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2月27日柴德赓左一、刘乃崇左二、启功左三和陈垣合影。

        我祖父陈垣先生从1898年十八岁就开始教蒙馆，开始了他漫长的74年的教师生涯。1922年，他开始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当导师，先后在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师范大学任教。1926年开始担任辅仁大学的副校长、校长，1952年院系调整，辅仁大学跟北京师范大学合并后他改任北师大校长，一直到去世，当校长有46年。借今天这个机会，我想就我所掌握的一些材料，对他的教育生涯做简单的介绍。

　　根据初步统计，祖父教过的学生上万人，有很多后来都是有名的专家。比如，清史专家郑天挺，语言学家罗常培，都是我祖父在北京大学时的学生；牟润孙、白寿彝、翁独健等是他在燕京时的学生；还有单士元、赵光贤、史树青、史念海等等，都是他的学生。因受所掌握材料、篇幅等的限制，不能对这些学生都做详细的介绍，只能选择性地介绍几位。

“陈门四翰林”

　　根据启功、周祖谟的介绍，抗战时期，北平沦陷，当时辅仁大学文学院有四位年轻的教师，经常到我祖父的住处去请教问题。祖父的住处是四合院，有两重院子，师生的谈话大多在南院。因为老去，时间长了，有人就给他们取一个外号，叫“南书房四行走”，或者叫“陈门四翰林”。那么这四个人是什么人呢？启功后来回忆说：“这四个人第一个是柴德赓，第二个是启功，第三个就是周祖谟，第四个就是余逊。”

　　我祖父到晚年的时候，他字已写得不太清楚了，写过一个条子，条子上说：“过去柴、启、周、余人称"陈门四翰林"，今柴、启、周三人皆有题词，独缺余，余逊让之也。”

　　说的是怎么一回事？我祖父收藏有清代学者汪中临摹王羲之《圣教序》的书法长卷，很喜欢。所以，他让自己几个得意的学生在这幅长卷上题字。柴德赓、启功、周祖谟都有题词，时间分别是1964、1965、1966年，但没有余逊的题词。因为当时余逊已经生病了，比较严重。就是说，我祖父是肯定“陈门四翰林”（当时开玩笑的说法）这个说法的，认为这四个人是他得意的门生。上一讲，我已经介绍过启功，下面我将详细介绍柴德赓。

　　史学传承人柴德赓

　　柴德赓先生1929年高中毕业，因为仰慕我祖父，所以就考了北平师范大学的史学系。当时祖父兼任史学系主任，在史学系开了两门课，柴先生各方面表现得很优秀，很快引起了我祖父的注意。年终考试的时候，祖父把他列为优秀学生的第一名。

　　到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因为柴德赓先生家庭比较困难，所以祖父就把他介绍到辅仁附中去讲课。1933年大学毕业以后，柴一度回到南方。三年之后，我祖父把他调回辅仁大学历史系任教。1944年1月，他离开北平，到了四川的江津（现在属于重庆），在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教，兼任图书馆馆长。1946年9月，祖父把他调回辅仁大学历史系。从1946年9月到1955年（柴德赓1955年调到江苏师范学院当历史系主任），一共9年，柴先生一直是我祖父很好的助手。

        1964年，我祖父承担了点校《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的工作，又把他从苏州借调回北京，有两年是协助我祖父点校，他主要是负责《新五代史》。柴先生离开北京以后，仍然不断和我祖父保持着密切的书信联系。

　　前面已经介绍了，祖父是把柴德赓作为“陈门四翰林”之一嘛，就是他的入室弟子，他是我祖父在史学上的主要传承人之一。

　　如何传承？第一个就讲讲柴德赓先生的《史籍举要》这本书。1920年代开始，我祖父在北大等大学开了“中国史学名著选读”、“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这两门课。有时他把这两门课合起来，叫“史学要籍解题”。

　　柴先生在北师大讲过这个课，后来在江苏师范学院都是把这两门课合起来讲，叫“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他的《史籍举要》这部书，就是这门课中关于史学要籍介绍这一部分。柴先生1970年去世以后，他的学生根据他的讲稿和油印的讲义，整理成书，就叫《史籍举要》。

启功先生和刘乃和先生多次强调，柴先生是多次听过我祖父的史学名著评论课的，以后他又讲这门课。我祖父有这门课的讲稿，从保留的讲稿可以看到，我祖父是把他的讲稿交给了柴先生。柴先生在讲这门课的时候又做了一些补充。所以他们两位都强调，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源于祖父的讲课和讲稿，我觉得他们这样说是对的。

　　我祖父对柴德赓一直都非常关心。抗战后期，我祖父在北平，柴先生在四川，我父亲当时在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任教。当时，北平跟大后方通信非常困难，家书都是很珍贵的，但在家书中，祖父多次提及柴先生。

