后洗碗，爸爸则管蒸饭，一切安排的井井有条。我们的穿着是由妈妈安排的，“五一”、“十一”、“春节”三大节日必定带我们去买新衣。我到安徽工作以后，妈妈和爸爸还给我选布料，找裁缝做丝棉袄。

    对于我们的下一代，妈妈操了不少心。我哥哥的大儿子柴念东出生于1954年，我嫂子因回北大复学，孩子放在39中的托儿所，家搬到苏州后又把他接过去，一直到上小学才回到北京。父亲去世后妈妈就和小东住在一起，她不仅照顾孙子的日常生活，为他操办婚事，她的学生开玩笑说：“陈老师把小东当做小儿子带”。哥哥的小儿子柴立（小六一）患肾炎后，母亲接她到苏州养病，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父亲被关进“牛棚”，祖孙俩人共度患难，他们俩人把名牌烟放在普通烟的盒内，六一到牛棚给爷爷送烟一点也不害怕，还主动让“红卫兵”检查。有一次“六一”被“工纠队”带到指挥部，奶奶急得不知怎么办。有个人的女儿和她妈妈说：“柴先生的孙子和他们讲理，说他的老三篇都是爷爷晚上躺在床上背着教他的”。有人把这话告诉了我母亲她稍安心，直到等到孙子平安回来才放心。我的女儿王端1962年5月出生的，我自己带着她，年底妈妈从北京回苏州，车过宿县我到车站去看她，那时我很瘦，因为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又要喂孩子，妈妈看了很心疼，要我寒假将孩子送回苏州。在苏州我给女儿断了奶，妈妈请了陈大妈带她，那时小东也在苏州，小端说话、走路都比较早，她最先会叫的是“哥哥”。我暑假回到苏州，孩子长得很好，在江苏师范学院的院子里可以跑着玩。可是我觉得妈妈太操心，她能走到学院大门口转回来，嘱咐陈大妈别忘了给妹妹喂奶；我们家住在二楼，厨房在一楼，妈妈怕小端自己下楼，精神有些紧张。所以我还是将孩子带回北京，送她进了北师大托儿所。小端上高中时住在外婆家，生活全由外婆照顾，祖孙俩睡在一张床上。小弟君衡的儿子柴新青生于1965年初，正值父亲在京参加“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每周弟弟夫妻俩都带着孩子去看爷爷和奶奶，奶奶很喜欢这个小孙子，他上小学后就能自己从永安里乘9路公交车到水碓看奶奶，只要他发现奶奶钱包内钱不多时，就告诉他爸爸给奶奶送钱。邦衡弟的女儿叫柴明，儿子叫柴亮（大家都叫他亮亮头），他们与奶奶仅有短期相处。

    母亲的第四代现有9个孩子，6个男孩、3个女孩，其中有6个住在美国，2个住在俄罗斯，在国内仅有柴念东的孩子(柴绍欣），也是我妈妈见过的唯一的曾孙，今年大学毕业。

    妈妈是个职业妇女，她的敬业精神令人敬佩。她关心每个学生，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她经常和学生交流并进行家访，她对学生可以说是：“严格要求、热情关怀”。她对学生付出了心血，学生报以尊敬和爱戴。不仅学生对他好，学生的家长也很尊重她。1970年我父亲去世时，妈妈从上海到北京的列车上被广播通知下车，她的学生罗秀英的父母将她接到自己家，我们回苏州奔丧家人全都住在罗伯伯家。父亲的骨灰埋在妈妈另一个学生王丽英家的院内，直到1979年，江苏师范学院为父亲召开追悼大会。那个年代能够接纳“反动学术权威”家属，安置“反动学术权威”的骨灰，要有多大的勇气，这也说明我们家平时与这两家农民家之间，有深厚的情感，直到现在我们和罗、王俩家人仍有着交往。本世纪初罗伯伯到京探望女儿时，到“八宝山人民公墓”祭奠我父母，跪在墓前叩头，我不由地泪水下流。妈妈在北京和苏州的学生有些至今还和我们有联系。

    父亲去世后妈妈回到北京居住，75年暑假我陪她回了一趟苏州，将父亲有些书送给了江苏师范学院，并带回部分父亲的手稿。直到79年江苏师范学院为父亲开追悼会，我们再一次回到苏州，师院将“文化大革命”抄走的父亲的文稿送还给我们。妈妈开始了整理文稿和联系出版事宜。朱彤帮助找人整理出父亲1963年在高级党校讲课的记录，由求实出版社版《资治通鉴介绍》。刘乃和先生帮助整理父亲从1931至1965年间发表的文章，由中华书局出版《史学从考》。父亲在教学中花费心血最多的一门课是《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但是留下来的系讲稿，有些处类似提纲，需要很好的加以整理。妈妈请了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的毕业生许春在、胡天法、邱敏三位帮助整理，北大历史系教授许大龄审校，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史籍举要》。《史籍举要》一书1987年荣获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国家奖。

    妈妈是1986年10月底去世的，今年正好是她逝世20周年纪念。我反思这一生最亏欠的是对父母没能好好尽孝，对女儿没能认真尽责。这也许是受母亲敬业精神的影响，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作上了，似乎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这样，从来没有自我。我现在唯一能做的是每逢清明、父母的生日、忌日，到八宝山墓前去祭拜。

2006 年清明节 修改于母亲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