　　1945年1月31日，祖父在给我父亲的家书中说：“青峰兄（编注：柴德赓字青峰）有通信否？闻他已到白沙，遵俭（陈注：我姑父）已见之，博识多闻，于遵俭大有裨益，汝等能图一晤，亦甚佳也。”

　　 抗战胜利后的10月7日，当时柴在白沙，我父亲还在遵义，要到第二年，浙大才从遵义复原回杭州。祖父在给我父亲的家信中还说：“青峰兄常有信否？余极念之……余极愿他回辅仁也……青峰走后，余竟无人可商榷也。”

        抗战胜利后，柴先生任教的白沙女子师范学院有学生举行罢课游行，柴因支持这些学生而被学校开除。当时我祖父并不了解具体的情况，只听说白沙女子学院解散。所以，在1946年3月8日的家信中说：“白沙师院解散，青峰未知何如？此等风潮，加入固不妥，不加入亦甚难处，所谓无可如何也。”3月25日：“青峰情形，殊可念，吾甚欲其北来，未知途中易走否也？”一直对他的处境很关心。1946年9月，祖父把柴德赓聘回辅仁当老师。因为祖父对柴的感情很深，所以柴先生1970年去世，这个消息一直到我祖父去世的时候都没有告诉他，我祖父一直不知道。

私淑弟子方豪

　　方豪，字杰人，浙江杭州人，1922年入杭州天主堂修道院。1935年晋升为司铎（神父）。1941年起，先后在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和辅仁大学当教授，后来到台湾任台湾大学教授。

　　应该说方豪是我祖父私淑弟子里面最突出的一个。他是通过写信和我祖父建立联系并请教，得到我祖父的指导，这么一步步成长起来的。

　　他到台湾以后，197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与励耘老人往返书札残剩稿》，文章中他讲：“我第一次冒昧地写信给陈先生，是在民国十五年十一月，我在杭州天主堂修道院肄业。当时修道院的教育非常落伍，而禁令最严的是绝对不许和任何人自由通信。我和陈先生通信，很显然的，是犯了修道院极严重的戒条，但我又如何能做到呢？因那年先兄正在杭州天主堂附设的启悟小学教书，往返信件，即由他代为偷送。”

        方豪给我祖父的第一封信，大致的意思是表达对我祖父的钦佩与尊敬。在信中，他还开了一连串书单，希望我祖父给他寄去。虽然我祖父当时已有很高声望，但还是很快给这名修道院的小修士回了信，并且尽量满足了他的索书要求。从那以后，两人就不断通信，现在看到的一共有四十多封信。

　　当年方豪年少气盛，有时讲话不怎么客气，讲话容易过头。1935年12月29日，方豪在给我祖父的信中说：“来教谓"见闻不可不广，著书尤不可轻易下笔。"应该是我祖父在给他的一封信中跟他说，见闻要广，著书尤不可轻易下笔，不要轻易下结论。可惜这封信我没有找到。

　　方豪接下来说：但是我现在看到你的《李之藻传》、《元西域人华化考》都比第一次发表时增加了很多。他的意思是：你教我见闻不可不广，著书不可轻易下笔，你自己不是老改吗？方豪拿这个来反驳我祖父。由此可见，方豪比较直率，有时候也比较自负。

　　其实他是误解了。我祖父下笔是很谨慎的，但也不可能没有一点错误。所以，他发表一篇文章之后，如果发现有新的过去没有看到的材料或者有新的看法，在第二次发表的时候，他都要加上去，这对于我祖父来说是个正常的现象。

        在这封信中，方豪还请我祖父为他写一副对联，还寄了一元邮票作为纸墨费。我祖父把邮票退回去了，并有回信。方豪原来以为是绝交了，但是后来又看信中祝贺他当神父了，而且寄给他油印的著作目录，才放下心来。祖父这封信没有保留下来。

　　抗战后期，方豪在贵州遵义，一方面是天主堂的神父，一方面在浙大教书。我父亲原来在香港，1943年初也辗转到了遵义，在浙大任教。那时，他和我父亲是同事，我们都称他方神父。

　　祖父和方豪从1926年开始通信，那么两个人什么时候见面呢？1946年6月23日，抗战胜利了。那个时候我们家还在遵义，祖父给父亲写信说：“昨日方司铎由青飞平，廿年通信，一旦晤面，喜可知也。”而且方豪还向祖父介绍在遵义的时候跟我父亲交往的情况。这是20年以后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后来他就留在辅仁大学教书了。解放前夕，方豪到了台湾。

　　秘书兼助手刘乃和

刘乃和，河北武清人（现划归天津市），1918年生于北京，比祖父小三十八岁。她的外祖父名徐坊，在1910年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开办时，与缪荃孙分任正、副监督，相当于后来的正、副馆长。

　　1939年，刘乃和二十一岁时考入辅仁大学史学系。1943年毕业，又考上祖父的研究生。1947年研究生毕业，留校任助教，并担任祖父的助手，一直到1971年祖父逝世，历时二十四年。这期间，她由助教升为副教授、兼校长办公室秘书。1952年辅仁与北师大合并，师大党委正式指定刘乃和为校长秘书，兼顾校长的生活。刘乃和不仅是祖父的学生、忘年知己，也是他晚年的得力助手。

　　祖父生前的学生很多，但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和家庭，不可能经常在他身边帮助、照顾他。祖父原先也有过几位助手，如1920年代的樊守执，曾协助祖父清点文津阁《四库全书》，1924年又曾受祖父委托，在福州为伯希和查找摩尼教的二宗三际经碑，并自称“受业”。但他们同祖父的关系，类似宾主，感情色彩较淡。

        刘乃和与他们不同，她是由学生而成为助手，长期以来，主要工作就是为祖父当助手。刘乃和虽然1939年就入辅仁史学系，但她真正能从学术方面协助祖父，是在研究生后期，特别是工作以后。

　　刘乃和对祖父在学术上的帮助，一是协助祖父撰写《通鉴胡注表微》以后发表的论文，如收集资料等，但为数不多。二是修订旧著。新中国成立后，祖父先后有八种著作修订出版。修订工作包括加标点符号，修改个别文字，核对出处，看校样等。在这方面刘乃和做了不少具体工作。三是《旧五代史》的点校工作。

　　学术工作之外的行政事务方面，刘乃和作为助手，为我祖父提供了不少帮助。祖父作为辅仁大学、北师大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又先后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等，要出席许多会议，发表讲话，批阅文件等等，这些方面的具体工作，是由刘乃和协助完成的，但是大政方针、关键问题，都是祖父最后拍板的。

        更重要的是生活方面的照顾。在生活方面，祖父在北京有共同生活多年的妻子徐蕙龄；做饭、洗衣等有保姆，应该是无需他人插手的。但是，在刘乃和由研究生成为祖父助手的前后，祖父夫妻之间的感情裂痕越来越深，最终导致两人分居。儿子仲益虽在北京，也不在一起居住。我祖父胞弟的三个子女曾经住在东厢房几年，但他们都在大学念书，不可能太多照顾祖父。新中国成立后，辅仁与北师大合并，北师大党委决定让刘乃和照顾祖父的生活，并让她住进兴化寺街五号，以便就近照顾。同时，还为祖父配备了一名公务员，一名专职护士（男性）。可以说，祖父的晚年，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他的生活比较安定、平静，心情比较舒畅，其中有刘乃和的一份功劳。

　　当然，祖父对刘乃和的帮助也很多。刘乃和发表的文章，几乎每篇都得到他的悉心指导，精心修改。刘乃和的第一本论文集，书名就叫《励耘承学录》，她在自序中说：“（集中文字）在陈先生1971年逝世以前所写，都是经他亲自指导或修改。其中《三国演义史征缘起》和《顾亭林画与顾亭林之得名》二文，都是我初学写作时，在他具体帮助下写成，在此二文中可看出他对我学术成长的关心及所倾注的心血”。

        祖父还给了她以往任何人都没有的待遇，这就是亲手为她在自己的著作中留下鲜明的印记。原来，祖父的每种论著，凡是得到过他人（不论是前辈，还是学生）提供资料，或是提过意见，他必定在文中说明，表示感谢。但是，对于刘乃和，他的道谢，采取了特别的方式。主要表现在《史讳举例》和《通鉴胡注表微》的重版中。《史讳举例》是祖父的重要著作之一，最初发表在1928年的《燕京学报》，1958年，修订后交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祖父在“重印后记中”说：“今本系刘君乃和校本。刘君于本书用力至深，曾将全部引文一一检对原书，正其谬误，其须加卷数及引号者并加注卷数引号。今特用其本重印，以便读者。”这部新排印本中，多次出现“乃和按”的小注，这是祖父著作中，未出现过的做法。其实，祖父自己也多次校过这本书，“乃和按”等等的小条，有许多也是祖父亲自起草让刘乃和誊改在书中的。在《通鉴胡注表微》的“重印后记”中，祖父也特别声明：“标点符号，勘对原书和征引书目等等，多靠刘乃和同志，特此附记。”

        祖父逝世后，刘乃和对祖父的学术道路、成就贡献及励耘精神，继续总结、宣传，作出了贡献。刘乃和先生是校长秘书、学术助手兼照顾祖父的生活，这就是她的定位，也是北京师范大学历任领导的共识